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焚”焚出“农民打工”的更深层隐忧
[ 大于 ] 发表时间： 2007-12-03 11:41:25
前面曾经写过一篇《“农民打工”的深层隐忧》，主要忧的是“不管城市化到什么程度，我们还离不开农业生产，农业劳动也需要优秀的接班人。现在在打工的年轻农民，总有一批要回归到家乡的土地。然而，当需要他们来挑起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大梁的时候，他们会有思想精神技术上的准备吗？如果他们既没有相应的技术，又失去了了对土地的热情，我们的农业还能够依靠谁？”
近来发生的赴深圳务工人员杨增朝，因为向老板索要1100元工资未果点火自焚，又牵动了各方面的心。在网是查看了有关情况，我感到这次“自焚”焚出“农民打工”的更深层隐忧。
资料所说事发的经过是：杨增朝和妻子刘小丽于11月8日一起进入深圳龙岗平湖长满手袋厂，从事车位工工作。有一个一岁的小孩在宣威老家，由公婆带着，入厂前，家人就打电话说，孩子生病了，发高烧，让杨增朝夫妇回家看看。不久前，杨增朝的母亲又生病打吊针，杨增朝夫妇归心似箭。11月24日，杨增朝找到厂长要求辞职，并索取工资，厂长表示不能说走就走，要扣工资，杨增朝说，最多扣30%，再扣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但厂长还是不同意，杨增朝悲愤地说：“老板你是不是要我死？我死给你看！”他猛地随手拿起一桶白电油往身上一浇，随厂长进了办公室，点火自焚。
特别出人意料的是，受云南省政府委派的专赴深圳调查组，经过一天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事实比较清楚，责任主要在个人，政府不能买单。”。平湖劳动站出示了一份杨增朝此前和工厂签订的委托书，杨增朝于11月21日委托妻子刘小丽核对后代领工资，并借支了100元。平湖劳动站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证明该工厂不存在欠薪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当月工资在下月7日前发放，最多还可延至下月22日。”
这就是说，杨增朝的自焚不是实质的维权。那么杨增朝为什么要自焚呢？针对工厂向劳动站出示委托书证实不存在欠薪一事，刘小丽表示，当初因为杨增朝和自己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向老板借钱，才在11月21日签下了委托书，不过3天之后，两人依然无法向老乡街借到钱，而儿子和母亲的病情又在家中，才会在11月24日再度讨薪。刘小丽在了解到调查组的结论之后表示：“如果说全部责任在我老公个人，我感觉是在推卸责任，毕竟是在工厂发生的事。”
看来，对老板也只能进行良心的谴责，最终杨增朝要完全自负自焚的苦果，上百万元的医疗花费也只有依靠人道援助来解决了。
引用这些内容，因为从这些材料中，除了事情的过程，还反映出“农民打工”的更深层隐忧。
杨增朝为什么会自焚？因为他感到走投无路了。据说他和妻子已经来深圳打工5年。两个年青人，留下孩子老人，在繁华的深圳打了5年工，结果在亲人生病需要回家的时候，竟然身无分文。他们是不是把钱都寄给了家里？好象也不是。因为事情发生后，杨增朝的大哥杨增礼从云南老家赶到深圳，还是乡亲们给凑了七百多块钱。
有人总以为农民出来打工就能够赚很多的钱，就可以轻松地致富了。看起来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杨增朝的自焚即使不是实质性讨薪维权的典型，也是农民工生存状况的一个代表。他们背井离乡，用自己最具活力的生命，在外面干着最累、最脏、最重的活，得到的却是很低的报酬。
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没有富裕起来，在精神上也没有了支柱。这样的生活难道是他们所希望的吗？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改革的目的吗？这样的状况难道真要100年不变化吗？
不要说100年，就想想20年后，当杨增朝们耗费了他们最具活力的生命后回到家乡，钱没有钱，地种不好地，那又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要知道，中国现在有两亿农民在打工，他们牵连着至少有五亿人。如果这样的情况只要有五分之一，还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吗？
打工的农民兄弟，付出的不仅是现在的青春，实际上还预支了未来的保障，但是获得的仅仅是眼前勉强的生活，它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我认为的“自焚”焚出“农民打工”的更深层隐忧，但愿是我杞人忧天，根本不会有这种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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