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曝宋鸿兵和郎咸平被围殴、围堵了。
这不仅意味着宋、郎个人一个人生阶段的终结，失去了大陆民众的宠爱基础，无法再红了，更标志着中国又一个时代的结束。
为更好理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结束，需要对建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做一个简短回顾。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充满激烈的变化，短短的66年，已经跨越7个时代，平均9.4年一个新时代。
第一个时代，1949年-1956年。按毛主席的说法，这个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时代，也是一个过渡时代。
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就是不急着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允许私有制、资本家的存在，先过渡一段时间，再搞共产主义。
第二个时代，1956年-1966年，共产主义时代。
新民主主义搞了6年之后，毛主席坐不住了，他要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进程。于是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土地公社化开始了。“大锅饭”、“大跃进”、“赶英超美”、“大炼钢铁”都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亩产万斤的浮夸风，以及大规模的饿死人事件也是发生在这个期间。
第三个时代，1966年-1976年，文革时代。
将文革理解成单纯的权力斗争是一种狭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毛主席要批斗刘邓，而在于毛主席为什么要批斗刘邓。深层原因是毛主义认为他们正在背离、背叛共产主义。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拯救已经失败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前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之所以出了很多问题，之所以搞不下去了，根源在人们的思想出了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要在中国继续推行共产主义，必须先进行思想革命、文化革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晚期曾经有个自我评价，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二是发动了文革。显然在毛主席看来，文革是建设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文革就是建设共产主义。
第四个时代，1976年-1989年，商品经济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过渡时代，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
诚如毛主席自己所言，他一生领导了两大革命，一个是武革，一个是文革。武革就是带着农民去打仗，打老蒋，建立新中国;文革就是带着农民搞共产主义。然而，武革胜利了，文革却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对武革、对造反分地农民买账，而对文革、对共产主义收地，农民不买账。如果说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是农民对共产主义的消极反抗，那么，安徽小岗村十八个农民宁愿不要命也要分地的故事则是积极反抗了。
毫无疑问，毛主席对中国农民、对中国文化只理解对了一半，这注定了功过参半、毁誉参半的结局。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文革也彻底失败了，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紧接着就是改革开放，政府的工作重心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把集中的土地又重新分给农民，即所谓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提出要搞“商品经济”。
所谓的“商品经济”是在当时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发展经济的一个“羞涩”、“含蓄”提法。企业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是这个时期的两件大事，他们和“商品经济”一样，都是过渡性、临时性的做法和概念。
价格双轨制催生了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官倒”，他们靠关官方的关系，用很低的行政划拨价从国企中弄出一批东西，然后再拿到市场上以很高的市场价销售，迅速暴富。
这时还出现一个特殊的词汇叫“下海”，就是指辞去公职从事商业的行为。按这个逻辑，现在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上岸”。
第五个时代，1989年-1997年。市场经济登场时代。
在苏联解体和国内反腐、反“官倒”的双重刺激下，1989年发生了“6*4风波”，这引发各界和当局进行深入的思考。
1992年年初，邓小平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巡讲话”，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南巡讲话”的核心就是提出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年10月份的十四大也正式发文。
从“商品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四层含义。一是认可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认可了赚钱行为，发展经济的行为;二是认可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引入，要学习;三是在这个两方面的认可下，坚定了中国发展经济的信心，为更深入改革政策的出台扫清障碍，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对世界市场的参与和影响;四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与西方保持距离的，因为前面加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定语，这个定语绝非文字游戏和虚伪，是有实质内涵的。和日本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始终在刻意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如果把1980年以来的中国的GDP增速、外贸总额及增速的数据，画在一张图上，就可明显看出，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不仅从此GDP再次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而且外贸总额也开始进入起飞增长期。
