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不喜欢赶时髦。
小时候，每逢串亲戚，都是母亲很费心思的时候，因为我不喜欢穿新衣服。母亲拗不过，就只好妥协：我穿新衣服可以，但得允许我穿着新衣服在地上打个滚儿。
成年以后，我更是不愿凑热闹，或者叫做赶时髦，比如很多专家教授，文人墨客扯着嗓子喊“接轨”，我几乎跟没有听到一个样，你接你的“轨”，我做我的事。但时间一久，我发现这个世界变了。
新贵精英们，脑门上顶着金光灿灿的金字招牌，在中国的角角落落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凡是当道者一律得被扫入垃圾堆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
新贵精英们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与国际接轨”。其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中国是落后的，不和别人“接轨”，怎么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
美西方的经济奉行“自由经济学”，政府不加约束，自由竞争。为了“与国际接轨”，我们学校的经济学教授，成了清一色的留洋教授，讲授的课程成了清一色的“自由经济学”。四十多年来，一茬一茬地培养，在中国，信奉“自由经济学”的人摩肩接踵，但中国的实际问题，却一个也解决不了。
美西方的富裕、高薪、高福利让新贵精英垂涎三尺。从此深信资本主义制度优于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制度也得“与国际接轨”。农村实行了三十年且取得巨大成就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被分田单干取代；庞大的国有制工厂企业集群，实行“资产改制”，于是中国的亿万富豪很快就和西方“接轨”了。
新贵精英不仅和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上“接轨”，更要和西方文化“接轨”，因为他们深信，中华文化一文不值，真正能代表世界文明的是“西方文明”。“圣诞节”“万圣节”“情人节”等洋节日被弄得轰轰烈烈，中国几千年的春节、中秋节、元宵节等节日被弄得冷冷清清，无人问津。
年轻人结婚，新娘得穿婚纱，新郎得穿礼服，好像不穿婚纱礼服，就不是婚礼。公共场合，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得穿西装打领带，甚至政府公务员的标准照，几乎找不到一个穿着中山装的。学校里，孩子们读书，那些课本上的编辑如果没有一个洋人领衔，就好像不是课本似的。
和西方的“轨”接来接去，我们开始迷糊了。古代的孔孟老庄忘记了，鲁迅的文章踢出了课本序列，代之而来的是，西方“圣贤”粉墨登场，来训导中国的孩子们。
我们自己的历史观被放弃了，学中国历史的最高境界，得到美国听美国教授的著述。于是，陈胜吴广、方腊、李自成、洪秀全都成了“暴徒”，屠杀起义农民军的“曾剃头”曾国藩则成了近代中国“圣贤”。
铺天盖地的文章，众口一词夸赞秦桧的“书法”，到处展示蔡京的“书法作品”；岳飞豪气万丈的《满江红》被扔到九天云霄。面对顶着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之顶礼膜拜，却对平生写了一千多万字不朽作品的鲁迅冷嘲热讽。
这个“轨”接来接去，竟然又接到了“蒋委员长”那里。在大陆统治22年，屠杀了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将近四千万，位居“四大家族”之首的蒋介石，北伐前线，炮火连天，老蒋却在收听上海股市行情，面对倭寇入侵无动于衷，而对忧国忧民的共产党却是“宁可枉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些新贵精英含情脉脉地给老蒋封了一个“抗日领袖”的头衔。
新贵精英口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被“与国际接轨”，直接吹到天上：“最美××”、“民国空军之母”，极力颂扬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的风姿。唉，宋美龄接受“东陵大盗”孙殿英的贿赂只字不提。宋美龄贪污全国爱国人士巨额捐款，只用零头买了美国三百架过时战斗机，能购买两千架先进战斗机的剩余款项，全部存入美国银行宋美龄的个人账户，只字不提。
这个“轨”接来接去，中国老百姓的大救星，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导师，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毛泽东，被新贵精英们塑造成“改开”的对立面，保守势力的代名词，迫害“文化名人”的总后台。
总之，“与国际接轨”之后，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中国人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不知道谁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谁是中华民族的恩人。
最令新贵精英啼笑皆非的是，我们倒是和西方接上“轨”了，美西方说好的“自由经济学”早已抛到爪哇国了，说好了“公平贸易”，说好了“公平竞争”，他们翻脸不认人，各种“退群”，各种不认账，跟中国搞起了“贸易战”、“科技战”、“认知战”。打来打去，美国、欧洲还是自乱阵脚，日子一天比一天窘迫。
不知道下一步，新贵精英该和谁去“接轨”。回头看，不觉冒了一头白毛汗：自己这哪是“接轨”，接的简直都是“鬼”！
小时候，我很怕鬼，以至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拿着手电，把屋子里黑暗的角落照个遍，总害怕那个角落里藏着一个龇牙咧嘴的鬼。
后来读了书，才知道世界上没有鬼。但现在老了却有点动摇，因为我不害怕死了以后能见到鬼，但我害怕活着的时候，看见遍地都是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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