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远基金会导读]近日，某抗日剧因出现搪瓷杯泡咖啡、弹药尽时抽雪茄的片段，被官方勒令下架。尽管官方宣传为《亮剑》的续作，但发胶、雪茄与别墅等处处可见创作者的轻佻。
近几年来，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及其它各种准神剧的泛滥，幽闭式的、狗血式的或杂耍炫技式文学创作的流行，以及“文青”“文艺腔”这些字眼的声名狼藉，折射出一个要命的问题：当代文学为何失去了活力、智慧、血温以及真切痛感，作家的存在感为何越来越弱，文学还有未来吗?
韩少功先生犀利地分析了20世纪以后文学的两大根本性分化，并指出了当代社会阶级界线正日渐模糊、人的“自我”正被各种新技术予以格式化和数据化的显著趋势，认为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情感、精神、创造力本身就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也是重新认知“人”、重新激活文学的突破口。
本文为韩少功先生在“文化纵横创刊10周年“论坛上的致辞。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来到今天的会场，发现受邀与会的作家太少，似乎印证了当前文学在总体上低落和边缘的地位，但我仍愿意顽强地为文学发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回望历史，19世纪的文学曾鲜活、丰富、广博地表现人间百态，实现了某种百科全书式的认知井喷，富有烟火气和重口味，富有巴尔扎克所称“我将粉碎一切障碍”的豪迈激情，将文学从《荷马史诗》时代那种神学、准神学的状态，推向了“文学即人学”的广阔大地和火热高潮。不过，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和善恶模式，作为文学的聚焦区，作为启蒙思潮的重要部分，进入20世纪后却出现了分化。
情况之一，“人学”成为“人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人民路线。陀斯妥也夫斯基在追念普希金的文学成就时，提到了“人民性”这个新词的三大内涵，即表现“人小物”的民众生活，汲收民众语言，代表民众利益。后来，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大多成为这种忧国和亲民的接棒手，一直影响到中国以及东亚“为工农大众”的“普罗文艺”、乃至波及全球的“红色三十年代”。毫无疑问，深重的人间苦难，非同寻常的阶级撕裂和民族危亡，构成了后发展国家这种文学潮流的深刻背景和强大推力。鲁迅怀疑抽象的人性，说流汗也得分“香汗”与“臭汗”，已有阶级论的思想内核呼之欲出。托尔斯泰不赞成“西欧主义”，斥责莎士比亚不道德的“肉欲诱惑”，也与早期人道主义拉开了足够距离，其激烈态度甚至被列宁怀疑为过了头。
情况之二，“人学”成为“自我学”，或者说文学中出现了自我路线。这种现象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危机中。尼采的“酒神”说、弗洛伊德的“本我”论和“潜意识”论等，提供了另类的思想资源。从世纪之交开始，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等这些欧美作家，差不多不约而同地“向内转”，把文学这一社会的广角镜，变成了自我的内窥镜，直到后来捷克的卡夫卡，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连这些身处西方外围地带的作家，也投入了反理性、反社会的一哄而散和各自独行，其作品弥漫出孤绝、迷惘、冷漠、焦虑的风格。“他人即地狱”，萨特的这一句名言，打掉了人道主义的乐观与温情，鼓舞了多少所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家，进入一种愤世幽闭，或一种玩世放浪。他们的自言自语甚至狂言呓语，不易引来大众阅读市场的欢呼，却一直成为院校精英的标配谈资，成为某种不安的都市文化幽灵。
这种“人民学”和“自我学”，构成了20世纪两大文学遗产，从不同角度拓展了对“人”的认知，丰富了人类的审美经验。
但不论是哪一种遗产，都一直充满争议并且鱼龙混杂。也许是能量耗竭和透支的原因，它们还双双面临日后高峰不再和欲振乏力的窘境。“文革”中诸多“造神”的工农兵文艺，还有当下广受非议的“抗日神剧”以及其它各种准神剧、半神剧的泛滥，让文学中的“人民”一再变得僵硬、空洞、虚假、荒唐可笑，让受众们一再避之不及。
在另一方面，原子化的独行者们也并非灵感大神。“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从总体来看，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活血、痛感、共振点以及号召力？或者说，脱抬于20世纪的两大遗产之后，作家们还能写什么，又该如何写?
文学来源于生活的应有之义，就是文学来源于人们所认知的生活，因此总是受制于人们认知的意愿、方法以及成果积累。事情很明显，世界不再是原来的世界。随着市场化、消费化、全球化、知识/信息化的大潮扑来，新的剥削方式和剥削机制迭出，旧时的阶级图景正日渐模糊，甚至所有者不一定富，受雇者不一定穷，那么谁是人民，谁又不是人民？在社会结构剧烈重组的情况下，阶级尺度与道德尺度、文化尺度等，又该如何彼此含容和多元统一？不久前本人在《文化纵横》发表的《阶级长成了啥模样》一文，就是试图进入这一话题。
再说自我：自有了生物克隆和人工智能，很多“自我”其实都是可以格式化、数据化、复制化、甚至能精确预测和管理的——哪有作家们以前想象的那么独立和特别?当人的体力和智能都一步步被机器替代和接管，很多有关专家发现，人类最后的差异性，恰恰表现于人的情感、精神、价值观、创造力——而这一切，恰好是生存环境和群体关系千变万化的产物，大大超出了“自我”的边界，不再那么“自我”。前不久《文化纵横》组织有关人工智能和“后人类”的讨论，也有助于打破很多“自我”人士的镜前旧梦，放大他们的心智关切半径。
文学可能仍是“人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大可能回归神学或半神学，也不大可能沦为物学或半物学。
那么，在认知“人”的漫漫长途上，借助人文社会各个学科的互相激发和互相推动，文学家应该比上一个世纪的同行们做得更多。不过，这一次，放在全球的视野里，是理性走在前面，靠思想钻头掘出文学新的富矿;还是感性走在前面，靠文学沃土育出思想新的壮苗，我们且等着看，还需进一步观察。
本文为韩少功先生在2018年11月30日“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的致辞，原题为《回望“人民学”与“自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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