中国商品加速涌入国际市场，根本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形势和格局，不仅导致日本陷入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而且在5年后引发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很简单，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经济崛起靠的是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在中国没有参与或全力参与国际市场之前，他们都可以做的风生水起，而一旦中国正真加入进来，他们就面临压倒性地竞争，风光难在。
当然，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国际市场混乱也反过来短期地影响了中国，使得自92年所开始的高速经济增长周期中断，而陷入一个萧条和通货紧缩。
第六个时代，1997年-2004年，市场经济深化时代。
面对经济萧条，当局决定加快改革力度，推进市场化的深入，改善国企持续亏损的局面，扩大内需。具体举措包括私有化在内的国企改制，教育、医疗、房地产市场化。同时2001年WTO的加入，进一步提高的中国对全球市场的参与度。
国企改制在提高国企治理能力的同时，也制造了“下岗”现象、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固然也增加了内需，但是也导致了大学、医院“公司化”、“逐利化”，产生“扩招问题”、“医患矛盾”等问题。而房地产的畸形市场化，则给后来房价暴涨，房地产压迫制造业埋下伏笔。
2004年围绕这些问题，一场“反思改革运动”爆发了，其中的风云人物就是郎咸平。他指责中国的国企改制存在严重的国资流失，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具体的个人，尤其是当年格林柯尔的顾雏军，即所谓的“郎顾之争”。2005年顾雏军锒铛入狱。
第七个时代，2004年-2015年，“大矛盾”时代。
所谓的“大矛盾”就是市场经济取得的成果和市场经济所造成的问题之间的矛盾。成果是空前的，但问题也是空前的。
市场经济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经济崛起了，不仅使国内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汽车已经像自行车一样普及了，而且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和影响迅速提升，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之后。2015年8月份一次人民汇率的意外波动，竟然引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全球股市的普跌。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的局面史无前例的出现了。而以前，这个角色是美国。
市场经济最大的弊端是，以往压根不会留意的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空气、水、食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安全感却降低了，恐惧感提高了。
同时，中国在全球的声誉却没有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在文化上似乎依然是一个落后者。
在经济上的矛盾是，陷入房地产漩涡。中国靠出口导向的制造业迅速积累财富，赚了一大笔钱，这些钱流到哪儿去了，流到房地产上了。买房不仅是为了居住，而是保存财富和彰显财富地位，房子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标志。这样从2005年以来，房子一直飙升。房价飙升、房地产崇拜的后果是，形成对制造业的巨大压迫。制造业和房地产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些问题都引发了新的思考和争论，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解决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需要继续学习西方，继续“现代化”，而另外一种思路却认为，中国需要回归传统文化，回归儒家。
下面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这7个时代进行再一次的梳理。
第一个时代，1949年-1956年，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代。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代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而毛主席本人也是当时最被追捧的大思想家、大明星。共产主义尚属理想化的信仰，人们对未来非常期待。
第二个时代，1956年-1966年，共产主义建设时代。以加速发展共产主义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依然是中国思想界的中流砥柱，毛主席本人依然是最大的思想明星。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出现分化，严重的问题导致普遍怀疑的出现。
第三个时代，1966年-1976年，文革时代。毛主席已经失去思想权威，大家愿意服从毛主席，不是基于思想的认同，而是基于政治权威。
第四个时代，1976-1989年，商品经济时代。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开始失去绝对影响，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引入，但尚未取得主流地位。
第五个时代，1989-1997年，市场经济登场阶段。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开始边缘化，西方经济理论取得主流地位。研究西方经济理论的著名学者开始成为学术、思想明星，譬如吴敬琏和厉以宁，但他们都是标准的“土鳖派”，在学生阶段没有海外求学经历。
第六个时代，1997-2004年，市场经济深化阶段。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绝对边缘化，中国开行形成对西方经济理论和制度的崇拜。学术和思想明星都是信奉西方经济理论的“海龟”，譬如张维迎、樊纲。
第七个时代，2004年-2015年，大矛盾阶段。对西方经济理论以及西方的经济制度的盲目崇拜开始消退，产生了怀疑，回归中国传统的声音开始出现。学术和思想明星都是有“海龟”背景的“反西方”人士，如2004年靠维护国企利益成名的郎咸平，以及2007年靠《货币战争》一书，提醒中国不要被美国金融家欺骗成名的宋鸿兵。郎咸平、宋鸿兵被民众喊打标志着着一时代的结束。
第八个时代，2015-?，回应大矛盾阶段。大矛盾的状态是无法持续的，这些矛盾必须解决，这是该阶段的任务。回归中国传统的趋势会继续，学术明星应该是本土的以中国传统和文化为本位的思想家。
(微信：新心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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