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前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在许多方面都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遗产。
新革命历史作品主要分为两类:(1)“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如《日出东方》《长征》《东方》等;(2)以虚构的革命英雄为主角的作品，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我是太阳》等。比照“前三十年”甚至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两大模式不难看出，第一类作品颇具史诗性“革命历史小说”的品格，而第二类作品则更近似于革命英雄传奇（“革命英雄传奇”在50年代就有人使用过，董之林对此有专门研究）而且它们在基本的故事框架上都有众多的相似之处。
所以，不管“新革命历史小说”对“前三十年”的这份文学遗产进行了怎样的改写，不管它执行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功能，它都始终延续着对革命历史的书写，隐约地传达着“革命历史”的记忆，这在全面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有着特别的传承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它始终保留着“前三十年”革命文学的一些传统品格。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的转向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前三十年”意识形态所设置的美学禁忌，突破了旧有写作成规的框限,在小说写作上，具有一定的文学拓展意义。这也是“新革命历史小说”使人感觉面目一新，并激起广泛阅读快感的原因之一。
“新革命历史小说”突破了旧有的创作模式，新的史诗类创作试图以更宏大广阔的历史时空维度来观照历史进程，而不是如十七年文学那样更多的是从“我方”的立场,以强烈的政治判断来回顾辉煌的过去，此类“新革命历史小说”中的优秀作品不乏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对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生命代价和具体的牺牲也不再仅仅关注其升华的崇高意义，对于敌人、对手也不再脸谱化、抽象化，而是将其尽可能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政治情境中来看待,这就使革命史诗容纳的历史空间和复杂因素更为丰富。如通过《亮剑》中的楚云飞表现国民党某些将领个人的军事素质和人格闪光点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起到积极作用；对“我方”内部的错误、缺陷也作出了反思，如《历史的天空》对“我方”存在的山头主义进行了描写。
这样塑造的新革命英雄的形象给人感觉“更真实”，其实，这只不过是时代所认定的关于“真实”的标准已发生了变化。“新革命历史小说”创作在题材相似性的背后,对“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修正，服从了新时期的叙事语法，也书写着新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在毛教员的观念中，新中国的成立只是一个持续革命过程的新起点。“革命历史小说”通过对具有高度理想主义追求的战争生活的描述，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不过是战争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新形式，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已。所以，“前三十年”的史诗类作品中残酷的战争生活、悲壮的牺牲，艰苦的奋斗和最后的胜利不单是通过表明革命者打江山的不易来论证新中国的历史合法性，还通过对英雄人物的书写呼唤着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不怕牺牲、自我奉献的新主体;同时它也在一个似乎看似已经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时期强调了依然要维持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以战斗式的革命激情建设真正趋近平等自由、真正为人民的社会理想(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前三十年”史诗类的作品书写的往往是普通人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虽然在形式上，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史诗性场景是主要表现对象，因为史诗类作品多以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为主要表现领域，革命英雄传奇则多以抗战为主。因为前者更关涉到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更能体现历史辩证法，即“新中国为什么新”；而抗战相对而言则更给英雄传奇留下了闪转腾挪的自由空间和快感与道德感。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几乎全是以普通人或战士、基层指挥员为主人公，如《红岩》《红日》《红旗谱》《保卫延安》《铜墙铁壁》《三家巷》等，虽然这些作品有时也写到高层领导人，但基本都是简单涉及,难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除《保卫延安》例外，正面书写了彭德怀的形象)。其中表现的是“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人民史观，通过塑造平民或中下层出身的革命英雄形象来建构对集体的认同，从而实现对群众的灵魂革命，造就具有并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主人翁。
那么，“新革命历史小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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