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嘴呀咋就这么样不负责任

有些人的嘴呀咋就这么样不负责任
——从给郑培民泼污想到的
陶  冶　　

去年这个时候回老家听大女儿说，“听说郑培民家被盗了，被偷了四、五十万！中央电视台《时代先锋》栏目把郑培民拿掉了。”我一笑了之：“这才扯呢，拿掉的也不光是郑培民啊，任长霞、牛玉儒不也没了吗？后面又上了些新的人物，是把他们顶下去的。他们不能总占那呀？”我嘴是这么说，但是心里也犯嘀咕：郑培民怎么了？怎么就是有人给他泼污呢？对于这么好个人，说这个话的人忍心吗？这个说法或传言是怎么出来的呢？想来想去我用一句老话做了结：嚼舌根子，不用在意！
    “嚼舌根子”是我刚上小学的是时候，听妈妈说的。我从外面玩够了回家就把听到的闲话告诉妈妈：“人家说赵大娘不好，跟那谁不干净！”妈妈就说：“别听他们嚼舌根子，咱们可不跟他们学，嚼舌根子是要烂舌头的！”我听了害怕了，舌头烂了还得了，那还怎么吃东西啊？从此再不瞎说了。
     可是后来又听人家说“李大婶也不咋地儿！”听那意思，好像其中还涉及我爸了！我想了好一阵子实在憋不住啊，还是跟我妈妈说了。这时妈妈把我斥哒了：“小孩子没影的事别瞎说，小心你的舌头！”我赶紧把舌头伸出来舔一舔上嘴唇，还在，赶紧收回嘴里。我怕烂舌根子，从此再不信传言了，即使听了回家也不跟妈妈说。就这样，养成个习惯：听人家在背后议论什么，尤其是议论哪个人，我从不参言，就是带信不信的也不往心里去了。自己就更不能说那些“没影的”事了。后来遇有嚼舌根子诬蔑人的，妈妈就说是“用嘴丫子拧人”。妈妈说的是“拧人”，而不是“咬人”。咬人是用嘴，而拧人是用嘴丫子。我看见过狗咬人，也看见过大白鹅撵人往裤子上拧。反正都不是人做的，我就更不能学这个了。
    参加工作后，我从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里看见了一句大实话：“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我才知道，嚼舌根子原来是通病啊，但是我就是“谁人”之外的“哪个”。从此，就开始了“特立独行”的怪癖，结果是不合群，闹个“孤僻”、“清高”，甚至“格路”的印象。直到我退休离开单位多年，好心的同事告诉我，我被称做咱单位的“一大怪”了。这个对于我已经无所谓了。我不甘心的是：这个习惯给我带来个弊病是表现在工作上，开会讨论发言为了表明不是无据可查，往往提名道姓把具体人给露出来了。给单位领导写总结报告时也是确有所指，不会虚化或泛指。尤其是在业余爱好上也因此造成了后果——搞文学创作不认可虚构，就只好搞纪实文学了。
    人的习惯一旦形成，有的往往是终生改不了的。我不仅改不了，还看不上那些不跟自己一样的人。这可就麻烦大了！终于离群索居了，整天看书（自认为是学习），研究当代史（尤其是党史），琢磨世道的变迁，争讲个是非曲直。竟忘了自己是谁了，做些不自量力的、不该自己想和做的事情。这样，越想越不如意，越做越是不顺，事与愿违还不服气，不肯向现实屈服的结果是未老先衰，自找苦头。但是还是痴心不改，认为自己于心无愧，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同类。
    我上面说的是无中生有，或以小扯大传闲话拨弄是非的人，他们也只是个无聊或无用的人而已。好作用没起，坏作用也坏不到哪去。我后来发现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不是“嚼舌根子”或说传瞎话，而是今天这么说，明天又那么说。如果是后话比前话只是表达程度的差别也不算啥；要害是前后话自相矛盾，相互对立截然相反。这不仅让人莫衷于是、不知所云，而且不明白他是两面派，还是骗子？不知道他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这样的人如果是普通人倒也无关紧要，只不过少跟他来事儿罢了。倘若这样的人成了气候掌握了大权，那可就要危害一方了。如果再进一步得逞的话，一旦掌握国家的至上极权那可就要祸国殃民了！对于这种人该怎样称呼呢？绝不是简单的“嚼舌根子”就可以忽略的，那可是非同小可了。我琢磨了一阵子终于借鉴出个称谓：“搅舌尖子”。为啥？这种人的舌头是搅劲儿的，没个定规，翻来覆去、吞来吐去，自食其言、背信弃义他全不在乎，只要能达到自己阴险的目的、实现自己的野心，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都能做。老百姓最厌恶这种人，说他们是“翻巴嘴转轴ｘ”、“拉泼屎又坐回去了”、“伸出嘴巴子任人打”。这种人历史上也有得逞成了“气候”的，尽管有的也未遭报应善终了，但是终归舆论不佳，落得个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甚至遗臭万年！
    咳，我又“杞人忧天”了！这本不是我这个“草根”之人该想的。还是回到泼污的话题继续说吧！
