在1966年大概十月底（天还不算太冷）时，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的学生高振洲。他高高的个子，戴着一付黑色眼镜，一看就知是个学习很好的人（我那时有个误区，认为天天看书，才把眼睛看累了而成为近视的了）。果不其然，他后来做了江苏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闲聊中得知，他组建了一个造反派组织，名称叫“专揪梁如仁战斗兵团”。（我把这个袖章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保留到九大以后，在七十年代初期不知什么原因，我父母亲都给扔了。）这个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名称，在当时的徐州市和徐州专区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别的群众造反派组织的名称，大都是以“事物”或“事件”或“抽象名词”来“表述”的，还没有这么一个“专业”的群众造反派组织。我于是很感兴趣，就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位梁如仁是何许人也？他当时是徐州地委书记，大概也曾担任过徐州地区专员和徐州市委书记。在八十年代前，那时的组织架构可能是，有“工业”的“城市”，叫做“市”，它是没有农村及农业的，顶多只有一个附属的“区”，叫“郊区”，是专门生产蔬菜的，是管城市的“菜篮子”的。有“工业”的“城市”是一级架构，没“工业”的农村是又一级架构，叫做“地区”。用现在的话讲，“城市”是创造GDP的，“地区”是创造粮食的。这两个架构是平级的，没有上下级关系。当时的“徐州市”下辖四个区，而“徐州地区”则下辖八个县。
加入了这个组织后，我主要见过高振洲、一个年龄约三十岁左右脸蛋稍胖的男性、一个学生模样的男性、还有一个不象学生模样的女性等这几个人。
有一天，高振洲心情不太好，不太高兴。后来听说，原因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探到了梁如仁躲藏的地方，并主导了这次抓梁如仁的事。但在现场却被其他的造反派组织给抢走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他只有十来个人，而人家却是几十人之众。另一个版他刚抓到梁如仁，想找个固定关押梁如仁的地方，但不知被哪个造反派组织探到，连夜砸门把梁如仁给抢走了。不过也有一个收获，当时高振洲在抓到了梁如仁时，还抓到了据说当时负责警卫梁如仁的王儒现（抓到后两人是分开关押的，所以王儒现没被抢走）。据说，王儒现当时可是徐州地区公安处的处长吧（相当于徐州市公安局的局长，当时的徐州市公安局局长是陈耀）。
在发生了梁如仁被抢事件后，高振洲就很注意王儒现被抢的安全问题了。几经碾转后，他把王儒现转移到了位于大同街徐州市手管局（手工业管理局）对面的徐州供销社果品公司后院的稍小一些的院子内。
果品公司大院这个地方相对较为清静。穿过果品公司小大院的几间办公房后，就进入了徐州市供销合作社的大院，那时供销社的办公大楼大概是四层吧。在大院的东南面还有个小院子，它有独立的大门，门可以落锁。院内的东面有几间房屋，西面有没有房屋我忘记了，院内种有几棵果树，还有一些花草。直冲这个院门的对面（南面）有一个带台阶的房子，这间房子很大，是这两家单位的职工食堂。东面的房屋一进门房间很大，在房内的右边还有个上了锁的房间，房间里边有一个临窗的办公桌和一张床，几个盛文字材料的柜橱。王儒现就被关在这间屋里。王儒现处在这样一个“深宅大院”里，可以肯定的说，是相当安全的，如果没有内鬼，几乎可以说没人可以找到他。我记得这时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屋里生着取暖的火炉。
我那时有时是白天值班，有时也是夜里值班，但白天值班居多，有时也一连几天都不去。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有一个多月吧。
在我值班时，我几乎都要王儒现到大房间来烤一会儿火（小房间没有火炉）。我记得，当时高振洲要求王儒现一天要写至少两、三张揭发梁如仁的材料。
大约在1966年12月的29或30日（具体哪天忘了），那天是我夜里值班。我想都快过新年了，高振洲为什么还不放人家回家过年呢。我于是对王儒现说，叔叔，你要想回家过年，我就能放你走，我有开后门的钥匙，我还有钱给你，让你买车票回家（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我手上的钱，都是我积攒下来的父母给我的零花钱，最多也不过是几块钱而已，但我觉得不少了。）。王儒现当时没同意。现在想来，他可能是怕我受到牵连。因为他一走，高振洲肯定知道是我放走的。我那时是在小孩，怕我得到不好的结果。后来有一天，在我值白班时，王儒现在食堂里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份徐州的家常菜“椒子酱”和馒头，我们两人在一起吃的中午饭。现在回想，他很可能是为了感谢我当时要放他回家过年的做法。
