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第二次遵义会议到来的时机

第一次遵义会议于1935年召开。会议是在中共较长时间脱离工农的教条主义路线下，导致党在政治军事经济全面陷入被动，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回归联盟占中国绝大多数被压迫工农阶级的党的本质要求；改组党的领导组成，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第一次遵义会议的历史起源，在于毛泽东为首的党内先进分子，面对残酷的失败，痛定思痛，及时准确的发现了当时中共的路线问题：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后面的国际势力，只有联盟工农这一条路。思想的突破，随即转变为组织的变化----毛泽东在党内权力斗争中的胜出，为力挽狂澜奠定了基础。　

第一次遵义会议告诉我们，回归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工农的怀抱，结盟并领导工农联盟，才是中共战胜一切反动派，解放被压迫阶级，解放生产力，维护民族利益，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唯一道路。　　

如果说确立依靠和领导工农联盟的政治总路线是首要历史价值，那么，清除投机分子、教条分子，建立代表新思想的新领导集体，就是第一次遵义会议的第二个历史价值。　　

经过此次思想和组织变革，中共道路越走越宽，进展加速，仅仅用了14年时间，力排帝国主义干扰，彻底扭转了中国乾坤，创造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奇迹的历史奇迹，建立了新中国----挽救了党、国家和民族。　　

几十年过去了…　　

30年来，再次陷入被动是历史和现实的共识。“城市欧洲化，乡村非洲化”成为血淋淋的现实。　　

国家虽在多种历史“红利”作用下不可能没有发展，但是，危机重重。　　

逐渐脱离甚至抛弃了最广大的、占人口90%以上工农的支持，建立了所谓富人阶层作为依靠的错误政治经济路线，使得执政能力削弱，尤其是大量德才缺失的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窃取了国家权力，使得国家秩序严重混乱，执政效率低下，国家利益屡屡受损，战略安全受到全面威胁。党内危机正在演变为国家危机的趋势显现。　　

相反，中国的国家敌人，外国资本和国内汉奸买办投降势力，却大肆利用文化手段给工农洗脑，相当于“发动群众”，占据了意识形态话语权，进一步把执政党逼入死角。经济上，大盗窃国和攻城略地并举，有操控国家经济命脉趋势。　　

在巨大而惨烈的政治经济失败面前，在国际反华势力虎视眈眈的严峻历史背景下，中共何时召开“第二次遵义会议”引人关注。　　

这不仅是中共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更是最广大工农民众热切盼望的转机。　　

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我们可以看到：　　

思想知识理论界的反思已经完成，胜负明确地已见分晓：如果说第一次遵义会议前，完成了对于苏俄式政治革命道路的反思，那么，今天，则是完成了对于欧美日新自由主义道路的反思----那只是一条维护国内国际大资本及其衙役利益，加速劳动阶级贫困化和长期牺牲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道路，如“鸡的屁”等荒谬说辞，仅仅是欺骗者发明的各种眼花缭乱的花样道具罢了。　　

在中共党内和权力阶层，基于明确的理论成果和赤裸裸的现实，思想分岐，实际上完全体现为立场和利益分歧和选择。模糊地认识问题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个人和历史道德选择才是本质。　　

国内民众方面，已经从30年骗局中开始醒悟，完全认识到了现实的荒谬。但是，30年的洗脑和人性的惯性，使得民众还不知如何行动----民众在等待历史英雄指引前方的路。　　

国际反华反共势力方面，已经是布局成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里应外合，发动致命袭击。　　

理论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否定，正如马克思敲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丧钟，为中共第二次遵义会议的诞生准备了一个决定性条件。　　

进一步的准备包括：　　

政治回归工农联盟基础及其政治组织结构与发展市场经济、增进国家财富和保持社会主义主体的关系；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国内外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经济单元的的微观管理效率问题。　　

此三大问题，将集中回答否定新自由主义后，中国新的前进机制问题。　　

但是，此三大问题，在中国理论界尚处于零星探索阶段，没有成熟理论成果，积累和突破有待理论和实践时日。　　

由此，中共第二次遵义会议的诞生还需要时间。　　

在中共第二次遵义会议的诞生之前，面对国际国内反华反共势力的步步进逼，中国社会处于高度危险之中。　　

此中关键点，首先是中国广大民众坚定相信近百年来，为了中华民族付出巨大牺牲的真正中国共产党。任凭风浪滔天，坚定抉择。　　

其次，中共党内真正的马列毛信仰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忘我工作，团结人民，与党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坚决而艺术地斗争，为前述第二次遵义会议的三大问题的突破争取宝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