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后，解放军某部高举“化悲痛为力量”的旗帜，打着“复仇”腰鼓，送杨虎城将军棺木出城。时盘棋 摄
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还有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重庆解放后的12月1日，地下党的同志告别地下，迅速挂出“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同志能活下来，看到解放，一起去保卫和建设新中国。
侥幸逃出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同志报到后，被分配参加处理殉难烈士的善后和筹备追悼会的工作。白天忙着工作不说，晚上还要挑灯夜战，抓紧完成出狱前，党组织对他的最后要求，代表狱中党支部和遇难烈士，向党组织撰写并递交最后的工作报告。
《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局部)
这就是《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分为7个部分，共2万余字。著名的“狱中八条”意见，就是这篇报告的最后一部分。
“狱中八条”的内容，我们已经熟知，很多朋友提到，也会毫不犹豫想到其中的“反腐”，但我今天想说的是第三条：“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条，是整理过的版本，原文写作：“不要迷信组织”，说得更狠!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呢?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广场“狱中八条”碑
《狱中意见》指出：“下级干部一般比较纯洁、热情，但斗争经验不够。始终崇拜上级，迷信组织，以为组织对任何事情都有办法，把组织理想化了。加上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更使下级干部依赖组织，削弱了独立作战的要求。”
著名的“江姐”——江竹筠烈士，也曾发现了问题的存在，她就提出：“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
曾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负责宣传、统战工作的王朴烈士，被捕后也反思：“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
江竹筠(江志炜)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学生入学登记表
是什么刺激他们，说出这些，有可能被今天某些人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是“低级红、高级黑”，甚至是“大逆不道”的狠话呢?
众所周知，红岩英烈的不少人，其实就是被他们曾经信任，甚至是崇拜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大叛徒中最有名的，就是刘国定(重庆工委书记)、冉益智(重庆工委副书记)、涂孝文(“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川东地下工委书记)、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和李国祥(重庆城区区委书记)、任达哉(市委交通员、城区支部书记)。
这些人的叛变，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川一带的地下党组织中有133人被捕，工作一度彻底瘫痪。这些曾经满口“理想”、“信仰”和“气节”的领导，真遇到考验——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就啥都不管不顾了，只要活命，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大肆出卖昔日的同志。
王朴(王兰骏)复旦大学学生学籍表(复印)
有鉴于此，烈士们沉痛地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明白，自己是党组织的一员，不要认为组织是万能的，上级是绝对正确的!
无独有偶，1957年在讨论高校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内部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曾对副书记刘仁等同志说过：
“过去党课上讲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讲得太多了。以后多给他们讲讲党内也有乌七八糟的非马列主义的东西，让他们得到这样一个概念，共产党问题不少，大体还好。
告诉他们，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争工资、闹待遇、享受在前、吃苦在后、不能起模范作用、不让儿子参军、你整我、我整你、贪污盗窃、男女关系等，凡是国民党里有的，共产党里都有。
宋绮云夫妇和八岁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的遗体。时盘棋 摄
要讲清这些情况，打破他们的神秘感。”
为什么要跟高级知识分子讲清楚这些“不好”的情况，讲有些人认为要拼命藏着掖着的阴暗面，要打破入党前的神秘感呢?
同样，我在看大量基层革命史料中，也曾看到过一些类似的看法和暴露出的问题所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烈士留下的狱中八条，还是我看过的一些老同志回忆录，他们都在反对两种倾向：
一个是把党内想得昏天黑地，这是反动派最爱攻击我们的套路;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把党内想得花团锦簇、过分纯洁。
收敛白公馆附近被屠杀的烈士遗体。时盘棋 摄
第一条好理解，第二条可能有的同志和朋友就不理解了，革命是光明的，怎么革命队伍里却不是干干净净，花团锦簇呢?
甚至历史和现实中，颇有些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后，看到一些阴暗面，看到一些不能让自己满意，不同于自己幻想的东西，就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对革命非常失望，进而把革命描绘得一团糟，以至于走到反革命的歪路上去。
那么问题来了，革命队伍里有没有坏人，有没有阴暗面?
答案是肯定的。就像贪污，总有些人去散布，甚至可以说是幻想，说改开前，说建国前，革命队伍里没有贪污，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1949年12月7日，西南局、重庆市和解放军同志到被国民党屠杀焚烧后的渣滓洞监狱察看。时盘棋 摄
1966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同志，曾接见老战友黄负生烈士的遗孤黄钢、黄铁时，谈到包惠僧的一些情况：
“负生牺牲后，全国各地募捐的钱都交与包惠僧。他用了以后，党内开会斗争批评他，后他又借你们孤儿寡母的名义去募捐，募来的钱他都贪污了。原来你们住在黄土坡，后把你们弄到西川湖去住，让同志们见你们就不那么容易了。
叶挺同志从广州寄来了大量的钱，要把你们接到广州去读书。如果不叫包惠僧骗走，这钱也够把你们抚养成人了，可这大笔钱被包惠僧侵吞了。”
包惠僧，大家比较熟悉，黄负生烈士作为早期共产主义战士，知道的人就极少了。
晚年的包惠僧
教员同志曾与黄负生同志相熟，称赞这位《武汉星期评论》的主要写手，与《湘江评论》的主要写手蔡和森同志非常相似，说过：“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
可惜，不管是蔡和森，还是黄负生，都没有看到革命胜利那天。
黄负生烈士因病早逝，弥留之际，挣扎着写下辞世书：
“朋友们!
唉!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环境，杀人的利剑四方入面密如雨点似的向我刺来;我的一颗心儿被彼刺破了;我底脑子被彼搅翻了……我可不是投降环境的人呵!——死——我是毫无怨艾的呵!……你们的希望，确实比我多些，因为你们的身体都较我好;你们的学识与能力更较我好;你们的境遇也许较我好。
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社会，除了诸君，还有谁呢?
我深望诸君切实担负起这重担子，向着腐旧而万恶的社会，勇猛地开放九十九生的大炮，大大地轰斗起来。我知道你们必能成功，因为你们是有这种希望的人。我瞑目地下，遥祝诸君的成功!
11.14 负生绝笔”
蔡和森、向警予烈士
1945年6月17日，“教员”同志为首，带着全体“七大”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黄负生同志的名字，被列入中组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正在枣园文工团工作的黄负生之子黄钢，则以烈士家属的身份，出席了那天的大会。
熟悉党史的朋友都知道，包惠僧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七人之一，
1921年参加“一大”任武汉执委书记。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极度悲观失望，看不到革命的前途，于是消极脱党。卖了几年文章后，被北伐时期的老熟人、湖北省主席何成濬拉去，做了国民党的官，最后在国民政府的内政部，作到人口局局长、户政司司长。解放后，从澳门回来。
所以，不能没有理想，也不能有不切实际的理想化，美化甚至幻化。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
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
教员同志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立志作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自己有了错误，就大胆承认，就坚决改正过来。即使会受到一些非议，也毫不动摇。自己在深刻认识错误的基础上，根据全面的事实提出的看法和作法，是不会错误的。即使一时有人看不清楚，提出反对意见，也不要动摇，也应当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说服那些看不清楚的人。因为事实是驳不倒的，反对不掉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和作法，最终是会胜利的。
因此，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气概，要有敢于和各种不正确思想作斗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当然，这也不是让大家莽到底，而是要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才有斗争下去的本钱。
1920年5月8日，半淞园，旅沪新民学会大会并欢送赴法勤工俭学会员(左七)
2025年12月6日23：00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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