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天真孩子被扭曲了的英雄观，我感到无比悲哀和沮丧，更为那些欺骗、蒙昧孩子们的始作俑者们而义愤。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整个战役的全面胜利，而“红手印”们躲在茅草屋里干的是私分散伙的勾当，一个是奉献，一个是自私，这有可比性么？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血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疆场，而“红手印”们在那个寒冷冬夜里盘算的是个人的小算盘，一个是为国家，一个是为几个人，这在同一个高度么？“红手印”们与董存瑞、黄继光相提并论，岂不是对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一次令人难以容忍的亵渎与奸淫？
说什么“坐牢杀头也心甘”？真是荒谬无耻，无以复加。年年吃着国家反销粮，不思进取，懒于奋斗，不顾大局，目无集体，整日围着自家锅台转，为了私分散伙，竟然订立攻守同盟，自私自利到了何种地步？如果“红手印”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以前，还算得上英雄，至少是冒了一次破坏集体农业的风险。至于说“坐牢杀头”简直就是污蔑，电影《金光大道》里那个单干的祖师爷“张金发”坐牢了么？杀头了么？1978年，正是大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风云变幻的年月，正是“要吃米找万里”之风盛行的当口，正是安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暗中回潮的好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红手印”的故事应运而生，还有什么蹊跷？还有什“坐牢杀头”之险？有人说“红手印”是后来编造出来的，真假难说，不过合理性倒是有的。
说什么“不再向国家伸手要梁要钱”？更是天方夜谭、难圆其说。据说，小岗人自从“红手印”之后，第一年就不吃反销粮了。看来，小岗人干集体的事的确不卖力，干自家的事倒是使足了劲。不要梁了，可是钱还是要了，而且没完没了的要，死皮赖脸的要，贪得无厌的要。听说国家一次性就下拨了300万修路费，还给“红手印”们装了电话、电视，给了养老金。许多社会名流、企业、社团为了支撑小岗的牌坊，奉献了爱心，捐了款，连生活窘迫的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掏了腰包，这些自称“不伸手”的“红手印”们竟然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沈浩上任之初，就借助财政厅职员和“第一书记”的身份给小岗要了50万。可以说，整部《永远的忠诚》就是沈浩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的过程，也是沈浩为小岗人奔波、操劳、伸手而以身殉职的过程。就因为“红手印”瓦解了集体农业这个特殊的光环，才有了沈浩伸手和小岗人索取的资本，没有了这个光环，这些号称“坐牢杀头也心甘”的“董存瑞”“黄继光”们还能吃上饭么？那么，这个特殊的光环，大寨没有，华西没有，南街没有，他们凭什么实现了共同致富的梦想呢？
凤阳小岗的“红手印”们，嘴里有一句口头禅：“分”。是的，他们分了集体的田，也在暗箱操作中分了许多集体的钱，最后又明目张胆的分了集体的产。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小岗村连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连起码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纸都要沈浩到处乞讨。那么，剧情介绍中所说的“昔日的富庶”到底哪去了呢？当然是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间房，被另一个“红手印”的带头人，曾经被村民罢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纸公文变成了自家财产；一台推土机，被余本福远亲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会议上，“贾治国”的后台，也是他的舅舅余本华指责余本福贪污了上面下拨的20万款项，余本福拒不承认。小岗村的“红手印”们，基本是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窝里斗成了小岗村贫穷落后大背景下的一台好戏。只有年迈的“余三爷”一身正气，成为沈浩在小岗村的盟友和靠山。如此看来，沈浩面临的不仅是小岗的贫穷落后，还有一帮你死我活窝里斗的“英雄”们。
凤阳小岗，算什么改革开放的旗帜？“红手印”们算什么大包干的带头人？他们把自私自利的观念演绎的淋漓尽致，他们把“分”这个崽卖爷田不心痛的恶行进行的精彩绝伦，他们把“窝里斗”这个家族腐败堕落的风气承袭的锦上添花。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在凤阳小岗都能找到它的源头和来龙去脉。那么，凤阳小岗名扬神州，与特色中国一起永垂史册，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和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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