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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众举报无果，监督无门，政府的公信力彻底丧失，改良的路径被堵死，社会陷入总体性危机，革命就可能随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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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合法，什么叫不合法？在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下，剥削是合法的，在无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下，剥削则是违法的。对资产阶级及精资族来说，资本主义当然没有错，而且是最好的一种社会制度。这就是法律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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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经常问美西方为什么很少爆发真正的革命？这是其政治制度决定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允许和包容一切异己的政治力量合法存在，自由结社组党，参与竞选，正是这种“合法性”，消弥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异议团体和人士的革命冲动，自觉地服从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可以说，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腐蚀无产阶级革命的温床，而专制制度才是革命的助产士，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和一切异议力量都被视为“反贼”而遭到残酷打压，找不到表达诉求的途径和出口，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选择极端形式——革命，成为了真正的“反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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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资派心目中，毛只是率领他们“打江山”的带头大哥，将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的一面切割掉，塑造成一尊民族主义的无害神像之后，他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坐江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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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号和网证制度得以实施，无异于将11亿网民像对犯人一样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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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证管理办法》，一边煞有介事地公示，向社会征求意见，一边屏蔽不让人发表意见，这样拙劣的“民主秀”真让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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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众疾苦和批判社会不公，历来是“左边”的天职，何时变成“右边”的专利而且“反智弱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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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锡进这次被禁言，也许并非他说错了话，而是自作聪明说了不该说的话，犯了忌。当然，作为改开受益者和坚定拥护者，老胡不会像杨修那样被赐si，最多关一段时间黑屋子，出来后仍然可以效命于主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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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一，宪法和党章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否等同于现实中“以公有制为主体”？二，国有企业是否等同于公有和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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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奥运会不过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灌输爱国主义和个人奋斗神话的豪华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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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越辩越明。民左如果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应该在平等条件下跟民右进行辩论，双方都不应该借助权力捂住对方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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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可能遭到被禁言甚至更严厉的打压，但我还是要说，对待批评和不同意见采取捂嘴的方式，不仅不能消除反对声音，反而会“倒逼”出越来越多的异议者，结果将与维稳者的愿望适得其反。古人治水尚且知道宜疏不宜堵，某些权力部门为什么不懂这个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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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经常参加游行或看别人游行，视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后来，游行渐渐从现实生活乃至印刷品中消失了。90年代以后出代的人，大概不知道游行为何物，或者以为是外国人才享有的一种特殊权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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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接连爆出的几款“两面人”，从江西万年县委书记毛某到人大性侵教授王某和苏州某局长，以及奥运官韩某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骗色谋利，打击报复下属和学生。除此之外，两面人还有一个共性，平时表现得比谁都政治正确，改革调门喊的比谁都响亮，叫嚷着要不惜代价，杀开一条血路，将改革进行到底，但他们只让别人付出代价，自己却挥舞镰刀闷头收割。正如老百姓说的那样，没落马前都像焦裕禄，落马后都是徐才厚。两面人历朝历代都有，尤以末期为甚，例如晚明和晚清。作为叛卖者的主要群体，几乎成了葬送明清江山的最大推手。两面人祸乱是一切王朝难以摆脱的宿命，也是政治生态崩坏的典型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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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两面人层出不穷的社会，必然假话盛行，说真话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良知的。但对于“讲真话”，也需要进行辦析，比如八十年代初，巴金先生大力提倡讲真话，他那本《随想录》也成了说真话的标本。他所谓的“讲真话”，是指文革乃至整个前三十年代的人都在说假话，这不符合事实，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小资产阶级立场作崇，骨子里排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为迎合形势说假话是事实，这些知识分子堪称那个时代的“两面人”。但如果认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说的也是假话，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诬蔑。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广大工农群众是真心实意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不仅挂在嘴边，还体现在行动上。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抹黑那个时代，抢占道义高地，公然以讲真话的名义说假话，的确有些反讽，但也暴露出了其真正立场和本质。他们四十多年来的表现也佐证了这一点。这说明，所谓讲真话，也是有阶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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