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孙中山逝世一百周年。孙文逝世时，留下的是一场尚未完成的革命，两个各有迷茫的政党，三个供人做注的主义。一百年间，许多种人点评过他。从汉民族主义来看，他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清朝帝制并拜谒明孝陵；从自由主义来看，他总归是推崇民权立宪和五权分立，主张要过渡到宪政的；从新民主主义来看，他反帝反封建并联俄容共。而如果从中华民族主义来看，他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抑或海峡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然而，从八十年代以来受海洋民主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孙中山日益持有否定态度：“一是基本否定，二是完全否定，甚至将孙中山妖魔化，由否定其思想、事业到否定其人格。”所谓基本否定者如李泽厚，一方面主张“告别革命”，就是“告别辛亥革命”，认为革命不如改良，孙中山的法国式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的英国式和平改良与君主立宪，但同时肯定他的革命精神、民主信念、民生主义。但更多“自由主义者”则根本不承认孙中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是将他当作极权主义者。甚至连民族主义也受到责难，人们都认为孙中山、章太炎的汉民族主义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主义。不过，此种对孙中山的否定终究没有波及政界，其画像甚至重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所以总的来讲，孙中山大约的确是“所有中国政治流派最大的公约数”了。
然而，有人把他当“孔子以后第一个继往开来的大圣”（戴季陶），有人觉得“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有人将“天下为公”与“人民万岁”等同视之。显然，越大的公约数越流于空泛，也就越容易被用于制造政治神话。这些神话无疑不符合或只是部分历史“事实”。
首先，孙中山是一个圣人吗？很多人肯定不会这样想，他身上有很多瑕疵。比如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孙中山被称作“伟大的爱国者”，但也和日本在人际交往、满洲问题和大亚洲主义等事情上关系复杂且微妙。而如果说这个圣人是指儒家道统圣人，那自幼接受西式教育，长期交游海外华侨的孙中山更是与此无关。
再者，民生主义的确与社会主义有一定关系，但孙中山直到逝世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想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同时消弭阶级斗争，即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像列宁所言，这只是“退化”了的社会主义，不过在当时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的基础。
最后，“天下为公”与“人民万岁”两者，也就是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之间远非浑然一体。我们不应该对前者抱有太大幻想。虽然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脱胎自《礼记·礼运》，但它的延展与发散不是一个传统儒家的政治概念，而是在政治上支持普选权与改良代议制，在经济上建设有限的土地国有制、打击垄断资本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主张。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理论的三民主义在反满上很成熟，日后也能迅速转向“五族共和”。然而“反帝”虽然早已存在于孙中山的言说当中，但一直未成为其组织正式的口号与纲领。
辛亥革命后，孙通过其经历与观察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军绅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从而提出只有在反军阀的同时反帝，并组建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才能缔造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正如丸山真男所言，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在改组时期发生了“从偏重武力走向心理建设、从精英主义走向大众动员、从佣兵走向革命军队”和“从与某一个军阀联合推翻另一个军阀的战略”到“通过大众的政治化，培育革命军队，打倒所有军阀，以瓦解外国的帝国主义支配”的转变。而这“正是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意义所在，也是有效地理解现代中国的线索。”
但三民主义在经济层面的反帝上却止步于反对倾销、不平等条约与实行粗糙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经济举措在实际上并不比其遏制阶级斗争与实行训政的政治主张更能保护虚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曾主张俄国新经济政策就是民生主义：
若俄国今日所行之政策，实非纯粹共产主义，不过为解决民生问题之政策而已。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
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 第二号》
因此我们大约可以从俄国新经济政策的结局看到中国民生主义的后果，更何况民生主义是无意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
中共概括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固然符合孙中山革命理论与行动的变化，但也未必是孙中山继满洲问题之后的又一次权宜之计。因为国民党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并非国民党老人或者戴季陶蒋介石等原创，而是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一直以来的原则：
孙中山‘容纳共产分子’的考虑，实亦寓有国民党及其主义的独占性和垄断性之深意在。孙反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联合，只同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人“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据闻中共最初筹备时，戴季陶亦曾参与，后被孙中山获悉后挨孙痛骂。在孙之意，除国民党外，不再需要另组革命党，以免分散革命力量。孙对共产主义始而排拒，进而将其包容于三民主义之中，亦未尝不可看做这种独占性和垄断性的表现。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对苏联干涉中国革命与容共的国共合作，让国民党独占国民革命领导权，儒家化三民主义的戴季陶主义固然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变态发育，但三民主义的内容，国民革命后期包括中国阶级斗争、两党关系帝国主义干预等在内的历史情况让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凯末尔主义的历史教训。有诗曰：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至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解读之所以成为得到广泛认可经典，与抗战爆发，期间争取三民主义解释权，以及国民党分裂成不同派系、各自解读三民主义不无关系。
所以当我们谈论孙文这个“最大公约数”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是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任需努力”。但用什么语言讲，革谁的命，谁是同志，怎么革命，大家却又各执一词了：有人借机抒发汉民族主义；有人感慨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失败；有人同意反复地肯定新民主主义；有人将改革开放视为“实业计划”的实现……
这终归不过是请神上身的戏码。纪念孙文当然是好的，但现如此看也无疑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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