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伊始，中国电影工业逆市起飞，影院再度重返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了众多选择中人们间或为之的娱乐消费。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去之时，社会已在网络上碎裂为难于计数的趣缘社群，文化工业也闪烁在分众和“饭圈”文化旋生旋灭的涡旋之中，那么，的确丧失了其“国民剧场”特征的电影却仍充当着洞向可见的与不可见之世界的窗口。与此同时，凭借网络，凭借数码技术，电影——百年间的电影艺术又确乎显影为某种不可替代的文化——迟到地加入了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电影，似乎丧失了或逃逸于影院、银幕，成为附体于种种屏幕、闪灵于各式黑镜之上的、美丽的出窍游魂。电影萦回于或逸出了幽暗迷人的影院空间——尽管电影是、始终是并将继续是影院艺术，跻身于或脱离了放映厅、资料馆等等“洞穴”空间，弥散在社会的，亦是个人的世界之内。一如昔日，电影是某种时尚、消费、娱乐，可以是某些优雅的文化、思想和表达，也可以是一类社会的行动和介入。如果说，影院原本是20世纪个人主义者的集体空间，是“孤独的人群”得以会聚、相遇的场域，那么，经由录像带、VCD、DVD、闪存、移动硬盘到云存储，电影也被撕裂/“还原”为个人的私藏。尽管我们个人“拥有”、拥抱电影之时，也许正是电影工业的衰微之际，但我不得不说，当“电影”溢出了胶片和影院——电影的血肉之躯，也是媒介——的囚牢的同时，它也丧失了，或曰解开了它历史的特权封印。进影院，仍是“看电影”唯一正确的打开方式，但我们的确同时有多种方式触摸电影。
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是一位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评论家和剧作家。他的理论著作推动了电影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艺术。贝拉曾为报纸写过影评，因而进入电影届。后写出《可见的人》和《电影精神》两部重要理论著作，认为电影将一切可见之物都人格化了。因其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身份，鲍拉日在纳粹上台后流亡莫斯科，二战后返回布达佩斯，创作了电影剧本《欧洲的某个地方》。他于1949年去世，同年获颁匈牙利文化最高奖科苏特奖，一个摄影奖项也以他命名。
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德国电影理论家、艺术史家。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建立了他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该书的副题：“物质现实的复原”，体现了他的中心论旨，因为他把电影看作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其全部功能是纪录和揭示我们的周围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他研究电影的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研究，寻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和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标准。他的结论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摄录那些典型的偶然事件，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影片。克拉考尔被认为是西方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对传统的故事影片所持的排斥态度引起了很多争议。
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是二战后西方最重要的电影批评家、电影美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国《电影手册》创办人；法国“新浪潮电影之父”。
电影史大致与20世纪的历史相仿佛。它不仅是对炽烈而短暂的20世纪的目击和记录，而且本身便是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富丽，炫目，间或酷烈沉重。它原本是工业革命和技术奇迹的一个小小的发明，与生俱来地遍体钢铁、机油与铜臭的味道。曾经，它不过是现代世界“唯物主义的半神”的私生子，一个机械记录、机械复制的迷人的怪物。为电影的创造者们始料不及的是，电影不仅迅速地介入了历史，建构着历史，而且改写和填充着人类的记忆。从杂耍场的余兴节目起，电影不仅复活了可见的人类（贝拉·巴拉兹），不仅以“闪闪发光的生活之轮”拯救了物质世界（克拉考尔），不仅满足了人类古老的、尝试超越死亡和腐朽的“木乃伊情结”（安德烈·巴赞），而且以“作者电影”开启了一个电影大师的时代，一个电影自如地处理人类全部高深玄妙谜题的时代。一如“短暂的20世纪”浓缩了人类文明史的主要场景，实践并碎裂着人类曾拥有的乌托邦梦想，留给我们沉重的债务与珍稀的遗产，电影在其短短百年之间成长为人类最迷人的艺术种类之一，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经典，自己的大师，自己的学科，尽管覆盖着无尽富丽的夕阳的色彩。
有趣的是，在“上帝/人/作者死亡”的断然宣告声中，电影推举出自己作者/大师的时代；在现代主义艺术撕裂了文艺复兴的空间结构之后，电影摄放机械重构了中心透视的文艺复兴空间。电影的历史，由此成为一个在20世纪不断焚毁、耗尽中的历史中的建构性力量，同时以电影理论——这一一度锋芒毕露、摧枯拉朽的年轻领域——作为其伴生的解构实践。电影，从品味/身份的反面，成了品味/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成了反身拆解品味、质询身份的切入点。摄影机暗箱成了社会“意识形态腹语术”的最佳演练场和象征物，电影解读则成了意识形态的祛魅式。因此，电影不仅一如从前，是一处今日世界现实的镜城，也是我们再度叩访20世纪历史的通关密语。
在中国，电影尽管自西方舶来，其悠长历史，却不仅大致与世界电影史相始终，而且几乎正是一部帝国、殖民、抵抗、创造之历史的镜像版。今天，电影不仅是中国崛起的佐证，也是期待视野间未来文化的语料。当然，又是一则关于文化自觉的寓言：舶来的，也是本土的；凝视的，也是被看的；梦想，某种醒着的梦。我们凝视着电影，也为电影所凝视；我们深入电影世界的腹地，处处志之，不只为了捕获电影的本体，也试图经由电影捕获文化或自我的本体。
电影，是我们的过去，电影叙事成就了某种奇特的人类思维与情感的回溯结构——缝合体系；然而，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指向未来的地标。我们凝视电影，不仅为了拓出一个关于电影、电影艺术、电影工业、电影史、电影作者、电影理论的对话场域，更是为了获取一份自信于未来的动能。
重庆出版集团华章同人这套“电影文学馆”丛书以著名影片的原著小说为主体，再次回归“从小说到电影”的经典命题，再次标识文学与电影间亲缘关系与媒介区隔，犹如“交叉小径的花园”里溪水勾画出的界标。往返于文学与电影的远方和近端，是为了再度审视和思考我们的世界、时代和生命。在熙攘而变得逼仄的世界与富足而封闭的“宅”之间，在影院“洞穴”与黑镜的闪烁之间，电影与文学仍是我们望向世界的窗口，是我们破镜而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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