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南下》中有个非主要人物司徒梅，这个角色的思想性意义超过了电视剧原本所要表达的主题。
《南下》主要讲述上海解放初期，几个从山东革命老区南下到上海参加接管工作的年轻干部的故事。这其中，有一个南下干部司徒梅比较特殊，她本是上海“棉纱大王”司徒家的独生女儿，多年前不辞而别离开家庭去参加了革命，而今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员回到上海，她与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总是格格不入，对上海平淡俗庸的工作、生活环境也始终无法接受，坚决要求跟随解放大军继续南下，在福建进军途中身染重病，不得不回到上海治病，病愈后因感情原因又不得不留下工作。但她仍然总想去从事艰苦的工作，当被批准到上海郊县偏远农村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容光焕发、精神昂扬，而面对较好的工作条件、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她就闷闷不乐、情绪低落，至于舒适安逸的家庭生活，更使她烦恼。有一次工作之余，丈夫提议两人到舞厅去“放松一下”，在灯红乐柔的氛围中她感到极为不自在，坚决不愿下场跳舞，最后忍不住冲出了舞厅。
司徒梅的烦恼，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即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新政权）后自然会产生的。对司徒梅这样出身于生活优奢的剥削阶级家庭的人来说，如果革命“胜利”带来的仍然是高人一等的身份地位、安逸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时不时与自己的“先生”（或“太太”）在灯红酒绿的舞厅里和着柔靡的音乐翩翩起舞，这么一类她原本就可以拥有的人生状态，那么她当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呢？
为什么革命？这是司徒梅的烦恼的根源，当然也是当年所有加入到革命阵营中的人们都必然或清晰或模糊地跨过的思想关口。现在，站在人类文明、正义、道德的高度，摒弃那类“高深”晦涩的“理论”辞藻，通俗地说，当年为什么革命的答案，或者说是革命的目标，应该是两个：一是实现国家的独立、自强，二是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公道。显然，当年某些参加革命的人（甚至也许有很大一部分参加革命的人）内心里并没有这两个目标，但革命的大旗上是明确写着这两个目标的，它使革命具有着不同以往的社会变动的正当性，也使革命具有着提升人类文明的正义性，为此，许许多多家境或优裕或小康或贫困的自觉的“司徒梅”们才集合起来共同奋斗。而当革命现实及其参与者的复杂性，使革命的发展过程与革命目标不甚契合（甚至大为乖离）时，真正的革命者“司徒梅”们就难免烦恼了。
“司徒梅”们的烦恼，也是当年革命的领导者们遇到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与刘少奇之间逐渐明朗的分歧、矛盾及由此产生的斗争，本质上就是围绕是否坚持革命目标而产生的。史料显示，当年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些革命领导人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具体来说是在农村实行必然重新走向两极分化的自由小农经济，在城市实行显然将不断加重资产阶级地位的放任、支持私有经济发展的政策。应该说，他们的这种主张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有一定作用的，他们或许真诚地认为这是实现国家独立、自强的最佳选择。而将革命目标拿来对照考察，且不说他们的主张是否能使国家得到真正的独立、自强，在实现社会平等、公道方面却显然是会渐行渐远乃至迅速回到解放前的。由此可以认为，社会的平等、公道并不是他们的革命目标，至少不是最重要的目标。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时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断然缩短“新民主主义阶段”，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在城市实行私有企业的赎买国有化。因为在他看来，推行集体化、国有化、公有化，是走向革命目标的必由之路：能够真正地长久地保障国家的独立、自强，能够真正实现社会的平等、公道。后来的“文革”，也是为建立实现革命目标的根基而进行的努力。可以说，在他那里，为什么革命一直是明明白白、从无改变的。
为什么革命？面对这个问题，能够矢志不移地坚持要实现社会的平等、公道，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从这个角度上说，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表明，当年许多参加革命的人（从普通干部到战功赫赫的“将军”、“元帅”以至高层领导都存在），实质上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只是革命的“同路人”，有的甚至是投机者。
即便是真正的革命者，有的人囿于思想的局限，也会在革命过程中出现迷失，但因为革命目标仍在心底，最后还是会幡然醒悟。据老革命张爱萍的儿子写的回忆文章中披露：当年张爱萍对毛泽东主席“继续革命”的方针举措不太理解，内心里反对，后来就大力支持“历史转折”，“全心全意地呼唤改革”，最终，他发现“贫富悬殊”以及“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了，这使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他曾对儿子说道：“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可以说，老同志张爱萍在晚年产生了“司徒梅”式的烦恼，只不过这烦恼比“司徒梅”的更加严重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人民有发言权”并且“共同富裕”的社会——即实现社会的平等、公道，而现实状况与这种革命目标如果说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话，至少也是差之甚远。他的教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
为什么革命必须以实现社会平等公道为最终目标？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必然要求，是文明发展的方向，是道德的标志。在当前的科技水平和社会形态下，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这是现在的革命者必须坚持不懈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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