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泽东对领导带头的看法

《周易》和毛泽东对领导带头的看法　　

关于领导带头这个问题，《周易》在革卦九五爻辞中说：“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五是上卦的领袖，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像领袖这样伟大的人物，如果在革命中能像老虎一样勇猛，其结果，不用占卜，就知道革命会取得人们的信任。　　

《周易》紧接着在革卦的上六爻辞中又说：“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上六在这里既可指群众，又可指九五的大臣，总之是指九五的臣民而言。这段话的含意是在说，在参加革命斗争的变革中，如果领袖能做到像老虎那样勇猛，就可以把正派的臣民带动起来，即使不能像领袖做到老虎那样，也会做到像豹子那样，进而就会把不正派的小人物们都带动起来，使他们洗心革面。　　

从以上两例来看，《周易》的观点是，在革命中，领袖起带头，就可以带出一批先进的臣民。而领袖和臣民相结合，就可以把全社会都带起来，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得到改造。以此说明从上至下起带头的重要。　　

在革命中，有关领导带头的问题，毛泽东的教导是很多的。因为毛泽东参加的革命斗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所以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的模范带头的作用。比如他说：“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勇敢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注1）又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注2）就是说，领导在革命斗争中的带头作用，不是孤立的，必须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　　

但到革命成功后，即打下江山，到坐天下时，关于领导怎样带头的问题，《周易》中就不见下文了，而毛泽东则更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在革命过程中起带头，这是容易做到的，这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有一个为胜利而斗的共同奋斗目标，可到胜利后，这个目标没有了，再说，胜利前的奋斗，正是为了胜利后的享受，也正因如此，所以在打天下时，在战场上拼杀不亏是英雄，可到胜利后，就凭着这功劳，开始与当年的生死战友们，争利于市，争功于朝。即使自己不想这样争，可自己原有的亲戚朋友，邻里乡亲，或在革命中曾舍命救过自己的恩人们，现在他们找来叫帮办个“小”事，办不了，太失面子，太丧威信，太不讲人情，也太对不起他们。可是要办，就得有权，也正是为了应酬这一切，这环境就逼住自己也不得不争个一官半职，而且官争的越大，就越能办到这一切。就这样，胜利前领导者的职权，是为了带领大家共同走向胜利，权就是责任，起带头，成了分内事；到胜利后，领导者的职权，无形中就参进了给亲朋好友办事的方便，结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时的权，就成了特权。所以在胜利后，领导者的带头作用，首先就是不要把手中的权变成特权，变成为亲朋好友谋利的权，这道理好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会把亲朋好友都得罪了，同时也就把自己置之孤立无援的地位，为不落此下场，就得利用职权，对人方便，对己方便，有权不用，过时作废，必然悔之晚矣。因此到坐天下时再带廉洁奉公的头，就难多了。而毛泽东有一大特色，就是越难办到的，自己越要带头办到，而且先从自己对子女做起，比如对长子毛岸英的婚事，当时政策规定男二十女十八才准结婚，毛岸英向父亲求情说：“我今年已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可是他的对象思齐还不满十八周岁（差几个月），毛泽东听后很恼火，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管你说什么，思齐不满十八（周）岁，就是不能同意你们结婚。”毛岸英走出院晕倒了，后来毛泽东知道后仍坚持说：“他要做检查可以，要求结婚就别来了。”（注3）总之，因为毛泽东是主席，就要求自己的家人也必须在执行政策上起模范带头的作用。　　

正是毛泽东的这种不徇私情的行为，也就带出了这样的家风，举例说罢，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他的亲戚来信了，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写了回信，回信上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注4）　　

就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普通战士一样，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其妻思齐（刘松林）请求将尸骨迁回国内，毛泽东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注5）看来只要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的尸骨还在异国他乡，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死了也得起这个带头作用。　　

毛泽东是领袖，他的这种行为，就带出了他那个时代的特点，这就是：老子当官，儿子受贫吃苦，以此带出了一个弊绝风清的新的社会风尚。而毛泽东死后，很快又恢复了：老子当官，儿子发财腐化，这就又带出了另一个无恶没有的社会风气。可见领导带头，尤其到了坐天下的时代，就不仅是领导个人的表现了，而且还要看他全家的表现。所以这个头就更难带，唯毛泽东做到了。　　