现在回想起这事，我当时的做法和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幼稚（我当时才刚到十四岁半）了。我放了他，他肯定还会被高振洲或被其他的群众组织给抓回来。可我为什么要放王儒现回家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当时的主要想法就是，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主要是针对思想上的，而不是针对人的。既然是针对思想上的事，那为什么还要关人家几个月，还不让人家回家过年呢？
在进入1967年后没几天（感觉是快临近春节了），有几天我也没有去值班，当我再次去时，发现那里已经是“人去楼空”了。在那以后的几年后，我才又见到了高振洲。当时我们也只是匆匆地打了个招呼。大概在八十年代的中期时，相隔了二十年后，我才又重新见到了高振洲，这时的他，已是江苏广播电台的记者了。我还记得，江苏广播电台当时在徐州还办有一个公司，在淮海饭店（现花园饭店）的淮海路一侧的楼上有个很大的门面，我还在那里买了个蝙蝠牌落地式电风扇。高振洲当时还给我说，在这买东西可以找他，据此，我猜他可能是那个公司的负责人。当时的一别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高振洲。
（连载6）
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来到了1967年。在1966年下半年的前几个月，徐州市各种大规模的批斗会“此起彼伏”。这种情况在持续到当年的十一月份后，才算是基本上绝迹了。
在当年的八月至十月，我们家也“热闹”起来了，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接连被批斗了。我父亲是经常被批斗，我母亲只被批斗过两、三次。
我父亲被批斗的地方，大多是在徐州市体育场、徐州市体育馆，也有在徐州市马市街55号院（云龙区委礼堂）批斗的，但是次数极少。
给我父亲安上的罪名是“四类分子”，是哪“四类”呢，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简称地富反右）这四类。后来又加上了一类“坏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这也就是官办红卫兵所称的“黑五类”，这些人的子女也叫“黑五类子女”。
由于我的父亲在解放前一无所有，所以批斗时，就被去掉了“地主、富农”，而变成了“反革命、右派”这两个名头。所以在批斗时，我父亲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就写着“反革命 右派”这几个字。后来，在一次批斗会上，我听到有人揭发我父亲“打着红旗反红旗”。原因是，我们家里贴着毛主席像，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还说我们家从一解放起，就一直贴毛主席像，所以一直反对毛主席到现在。还有人说我父亲同情“地富反坏右”，与他们来往，替他们翻案。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为什么要去参加对我父亲的批斗会呢。是因为当时我们家来了几个人，他们要我们家出一个人参加对我父亲的批斗会，所以，我自告奋勇去参加了。
在刚开始批斗我父亲时，给他挂的是个纸牌牌，拴纸牌牌的也是个绳子。后来，纸牌牌“升级换代”成了铁牌牌，拴的绳子也换成了细铁丝。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被批斗后回家，他手里拿着一个铁牌牌。他说，这个好，牌子不重，铁丝也粗，以后用它挂脖子上，就不会被勒疼了。
我在当时就是不明白，我父亲明明是一介草民，没和那么当官的有一丝一毫的瓜葛，但为什么偏偏要在批斗那些徐州市的一些领导、一些区、局的一些领导时，要与同在一个“战场”上被批斗呢，要被“陪绑”呢。这样一搞，弄得我父亲仿佛也是个厅局处级的革命老干部似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些批斗会上，很多人上台发言，全都是揭发、控诉徐州市的一些领导、区一级的一些领导、各个局的一些领导，他们是如何反对毛主席的，以及如何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革命罪行。可是，从来就没有人上台揭发、控诉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这很令人不解，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后来才弄明白的，等以后有空闲时，我会专门来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的奇葩。我那时天天去批斗人家的走资派，忙得不亦乐乎，而别人却天天在批斗我家的不是走资派的一介草民的父亲。这是不是很有点戏剧性，也有点喜剧的风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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