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湖南师范大学援引了胡适论教育的“名言”，“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这话本身倒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这话是胡适说的，多少让人倒胃口了，所以，在大家的要求下，湖南师范大学“从善如流”把胡适两个字去掉了，但这又让公知触动了“义和团”的敏感神经，于是，又一轮撕逼开始了。
有人说，湖南师范大学“其实没有必要修改”，因为“胡适这些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总体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这不恰恰说明大家对湖南师范大学的质疑是必要的吗？要是胡适这种人都能成“正面形象”，那还有多少人是“反面形象”呢？
有人说胡适私德有亏，私生活乱七八糟，其实，从私生活角度去评价胡适是没有意义的，对胡适的评价应该从大义、大节出发，而这恰恰是胡适的死穴。
胡适给日本做过走狗，这叫民族敌人，给买办做过走狗，这叫阶级敌人，这是没的洗的，要是因为所谓的“对推动中国文化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就“一俊遮百丑”了，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顺着这个逻辑，早期还是个“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青年”的汪精卫，岂不是也可以洗白了？
胡适的徒子徒孙很多，给胡适洗白的不在少数，但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宣传胡适就很不合适了，至少没有必要，这与所引用的胡适的言论的对错没有关系。恕我直言，要是不问谁说的，只要对的就行，那说起来，汪精卫早期“忧国忧民”的言论可有不少，就连中山先生都是很认可的，顺着有人的逻辑，岂不是汪精卫的“正确言论”也能进大学校园了？
往大了说，胡适只不过是他们拿出来试水的，今天他们觉得大学校园宣传胡适“理直气壮”，明天他们又会把谁“请进校园”呢？但愿我是杞人忧天了。
举汪精卫的例子，或许胡适的徒子徒孙不服气，这叫极而言之，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湖南师范大学删掉胡适两个字是知过能改，而不是有人说的“在压力下”的“后退”。
有人说，胡适老家的胡适故居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哪哪还有胡适的雕像，还有胡适作品的出版，但这还真不是一回事，胡适是历史人物，研究胡适自然是无可厚非的，秦桧和汪精卫都可以研究，胡适为什么不能研究呢？但这与大学宣传胡适是两码事，因为这会误导学生，这不是对学生的分辨能力没有信心，而是大学理应是不容玷污的净土。
有人说要“包容”，没人会反对包容，但要看对象，这叫辩证法，不讲原则的“包容”，那不是包容，而是开门揖盗。更不要说，有人的“包容”是极其可疑的，一边高呼“包容”，一边又把反对和质疑的声音打成“上纲上线”的“激进主张”，这就双标了。既然他们的“包容”是分对象的，我们的“包容”为什么不能分对象呢？
当然，胡适是什么人，公知比我们更清楚，毕竟，胡适是他们的“祖师爷”，和他们一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的“乏走狗”，所以，他们才会处心积虑洗白胡适，毕竟，胡适要是“干净”的，他们自然也就跟着“干净”了。
可惜，公知给胡适的洗白太低级了，不但未能达到洗白的效果，反倒有越描越黑的嫌疑。例如，有人说，“作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胡适，慨然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为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支持做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短短几十个字，到处是漏洞。
首先，喊抗日口号的，未必不会做汉奸，但“低调俱乐部”的，一定是汉奸，不信去看看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的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哪个不是给日本“带路”的民族罪人？其次，胡适是1938年9月担任的驻美大使，但美国直到1941年7月才宣布对日本进行全面经济制裁，也就是说，至少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前三年，美国从未停止卖军火给日本，所以，谁能告诉我，有人口中胡适的所谓“卓越的贡献”到底哪来的？
当然，公知给胡适的洗白不是一天两天了，要不然胡适也不会像有人说的那样“这些年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总体是以正面形象出现”了，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警惕，因为胡适这样的要是都能洗白了，那作为胡适徒子徒孙的公知岂不都成“白莲花”了？要是公知都是“白莲花”了，那我们又成了什么了？
其实，我们对公知的要求并不高，至少别像胡适那样，给日本“带路”以及给买办“代言”，但看来，这恐怕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所以，这绝不是“包容”不“包容”的问题，而是to be or not to be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要是人人都去“包容”恨国者了，那爱国者又该由谁来歌颂呢？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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