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一个“反媒体的媒体人”，李北方所写评论的集结出版给了我们一个探讨当下媒介产业生态和媒体人社会角色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评在报纸上发布时前半部分分析媒体资本化的主要内容被大幅度删减，由此可一窥新自由主义时代公共领域“再封建化”的现实状况。

　　北大南门开，风从北方来 

　　王洪喆

　　如果说我对古典意义上的媒体评论人还有一丝乐观的期待，李北方的文字和职业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北大南门朝西开》的出版，给今天愈加惶惶不可终日的新闻业吹进了一股清冽的北风。

　　近些年来，新闻业和媒体人渐渐地褪去了“无冕之王”、“第四权力”的光环，转而成为公众眼中颇具争议的对象，换句话说，舆论生产者的职业合法性和劳动过程变成了舆论本身。远的有《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新年致辞”和送报员集体罢工事件，《新快报》记者陈永洲、21世纪高层的敲诈受贿案;近的有国内外重要媒体的大批裁员(路透、BBC、凤凰)、知名媒体人纷纷辞职创业等。就在最近，新浪副总裁石扉客抨击新闻学术界对新闻业界声援不足的一番言论，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提示我们，新闻业在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和内部矛盾，无不指向资本力量对公共言论资源的渗透和掠夺。

　　曾经，“一个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媒体脱离国家和政党权力的干涉而获得市场合法性的理论前提。这一前提假设了新闻人的职业自治、公众监督和知情权，同媒介市场地位和商业化运作之间“自动”的共同演进。这种用自由市场的普适化进程来趋近言论客观性和普遍代表性的理想主义——一个20世纪的神话——贯穿了我们所熟知的创制于20世纪早期的新闻学，及其学院内部生产的西方主流新闻史。换句话说，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新闻学的创生和建制化，本就是资本主义新闻业获得合法性市场地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和劳动力再生产场所。因此石扉客等人对学术界的不满恰恰不言自明了新闻业与新闻传播学术互构的历史事实——一个唇亡齿寒的利益共同体。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提示我们，新闻业在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和内部矛盾，无不指向资本力量对公共言论资源的渗透和掠夺。

　　在这样的知识社会史视野下，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逻辑的假设：如同哈贝马斯对19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所做的历史考察，现代市场新闻业的兴起也可以被看做是20世纪资本主义运动的阶段性产物，它的持续运转建立在新闻职业的阶级代表性、技术和产业条件、阅读公众与政治参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特定历史构成关系当中，进而新闻业在今日所面临的危机，也必须被还原到这些历史条件组合的崩解和资本主义的当代转型当中去理解。

　　因此，当20世纪为新闻市场化提供合法性的学术和职业话语越来越无法满足金融化了的媒介资本对利润和垄断的无止境追求时，这种共同体的知识、伦理、甚至工作机会本身的再生产过程必然面临着一个解体的危机。当媒体人的渠道资源、职业技能和社会资本可以在同其他行业的自由流通兑换中获得无障碍增值的时候，市场媒介超然的公共性神话也就瓦解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闻传播学术界不再为新闻业“站台”，恰恰可能预示着新闻学术生产逐渐摆脱了服务于行业合法性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属性而获得了大学教育本应该具备的学术独立和知识自觉，恰恰是这种批判性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为在新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下朝向重建公共领域的知识和人才生产保留了可能。

　　在这种可能性当中，李北方所坚守的古典公共写作原则——即汪晖所说的“社会论文”——具备一种超越特定时代新闻职业和学术话语生产的传统价值，时刻提示着我们几乎快被忘却的“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第一次见李北方，是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他是我那一场的主持人，说好了每人10分钟的发言，我由于没经验大大超了时，他在总结时眉头一皱以标志性的黑龙江口音说：“知识分子就是不靠谱，事先讲好的时间，非要多吃多占。”我作为一个玻璃心的小字辈儿，听了这话自然是狼狈不堪，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不太敢搭理这个言辞毫不留情的学长。过了一段时间他主动找到我，约我给《南风窗》写一篇专题稿子，谈到业务态度恳切，而且对我以前的文章和研究路径显得很了解、把握准确，让我不得不佩服他除了吐槽犀利之外的专业功夫，一来二去也就熟了起来。

　　后来总在各种会议和饭局上撞见，竟发现网上人见人爱的李大帅也有颇为腼腆的一面。记得有次在北京的饭局上，有人邀请北方去参加一个关于媒体中农民形象的学术研讨，他说文章自己早就有，就怕不是学术论文的写法，还得烦劳专研文化研究的朋友给修改润色一下，放上一些学术化的“大词儿”。从他脸上一闪而过的纠结里，我也许猜到桀骜不驯的北方对于学术生产这套“大词把戏”的矛盾心态，就像他在书里说的，自己至今错位了90度的方向感。

　　北大南门朝西开，同为北漂多年的东北人，我特别清楚这个拧巴书名背后的所指。不像咱东北舒坦的黑土地和单位工厂，北大和北京城是路况过于复杂的地界，然而这里最能够批量产出的，却是一些“可明白可明白”路线、方向感过于清楚的“聪明人”。在这个只问成败的时代，越是曾经关于是非对错的简单道理，越要借助繁琐修辞的装点，才能获得被表达的通路。在拽弯抹角、绕来绕去的途中，批判的步点就模糊了朝向，跌进了“话语的泡沫”里。毫无疑问，这种“大词把戏”是知识的无能。于是，李北方的文字总在提醒我，凭什么就不能单刀直入，把真话讲给最多数的人听。

　　不过，对于一个保持独立、想说真话的媒体人来说，讲明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仅凭赤子之心和书生意气注定是“然并卵”。不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里对社会系统性暴力的拆解和批判性思考，只能来自于对这个持续变动中的社会不间断地学习、观察和辨认，这是人民的媒体人所必须付出的艰苦劳动，用北方自己的话说，“都是被逼的”。东北人的性子，就是喜欢活的畅快、口无遮拦的，想想自己走进学术生产这套把戏里，又何尝不是被逼的。我以前在黑夜里跟人讲，学术就是在没有革命年代里知识分子的鸦片，鸦片吸多了，会丧失行动的意志，可是看到这世上人压迫人，心中的愤懑无处可去，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清楚，不能就这样在黑暗里沉默。

　　正如汪晖老师在序言中所写，这个复杂的世界何其需要“既不失复杂又不会模糊方向和斗志的声音”。在这秋意渐深的夜，冷空气开始在外蒙古和兴安岭的荒原上聚集，掠过东北大地上的森林和黑土、工厂和庄稼，从北大南门灌进我的窗户。北方来的风，总会让人打个寒颤，重新又振作起来，那风里夹带着的不只是投枪或匕首，而是速度更快的“响箭”，嗖嗖地穿过密密的青松林海，召唤着永远是年轻的革命人。

　　2015年9月18日初稿

　　22日改定于北大南门新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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