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水火先生的作品，提到叶檀女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茅于轼和谢国忠挨骂反映社会极端情绪。文章开篇就说：如果用立场与道德作为研判经济的前提，所有的经济研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我请问叶檀女士：研究经济可以没有立场吗？研究经济可以摒弃道德吗？我反倒认为立场与道德必须作为研判经济的前提。否则，那为什么有一本书叫《国富论》，还有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没有立场的话，你是怎么研究的？例如你曾反对发行平准基金，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反对的？你曾说中国的金融业又被轰开了一个口子……请问你是站在那个立场得出的这些经济结论？我没说错的话，至少你是站在股民的立场，你在各媒体的发言，以及在金融上对股民的教导，都是说明你的立场是维护股民的利益，是最大化地保护股民，这一点你应该不会反对吧？如果你连股民的立场都不站，那么你也不会那么受股民的欢迎。接下来请问：你是站在那个国家的股民说话的？正如你说中国金融业又被轰开一个口子是站在那个国家的立场说话的？是站在全世界的立场还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仰或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我愿意相信你是站在你的祖国--中国这个立场的，我愿意相信你是站在中国股民立场的，换句话说，你是希望中国的股民多赢利少损失，我这样说，不知叶檀女士认同不？我们再来说说道德的问题，不管是那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首先他是个人，就像你，首先你是个中国人，然后才是你的职业：经济学家。请问人需不需要道德？请问中国人需不需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请问中国的经济学家需不需要职业良心？我难以想象一个经济学家离开应有的立场后，摒弃道德后，他的研判成果有多少可信度？尽管你叶檀女士否认立场和道德，但你仍然离不了立场，离不了道德，如果离开，你就会被道德裁判，你可以不道德，但你最后会回到道德的立场。
你文中还说：由谁来审核谁爱国，谁不爱国？谁能说话，谁不能说话？爱国界限的问题，诚如你所说，是很难评判的，很难有可衡量的标准，但大众心中有杆称，从你的言语和行动中，受众会有中肯的评价，至于说到标准问题，那是西方的衡量方法，什么东西都要有标准，中国的很多东西是不设标准的，人世间的很多事情也没有标准，爱国这种无形的情操，是无法量化的，譬如什么叫艺术家？什么叫道德？什么叫爱情？甚至什么叫好人？都是没有标准衡量的，那属于意会范畴，世间自有公道，你叶檀做了于公有益的事情，民众会有公道的评价。
你说杜绝异辞、杜绝学术讨论的态度会让中国经济研究走向绝路。这个你放心，即使没有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也不会走向绝路。看现在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同样问题重重。况且中国也不会杜绝学术讨论，但是在当今中国自由化盛行的时代，限制一些不当言论是必要的，限制一些不当人散发的不当言论更是有必要。
文中你还提到茅于轼，似乎对大众急于否定他那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言论颇有微词，这是大众的选择，不能说一个所谓的什么家搞出的研究结果，不分青红皂白都支持。至于你说要对他的研究结果继续深入，那是茅于轼要做的事情，他可以搞成型了再拿出来说，象这种关系到十几亿民生的问题，他这样仓促公布，不能不让人怀疑其动机，而且他还常常和民生唱对台戏，其尾巴不是已显露无遗吗？叶檀女士，不能因为大众否定专家的结果你就耿耿不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有人民自己的选择。从文中看，你是维护茅于轼的，你说认为茅于轼收了什么人的钱，为什么人办事，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理由据你目力所及，真正拿人钱替人办事者，大都悄无声息地行事。第一，我认为大都并不是全部，可能茅于轼就是这种大张旗鼓地替人办事的傻瓜。第二，确实有如你所说的咬人的狗是不响的，他们悄悄卖国。第三，至少你也拿不出真凭实据证明茅于轼不是卖国的。所以，你说滑天下之大稽恰恰是滑你自己的稽，因为你想替茅于轼辩护，又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你说滑稽不滑稽？还有你认为茅于轼先生的扶贫基金、保姆学校等公益事业有目共睹，言下之意，就是茅于轼搞慈善的一个人，不会是卖国的贼。我认为，即使是一个慈善家也不一定是个好人，即使没捐过一分钱，也不一定是个坏人。举例来说：事发前，上海社保案的张荣坤是上海有名的慈善家，而事实呢？李国华创办孤儿园，当时也称为慈善家，而事实上却干着奸污儿童的勾当。上海奉贤区的企业家慈善家王敬铭，也犯事锒铛入狱……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的慈善家被撕下伪善的画皮。慈善是被不同阶层的人利用，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慈善算什么？有必要的时候，上帝也被他们利用了。你还别不信，今天不信，总有一天你会信。
从文中看，你是讨厌社会上这种激烈的斗辩，但社会的现状和时代的发展趋势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意志转变。你说只有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善，与风气的改良，才能让所有人从极端情绪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看来，你认为自己是清醒的，恰恰你是糊涂的，请问社会环境怎么改变？用什么方法改变？社会阶级的两极矛盾真的可以用温和的方法改良吗？你有具体实施的方法吗？如果用温和的方法可以的话，那祖辈们犯得着抛头颅、洒热血吗？恕我直言，你是没有认识到社会的根本和主要矛盾。在经济研究上你可能特长，但在政治上我觉得你欠成熟。这也难免，一个人不可能全面，有所长必有所短，对人不可苛求
。
沈从文和梁实秋认为文人和政治无关，反对文人从政，后来受到郭沫若的批判。而事实上包括文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无可逃避地受政治影响。最后，沈从文也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尽管他解放前曾写过反对党的文章。我觉得不管是文人、艺人、经济研究者、科学家等等，只要你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离不开政治，都必须有立场，就是卖国的也有卖国的立场。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学术研究者，无论是研究什么课题的，都必须是爱国的，都必须是道德的，才不愧为一个中国人，才不愧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若离开了道德的立场，连基本的人都不是了，何谈经济？我这样说，不知叶檀女士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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