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天，我正上小学三四年级。我记得大雪纷飞，课间十分钟，我们在校园里迎着大雪片，呼来喊去，兴奋极了。
忽然，我发现雪地里，一个条凳上站着一个男人，他低着头，神情沮丧，浑身落满了雪花，却一动不动。我正好奇之际，两个男人来到条凳跟前，对凳子上的人呵斥道：“想好了没有？到底往家里拿了多少钱？”
凳子上的人嗫嚅道：“还没有……”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飞起一脚，把凳子踹翻，那人也摔倒在地上。旁边的几个男人突然吼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一吐舌头，赶紧跑回教室上课。后来稍大一点，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位站在凳子上反省的人，也是一位党员，担任大队支部委员，他有贪污的毛病，有时还有生活腐化的情况。
这大约就是“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了。听父母说，每次生产队开斗争会，小队长、会计、保管都会被质问，往家里拿了多少东西。据说，会计鼻一把泪一把，说自己往家里掂了二斤棉籽油，保管说自己往家里装了两口袋棉花，第二天都当着群众的面“退赔”了。
后来，听说中央为那些曾经的“地富反坏右”摘了帽子，不再接受群众的斗争，使他们在政治上和一般群众平起平坐了。听大人们说，从此以后，不再说“阶级斗争”了，因为没有阶级了，故而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当时，我年龄还小，不懂得里面的道理，但觉得中央决定还是合理的。是啊，大家谁也不用压制谁，谁也不用斗争谁，大家一起为国家搞建设，把国家建设好，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吗？
我们村是本县最先进的村庄之一。1970年，村民挑水，就不用往水井里提水，因为井台上建起了水塔，周围安装了水管，大家都用水管接水，很方便了。不久，水管就铺设到每一条街道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装一个水管，大家都可以在自己家门口接到水了。1980年，水管直接入户，邻村的乡亲羡慕极了。
1974年秋天，我们村里买了第一辆拖拉机，钥匙一拧，发动机就能打火。邻村的乡亲像赶集一样，围着崭新的拖拉机，品头论足。到1980年，村里建起了砖瓦厂，酿酒厂、棕垫厂、蜡烛厂，村里集体经济搞得有声有色，大家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上学不用交学费、书本费，上学的时候，家里准备一个空书包就行了。
1983年夏季，村集体解体。我在外地上学，听父母说，生产队的骡马牛驴，马车、柴油机、手扶拖拉机，以及生产队的几座房屋，都作了价格，让社员买回家里。当饲养员的父亲，因为自己喜欢的那匹退役的白色军马被外村的人买走，情绪低沉了很长时间。
没有多久，村里的三台轮式拖拉机，两辆解放牌汽车，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别人，砖瓦厂、酒厂等也都到个人手里。九十年代中期，据说，那辆令我们骄傲的履带式“东方红”拖拉机，以及配套的重型犁、重型耙因为长期闲置而锈迹斑斑，最后以废铁的价格，论斤卖掉了。
不久，我发现一个问题，凡是发家致富的，绝大多数都是原来的村干部。他们买了拖拉机搞起了运输，开办了商店，或者办起了工厂。
并且，后来的村干部也都成了几个家族的专利。再后来，一些恶势力滋生出来了，村民只能俯首听命。
现在，我们村里集体财产是一张白纸，如果需要钱，哪怕是一分钱，都需要村民集资。村里的房子倒是比过去漂亮了，但年轻人都跑光了，村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村小学今年没有招到一年级学生，再有几年，这个曾经修建的很漂亮的学校也要关门了。
每当想起这个现实，我总是扼腕叹息。实际上，这就是全国农村，甚至城市公有制经济的缩影。
现在大家都在网上讨论国家大事，但是，精英们很不高兴。但是，现实当中，许家印们风光无限的背后，挖了国家多少墙角，吸了老百姓多少血汗，坑害了多少个家庭，这个数字精英们能给社会公布一下吗？
工薪阶层流血流汗，撅着屁股苦干一辈子，买房子、车子，还得扛上沉重的房贷和车贷。经济不景气，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的一定是普通百姓，那些腰缠万贯的富翁，他们能体验到百姓的疾苦吗？
经济疲软，消费乏力，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很多人跻身于外卖行业，这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平心静气想一想，财富严重两级分化，难道不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吗？
但是，精英们扭扭捏捏地说，这是阶层分化。其实，谁都清楚，解决当前的国内问题，缓和社会矛盾，甚至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正视社会现实，坦坦荡荡地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然后才能开出解决问题的正确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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