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说80年代世界银行就给中国设计过改革方案，而且中国遵照执行。这和我们学到的“摸着石头过河”理论根本矛盾。按照摸论，改革是我们自己摸出来的。而按照现在CCTV披露的说法，我们从头开始就被蒙骗了。改革根本不是摸出来的，而是世界银行设计的。
以下是从百度百科的转载：
“1980年中国恢复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次年接受了世行的第一笔贷款。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方对世行准备出具的第一份经济报告颇多担心，难免怀疑世行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企图。但这份报告出来后却给中方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在《世界银行史》中指出，这份报告“成为中国高官的入门读物，对世界银行在中国建立良好声誉有很大帮助”。
http://baike.baidu.com/view/58185.htm
此段话源出一篇专业论文：
http://www.51dh.net/magazine/html/236/236964.htm
因此，世行设计了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有据可查的，是真实的。
换句话说，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的摸论，其实只是一种宣传，是一种误导。真实的事实是：从改革开始，改革的过程就已经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制度设计”的方式所操控。换句话说，卖国罪行从改革开始就已经在所谓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高官的头脑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从此放弃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开始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启蒙，而且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把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谬论付诸实践。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其中没有官僚主义势力的存在，那么一个国家的前途为何要由国际资产阶级的意志设计和决定？为何不由中国劳动人民的意志决定？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官僚主义势力胆敢背叛人民，背叛民族利益？
既然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并非是自己摸出来的，那么为何还要在教科书中强调改革是自己摸出来的？这不是欺骗吗？为何要欺骗呢？难道皇帝的新装穿能永远穿下去？没有羞愧之心么？
我相信，改革开放的问题很多是由于强行私有化压制了劳动人民自由摸索的权利造成的。在很多抵制私有化的地方，例如南街村，人们获得了幸福生活。但改革开放的样板，小岗村，人民却依旧贫穷。
所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摸索是对黑白的颠倒。如果真的是中国人民的摸索，决不会是这个样子。因此不要再颠倒黑白下去了。
我把这篇文章贴出来，虽然这篇文章对世行的行为进行了充分的粉饰，但我们从中仍能看出世界银行的殖民主义本质：
以世行官员的话说就是：“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城市发展部主任哲理对此并不否认，他说：“我们不仅提供钱，而且要求进行改革，比如我们会要求成立独立的公司来管理我们提供的服务。在水处理项目上，我们会要求预先成立独立的水处理公司。我们是按商业规则办事，这样的公司不能作为政府的一个部分或者受政府控制。另外，我们要求按市场原则向所有污染者收费，这不仅是世界银行的做法，也是很多国家的做法。” ……中国财政部官员蔡方楠告诉《经济》，中国是个大国，世行贷款在中国的总投资乃至公共投资当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拉美和非洲国家出现的情况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贷款有时能占一些小国家公共支出预算的一半以上，所以他们说话一言九鼎，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存在。 ”
文中，中国财政部官员说“在拉美国家，世行的话一言九鼎，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存在”。这就揭露出了世行控制一国经济从而控制一国政权，将其变为殖民地的脉络：首先在其国内按照（资本主义的）商业原则建立独立公司，之后改变其国内制度，最后控制经济命脉：水、银行、电信、粮食，最终控制一国政权。
改革30年，抽风一样的私有化遍地横行，这难道就是所谓“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存在”吗？
作为一种“外力”存在的世行
■ 刘建辉
《经济》2005年第9期 综合经济-经济时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贷款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一举动产生了大量争议，有人指责这些国际组织应该为拉美的经济衰退负责。世界银行业务评价局总经理Gregory K.Ingram在《中国：国别援助评价报告》中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于援款附加条件尤其敏感，因为这会让中国人痛苦地回忆起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1980年中国恢复世界银行的成员国地位，次年接受了世行的第一笔贷款。当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方对世行准备出具的第一份经济报告颇多担心，难免怀疑世行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企图。但这份报告出来后却给中方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们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与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布鲁金斯在《世界银行史》中指出，这份报告“成为中国高官的入门读物，对世界银行在中国建立良好声誉有很大帮助”。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确实经常附加一些条件，用以推动一些制度建设，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城市发展部主任哲理对此并不否认，他说：“我们不仅提供钱，而且要求进行改革，比如我们会要求成立独立的公司来管理我们提供的服务。在水处理项目上，我们会要求预先成立独立的水处理公司。我们是按商业规则办事，这样的公司不能作为政府的一个部分或者受政府控制。另外，我们要求按市场原则向所有污染者收费，这不仅是世界银行的做法，也是很多国家的做法。”
哲理认为，这些项目本身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大的影响，因为中国每年在进行中的大的项目比这要多得多，“但是我们与中国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约定，要让这些项目成为改革和创新的样板项目，以起到更大的示范作用。我们不仅提供贷款，还提供很多报告，举办研讨会，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供别人参考。”
为了避免中国政府的担心，世界银行业务评价局总经理Gregory K. Ingram说，世界银行让中国政府“坐到驾驶席上”，握有主导权，也就是谋求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所说的“以借款国为主导的伙伴关系”，而世界银行在其中主要是通过经济研究、研讨会和其他分析咨询活动，说服中国政府高层及其政策顾问推行某些自上而下的改革。
这让中国政府感觉很安全。“在中国什么事都要和中国政府商量着来，如果不合理的话，大不了我们不要这些贷款。”中国财政部官员蔡方楠告诉《经济》，中国是个大国，世行贷款在中国的总投资乃至公共投资当中占的比例很小，在拉美和非洲国家出现的情况不太可能在中国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贷款有时能占一些小国家公共支出预算的一半以上，所以他们说话一言九鼎，而这种情况在中国不存在。
蔡方楠介绍，25年来，还没有发生过因为世行的政策或者规定不合理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倒是由于国内的一些政策变化，导致有的项目谈好后被迫注销，白忙活一年。世行的大部分规定本身比较合理，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改革，这和世行的目标一致。
蔡方楠认为世行在中国所推动的一些制度建设对中国很有帮助。世行的很多经验都已经成了中国的一些行业的标准做法，最明显的是1984年引进的招标采购方法。1998年《政府采购法》以及此后的《招投标法》大量地借鉴了世行的经验。十几年来，世行引进了理念、规则以及培养的大量专业人才为我们国内的招投标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在中国也是通过世行率先推动——排污收费制度。经世行建议，中国1987年第一次实行排污收费，国务院特批在上海试点。到1997年时，这就成了一项制度。蔡方楠说：“一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制度上的保证，排污收费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中国的改革不能忽视外力的作用，世行在这方面作为一种外力，推动作用是很大的。”
世行所推动的另外一项制度也获得了中国的认可。世行的项目都有严格的环境评估和社会评估。在环境评估上，由于中国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争论少一些，在社会评估方面，如搬迁、征地等，国内也有法律规定，但是不如环境规定那样严格，所以有时候问题比较多。
世行对每个项目进行社会评估时，会挨家挨户去访问。中国一直把这个作为一项隐性成本，国内项目一般没有这个程序，其他国际组织的项目也没有，只有世行的项目有。“但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建立社会疫情的搜集分析机制。实际上，世行的社会评估制度就是社会疫情搜集分析机制的一种方法。这些方法学过来之后对于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都是有帮助的。”蔡方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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