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富士康员工推下楼？
陈冰 联合早报网 （ 2010-06-12 ）
富士康的“连跳”悲剧，终于在加薪30%的猛药作用下暂时打住，但留在人们心中的阴影并没退去，深入的反思也在继续：究竟是谁把富士康的员工推下楼？
资本家的贪婪、打工仔的弱势、企业管理的漏洞、新一代青工的心理脆弱、机器一样运作带来的身心麻木，这些都是跳楼的原因之一，但要是从全球角度分析，西方企业的品牌战略、名牌的追逐者、曾经查封冻结调查记者个人资产的法院，都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推搡”作用。
四年前，中外媒体都对富士康员工每天工作15小时而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情况予以揭露，但苹果公司以“调查发现没有强制加班”封了西方媒体的口，中国国内媒体的境遇和富士康员工同样弱势，记者的个人资产被冻结了一段时间，最终媒体以“报道不实”向富士康公开道歉。假如那时的资本主义力量有所制约，那么可能就不会发生连跳悲剧。
名牌战略下的悲剧
今年的跳楼悲剧发生后，国际品牌企业和国内代工企业依然惺惺相惜。苹果公司总裁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他把自杀频发的原因归结为年轻农民工在新环境里远离亲友、感到不适应。这与国内一些过分强调心理因素的隐形袒护者一脉相承。
苹果今年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技术公司，苹果也是全球前三甲的知名品牌，生怕自己的产品沾上“血汗”。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受约束的，劳动者权益保护组织不仅监督品牌企业在国内的作为，同时也监督其在海外的行径。也因此，海内外媒体在报道富士康时间时着眼点明显不同：西方媒体的靶子是苹果、戴尔、惠普、摩托罗拉，而中国媒体的焦点是富士康的管理，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共同问题。
把富士康员工推下楼的第一责任人，也许是西方企业的“品牌战略”。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企业把利润最大化，关闭了国内工厂，只经营品牌，而把加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我们曾经欢呼跳跃的“产业转移”。西方企业家算了一笔账，经营品牌的利润可以达到400%以上，而经营工厂的利润最多只达到100%。
2000年前后，在中国雇佣一个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是87美分，而在美国、欧洲是10到18美元。让资本家暗自兴奋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工厂“没有工会、没有罢工、没有福利”，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
比较一下苹果和富士康的收益就知道，品牌战略是怎样压榨中国工人的。去年苹果的利润率是27%，富士康的利润率是4.3%。生产一台苹果平板电脑iPad，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最低售价是499美元，最高售价为829美元，富士康的组装费用是11.2美元。就是说，一台按最低价销售的ipad，富士康的组装费只占0.02%。组装费的大头被台湾老板拿走，实际留给中国工人的已经微不足道。也难怪，美国《时代》周刊去年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是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支撑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
名牌崇拜值得省思
西方企业的品牌战略经营，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挤到产业链的最低端。显而易见的是，品牌战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拉大了国内的贫富差距，肥了老板，穷了工人。在世纪之交前后，西方有学者对品牌战略的悲观前景作了这样的描述：“机器消失了，汽车生锈了，人死亡了，活着的只有品牌”。很多社会活动家、人权组织和学者起来反对“品牌战略”，批评品牌战略助长了消费主义，严重损害公民权利。
但是在中国，品牌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未被人识破。中国的政商界把“一类企业做标准，二类企业做品牌，三类企业做产品”当作金科玉律；中国消费者追逐品牌的热情高涨，以至于全球的知名企业都把最新产品率先拿到中国市场打捞第一桶金。象征家世、财富、身份、地位、角色、权力、声望、荣耀和社会关系的“面子观”，正好和名牌战略天然吻合，使得中国人对名牌的追逐近乎疯狂，“牌子货”成了见面礼，无论送礼还是自诩。西方的名牌汽车、名牌服装、名牌手表、名牌拎包、名牌手机、名牌电脑，在中国市场的售价都比西方高，而这些产品却多是“中国制造”，甚至出现了中国人到美国抢购名牌、“中国制造”回流到中国的现象。
“山寨”也是责任者
名牌崇拜的结果是，西方企业在中国用最廉价的劳动力获取了产品，然后再赚走中国有钱人的钱，可谓“两头都收获”。但对中国工人来说，被榨取的程度加深了。从某种角度看，使用名牌的所有消费者，可能包括你我，都或轻或重地在跳楼的富士康员工背后推了一把。
名牌崇拜导致了大量“山寨”的出现，那些买不起正品的中低层次消费者，也不想“掉价”、“丢人”，于是仿造和盗用知识产权的“山寨版”大行其道，比正牌产品更低的价格出售。山寨的批量涌现，迫使正牌货压低价格出售。
富士康组装的很多品牌，如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手机，在市场上都有山寨版，甚至在正品未正式上市前已捷足先登。这些经营正牌的商家，就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则意味着降低成本，负担就转移到富士康了。富士康要么降低个人工资，要么提高生产效率，于是就用奖金来刺激工人像机器一样运转，忍受不了超负荷工作的人，要么辞职不干，要么选择自杀。
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公司员工数量比上年增加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至4.85亿美元，同比减少28%。即便如此，富士康的产品毛利率仍在一路下滑，2007年为9.2%，2008年为6.9%，2009年则跌落到5.9%。可以说，富士康的利润追求、西方企业的名牌战略、国内外名牌消费者、山寨产品制造者、对企业和市场放纵的政府，都对富士康员工的没有尊严的劳动负有责任。
富士康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一个样本，其出现危机的原因有国际、国内背景，也有企业自身的军队式管理和对利益的追求。中国目前在加快产业转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这仍有一个过程，中国还需要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解决就业问题。那么，在解决富士康危机及类似问题时，中国当以全球视角来考虑解决方案。尤其要需要反思的是，西方的品牌战略和国内的名牌崇拜，究竟给社会和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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