    时过一年，　2009年6月7日下午　，我向一个阎姓小老乡的推荐见了效，小老乡跟我一起听了米兰体育的讲座。在回走的公交站上他接到了也是老乡的省报记者，邀请他赴宴的电话，他执意要我随他去。我不肯，他就再三说服，考虑那老乡朋友的单位毕竟还有我的熟人或朋友，盛情难却我也便就范了。在等待上菜时，聊得很投机，在互相留记电话号时我发现了兜子里带的拙作《郑培民》。这是给我那阎姓老乡带的，可是我忘了三年前相遇时已经给他了。正好，就把这本送给刚见面的刘姓老乡吧。想不到刘姓老乡拍着书面遗憾地说：郑培民家失盗了，偷去七、八十万。后来上边知道了，不让公安部门再查了，把这事算是压下去了。央视的“时代先锋”栏目只好把郑培民撤掉了。我问他是什么时候的事，回答是2004年的。我想，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可是还在传。
    作为记者，我认为他不会是嚼舌根子的人，他听到的一定是通过某种或某个渠道传来的。我不急于反驳，况且在那样的场合也不该我较真儿的。但是，我还是不信这会是事实。因为我不仅仅对郑培民的操守、品质、人格、觉悟有个足够的信任，而且对郑培民的家庭、生活、经济状况也是十分了解的。他的家的确曾失盗过，被偷了4000多元，那是他女儿出差回来报销完没有上交的。况且那是哪年的事呀？现在他的家是省委大院里的小院。大院的大门不登记都进不去，到小院还要给主人打电话，主人不接待门卫都不放行。那小偷是怎么进去的呀？何况他们已经失盗一次了，电子门也装上了，早已经不是当年未搬进大院的水平了。倘若他的家里藏有四、五十万（不用说七、八十万了），而且是他仅仅去世二年后的事情，他在生前回东北老家怎么还靠秘书支援呢？如果说是装（现在叫“做秀”），对他来说有必要吗？他是很讲自尊，很想体面一把的。那时候还没有“做秀”这个用语呢，倘若有的话，一定被说成是做秀了。
    那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节期间，他回梅河口跟兄弟、妹妹聚会。因为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侄男和女一大帮；他还是个尊师重友的人，老师、同学，他都要看看的。钱少了怕不行。他的一位到教育厅担任副厅长的张姓秘书知道他的困境，就拿出5000元个别交给杨力求（郑妻），明言相告是借给的，做备用。老秘书说“书记是很要面子的人，万一手头紧了，你就拿出来救急，用不上也无妨，不要让书记知道。”这样，杨力求才勉强接收。秘书的话果真说中了。但是，兄弟、妹妹们也对兄嫂有所表示，自然送出去的也差不多收回来了。探亲结束后就把秘书的钱如数还了。我写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心里酸楚得很，共产党的一个省委副书记回老家探亲，还得靠秘书支援，有谁能想到啊？有谁能相信呢？可是这个很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情节却忍痛割爱了。原因是，家属不同意写进书里。我跟代表家属审稿的郑培年（三弟）说，请他做做嫂子的工作保留不删，但是没起作用，家属通不过，付印时只好从书稿中撤掉了。
    书印成后我去湖南，在长沙见到了出国回来不久的那个张姓老秘书。我问他“你哪来那么方便的钱？”他说“我俩1个月的工资都用不上的。”原来他爱人是省军区的幼儿教师，挣广州军区的工资，比他高多了，所以他给老领导带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见当时郑培民的经济状况还不如一个秘书的家庭宽裕。杨力求是书店的普通员工，工资怎么能跟秘书的妻子相比？况且，儿子还在读大学。
    为了证实这个“被盗”说法是不是谣传，终于在　　6月9日　上午　我给在商务部工作的郑海龙打了电话。我先问他的妈妈怎么样，在哪，是不是来北京跟他住在一起。他说他妈妈来过了，现在很好，不用伯伯挂念。他自己工作也很顺利，领导、同事对他也都很好。最近评选个什么先进（我没听清）他竟然获得100多票，是最多票数，只差10 多张不是全票。他已经是部里常委秘书了，自己一个办公室，希望我去他那里坐坐。
    铺垫完了我就问他妈妈家是又失盗了吗？他很平和地说“没听妈妈说”。我把听到的传言跟他讲了，他说那是以前的事了，都传到中央了，曾庆红下去了解了，弄清楚后对他妈妈说：“郑培民是过硬的！”最近，湖南省在推荐“双百”候选人的活动中，推荐的是雷锋和他爸爸。
    放下电话，我的心落底儿了，但是我却轻松不起来。这样的谣言是怎么造出来的呀？起码要有个由头吧！联想也好，推测也好，怎么就不往好的方向想呢？于是，我想起了一个极普通的现象，那就是对于好的，上品的事物，人们多是怀疑的，不肯轻易相信的。更有甚者就是嫉妒，而且越好越招人嫉妒。为了扯平，为了肩膀头一般齐，怎么办？鸡蛋里挑不出骨头，那就泼污、贬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能这样，对郑培民为什么不能这样？有一阵子对雷锋不也是这样贬损过吗？所差的是，雷锋不是领导干部，那时候还没有受贿的罪名。令人不解和无法接受的是，恰恰相反，对错误的，对已经定性或定论的坏东西，却有人不仅不泼污，反而给翻案，给贴金。小的且不说，就说尽人皆知的蒋介石和赫鲁晓夫吧，都有人给他们翻案，给他们评功摆好，给他们贴金。
    我真不明白，这些人还够不够，是不是中国人？因为，我读初中时就听说，并且也认为：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怎么现在有些中国人的嘴咋就这么不负责任，说的话也竟然不算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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