毛泽东不但自己做到了，而且还要求他的老战友，老同事，以及各级领导都应该再带起这个头，可这时和打天下时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嘴上也跟着说要带这个头，但实际做起来则成了另一套，成了嘴上拥护社会主义，实际走的是资本主义，毛泽东给他们起个名字，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运动，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此教育他们再能成为廉洁奉公的带头人。若再做不到，就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就得从领导岗位上淘汰下去，这就把整个社会纳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权前面万木春”的态势之下。也就从制度上保证了使时代永远成为领导干部能带头的时代。但这些人则和毛泽东结下了深仇大恨：没权时，在暗中煽阴风点鬼火；有了权，就翻案，把毛泽东说成了十恶不赦，竭尽全力来妖化毛泽东。　　

综上所说，关于领导起带头的问题，从《周易》就开始注意，但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在打天下时，而到坐天下时，再做到就太难了，虽在历史的典籍中，好像不乏其例，但也只是在某些具体事上的体现，究其一生，能真正完全彻底做到的，只有毛泽东。毛泽东不但自己做到了，而且决心建一个领导永远带头不谋私的新制度，正是在实践这一问题上，使的那些内心只想谋私的老同志，老战友，不但和他分道扬镳，而且结下新仇大恨，对此，毛泽东非常清楚，但尽量想把他们挽救回来，如对邓小平，他说永不翻案，毛泽东已经识破他这话靠不住，是在骗他，但毛泽东也不会开杀戒以绝后患，总希望他真能改了，一旦改不了，也只准这些人做对不起自己的事，也绝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毛泽东为此做出了自我牺牲。再说群众运动，直接整的是走资派，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实质，是通过运动，几乎不留死角地使最广大群众受到教育，认识到找官为己谋私，不但是错误的行为，而且会给官带来“受整”。像这样损人利己的不道德的事，自然就不愿做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不会再像旧社会那样，为了办成自己的私事，就不择手段地找关系，托人情，大施行贿送礼，实际是把这一切当成了武器，在向官发起总攻，官就是这样走向腐败的。而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就彻底把这行为改了过来，产生了一种新环境，这就是：天下的一切事，都依理而办，凡合理应该办的事，不托情也照样得到解决，一旦解决不了，就不是向官求情和送礼的事了，而是理直气壮向官提意见的问题，对个别事没办了，或没办好，到运动时，官就得受整，就得做检查。同样，对不应该办而办了的事，在运动中，被群众揭出，官同样得受整，得做检查。不弄是那一种检查，作的不深刻，都过不了关。官怕到运动时不好过关，平常既不敢徇情办不合理的事，更不敢对群众应该办的事，采取消极怠工，而只能积极主动带头办好。因为徇情办私事要受整，这就使的求情者很明显成了损人利己者，所以也就很少有人再来求官办私事，一旦有人来求，官也很容易拒绝，而且拒绝了，也不会恨官，因为不是官不想给办，更不是官要求什么条件，而是政策不允许办。就这样，求情者必然会由少到绝，也使的任何人当了官，都不会贪赃枉法，只能在廉洁奉公上带头。为什么毛泽东死后，中央也决心要惩治腐败，但就是惩治不住？不是官不想带头做个廉洁奉公的官，而是没了群众运动，就没了官做廉洁奉公的大好环境，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由此可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正是毛泽东在治官问题上“求之于势，不责于人”的表现，表面看来在整官，归根是在为官当好一个官在创造大好条件，使的任何人当了官，只能当个好官，不能当成坏官。这一切，毛泽东时代的官都深有体会，所以毛泽东时代的领导干部，没受过整的几乎没有，但他们绝大多数不但不狠毛泽东，而且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拥护者和捍卫者，因为毛泽东使他们都成了在人民中享有最高威望的好官。而看不到或不这样看问题，甚至只看到干部受整的一面，一心要翻这个案的人，说明胜利后，他们凭着在打天下时的功劳，已利令智昏，成了目光短浅，不辨是非的人。怎样解决好这些人的问题，就成了胜利后，要建立领导永远带头不谋私的新制度的最大障碍。毛泽东的晚年，正是在解决这问题上，给人类积累下了极其宝贵和极其丰富的经验和财富，在这点上，当然《周易》永远不能相比了。　　

注：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8月北京第二版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0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3）王得山：《毛泽东一家》，第1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第一版。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58一15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1年5月第1版。　　

（5）王得山：《毛泽东一家》，第2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3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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