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有些人死咬住“大跃进”不松嘴，尤其是“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些人，专拿这段历史说事，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把毛主席彻底抹黑，以解心头之恨。
那么，“大跃进”这口“锅”该不该扣到毛主席的头上呢？
如果客观地看待历史，毛主席提出“大跃进”的口号，以及制定的总路线是没有问题的。
1957年11月，毛主席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
二战后，苏联经济发展飞速，并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他们信心十足，提出了要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口号。一时间，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相信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集中人力和财力，加速推进经济发展。
在这个背景下，毛主席的精神也得到了振奋，对国内的经济发展有了新的想法，并提出15年钢产超英赶美的计划。
从出发点来看，毛主席的主观意识是希望通过“大跃进”运动，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各种资源充分调动起来，使中国快速走上富强之路。这一点毋庸置疑，无可非议。
另外，毛主席提出了“大跃进”的总路线，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审视“总路线”的内容：“多”是指产量；“快”是指效率；“好”是指质量；“省”是指成本。
可见，这个提法与经济管理的要素有着很强的一致性，并非凭空而来。
另外，虽然“大跃进”是毛主席发起的，但也是通过决策层讨论和同意的，大家都举过手，鼓过掌，应该属于“集体智慧的结晶”。
更值得主意的是，这场运动毛主席是领导者，但不是直接指挥者。所以，出了问题领导者有责任，指挥者也同样难辞其咎。
因此，出了问题把责任全部推到毛主席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
“大跃进”的错误纠正后，1962年1月11日，毛主席在北京召开了县级以上干部大会，到会人数高达7113人。其目的是总结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坦率地开展了自我批评，说：“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主席把“大跃进”的责任主动揽到自己身上，目的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是一种高风亮节，是一种勇于担当，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是一种心底无私。
这种精神本是所有党员干部该学习的。但是，有人却借此大做文章，甚至提出什么“三七开”，真是小人之心，卑鄙下流。
提起“大跃进”，人们马上会想到“浮夸风”，这是“大跃进”的一个显著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风很快便被毛主席察觉了。他立刻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予以纠正。
1958年8月，毛主席在河北农村调研时问一个妇女主任：
他“你认为你们生产队能完成粮食产量的目标吗？”
妇女主任回答：“差十万八千里！”
毛主席又问：“那你们想怎么办呢？”
妇女主任说：“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毛主席听完，心里很难受，当下泪流满面。
随后，他在会议上大发雷霆，指着当地干部严厉地说道：
“你们信不信有老天爷？老百姓就是我们的老天爷，你们说亩产几万斤，欺骗老天爷是要遭报应的！”
随后，毛主席又到天津四合庄乡视察了亩产10万斤的试验田。回到北京，他对秘书说：“我种过地，对他们说的这些事情是不能相信的。”
时间不长，在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讨论当年的钢产量指标问题，大部分人认为可以比去年翻一倍，实现年产1070万吨。
毛主席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目标太高了。
为了确保这个数字的可行性，他专门召集各产钢大省的负责人开会，询问钢产指标的事。结果，所有人都说可以实现。毛主席不放心，又去问冶金部的同志，答案也是没问题。可他还是不放心，又问了薄一波。薄一波建议把这个数字登报，这样大家就可以全力以赴。 毛主席心里仍然没底，又问陈云这个数字到底行不行。陈云与冶金部核算后说，实现目标是有希望的。
这样，毛主席这才同意将钢产指标定成了1070万吨。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掀起大炼钢铁热潮的并不是毛主席，而是各部门以及单位的直接负责人。
1959年，毛主席发现“大跃进”在执行中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心急如焚，专门给全国六级干部（到生产小队长）写过一封信，要求大家实事求是，不要蛮干，不要紧盯着上面定的目标。尤其叮嘱农村干部，每亩农田能增产一至两百斤就很好。说的很高实际做不到，没什么好处。
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是坚决反对浮夸和蛮干的。刘少奇曾公开讲到：“大跃进”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的问题。
所以，有人把“大跃进”的错误全部推到毛主席的身上，是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也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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