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青春

无处安放的青春

（2010-05-30）

　　富士康的跳楼案件，提醒人们看似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可能人为地变成激化矛盾、制造冲突，或是强加压力，这些管工和工人的对立，与收容制度下的戕害和被戕害者，不是很相似吗？

17、19、22、27……

　　这些是中国深圳富士康工厂里轻生跳楼者的年龄。当一个个鲜活火热的青春变成了不断叠加的冰冷数字的时候，除了性格悲剧，到底是哪些让这些异乡打拼的年轻人别无选择地纵身一跳？

　　想起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各自寻找出路。有的留在城市，有的回家乡，有的继续深造。90年代初的中国大城市，大学毕业生的薪水仅仅数百元。几位留下来的同学，合租一个小房间，条件简陋，生活简单，却无忧无虑。工作之余和朋友聚会聊天，海阔天空，虽偶有抱怨，但更多憧憬。这种状态源自一种心情，虽然是在异乡打拼的“移民”，对于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可能性，普遍抱乐观情绪。他们有理想、有期待、有未来，也自然而然有抗压的能力，有忍耐的本钱，也就有了看淡的素质。

　　今天，那些到深圳或广东工作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成长经历使自身具有比上一代的打工者更高的抱负。人口不断迁移，从北到南寻找机会，职业持续流动，在不同企业间跳槽寻找更好的机会，幸运的话，通过辛苦的储蓄积累进行适当的投资，或展开初始的创业，积累成家立业的本钱，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

　　这应是社会保持发展动力和合理秩序的基础。社会只有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向上提升和流动的可能，才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和秩序。如果很多独立个体在流动中只感觉到现实的伤害，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资本、关系、权力腐败才能得到，辛勤劳动没有合理回报，就会让越来越多人失望、愤怒乃至绝望。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民众满怀期望从中分享，但如果看不到向上流动的愿景，必然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富丽堂皇的都市里，这些年轻的外来打工者，组成了新兴的社会底层阶层，他们没有父辈曾经历过的《青春之歌》时代的理想激励，只有现实面前残酷的差距；他们对每天生产的苹果、索尼、诺基亚的品牌非常熟悉，却没有几个买得起这些产品。如果提高生活水平的信心，在社会的现实面前不断受挫、打压，除了怀疑人生、游戏人生，还能如何？

　　跟上一代的外来打工者相比，他们与城市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上一代19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城打工，辛勤努力的话，收入与城镇居民相差不大，差距只是体现在医药、住房等社会福利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益发借助知识、技术、资源、权力、资本的运作，普通的打工者日渐沦为社会底层，变身中国经济进步的垫脚石。巨额的资本扩张与底层巨量的工人之间，仅剩下一种剥夺与被剥夺的关联，前者的巨大回报恰恰是以后者的前仆后继为代价。若从所谓的“性价比”来看，年轻一代打工者，在同样劳动时间所获得的综合回报，远远少于前辈。

从媒体对富士康的详细报道来看，富士康的工资、福利其实算是不错的，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对于数十万人的大厂也无可厚非。如果实施者尤其是生产线上的中下层管理者采取过激、过于强硬的手法，会让年轻员工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或许恰恰是富士康的这种不错，也会让那些承受巨大压力的工人彻底绝望，因为不可能找到比富士康更好的企业，无法通过正常的辞职流动寻觅新的机会，缓和精神压力。

　　跳槽当然比跳楼好，但社会能够给这批年轻人的腾转空间和希望有多大？他们转换自己命运的方式，为什么选择的余地如此之小？为什么他们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安放自己的青春？跳楼者的个体性格应是主因，但富士康的环境压力，却可能让这些性格具有缺陷或弱点的员工无处退缩躲藏。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生产部门最基层的管理人员叫线长，每个线长大约管理30个人，他们自己也是从工人做起来的，在管理的时候，对生产线的工人特别凶，很苛刻，并且，很多事情他们的决定可以直接影响到员工的利益。”

　　这段关于工人做到线长然后变本加厉对待工人的文字，使我想起七年前的孙志刚案件。孙志刚因为没有带居住证，在收容所里被殴致死。参与施暴的12人中，有8个也是同样被收容的人。为什么具有同样背景、理应感同身受的人，却反而下手更狠？

　　孙志刚案下判的时候，西方通讯社配发了一张照片，被判入狱的收容所救护站护工之一的胡金艳的母亲在庭外嚎啕大哭、几近昏厥。这张照片似乎提醒人们，在孙志刚案中，死者和被告都是受害者和牺牲品。那些同样受到戕害的被收容者，也只有摇身变成打人的帮凶才可以自保。而他们一旦成为制度的实施者，过去的憋屈和暴戾就通过新的暴力实现转嫁。

　　孙志刚之死，让人们见识到城市底层的生活状态和繁荣底下的龌龊。而富士康的跳楼案件，也提醒人们看似完善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却可能人为地变成激化矛盾、制造冲突，或是强加压力，这些管工和工人的对立，与收容制度下的戕害和被戕害者，不是很相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