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此以后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资产阶级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但斗争双方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处于阶级斗争的被动地位，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及其精神继承人，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境外敌对势力结成联盟，时刻以主动的姿态向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有支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国家发起进攻。但这种进攻不可能是军事的，而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等。也就是说，他们隐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各种隐蔽的或公开的、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向党、国家和人民发起进攻。例如，用经济手段腐蚀党政干部；用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地位；用文化和教育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影响青少年一代为其所用，推行“和平演变”；他们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在立法过程和司法环节中塞入私货；等等。
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也不可能熄灭，只是展现出新的特点而已。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主动进攻的措施，防止敌对势力的阴谋得逞，这就要继续革命，包括以执政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应该被否定，否则就是自我麻痹、自我解除思想武装，从而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制造可乘之机。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已经居于统治地位，就不应该再讲阶级分析、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应该实行阶级妥协、阶级调和，应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下淡化阶级观念，党和国家也不要强调只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应该代表各个阶级的共同利益，即不以阶级分析为前提的“人民利益”。这本质上就是接受了苏联变修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苏联不就是沿着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走向失败和解体的吗？
还应该看到，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本身就没有真正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或建立一个由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想参加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不愿意继续革命了，就时刻表现出保守主义和右倾主义，与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人拉开了距离，乃至分道扬镳。在他们看来，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谁坚持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和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极左”，就应该被反对和防范。
所谓“社会和谐”论，其实就是阶级调和论。当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也会以拥护“社会和谐”论的面目出现，以麻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不想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也会以妥协的姿态提出“社会和谐”论，其目的是为了暂时调和或缓和阶级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主动放弃与敌对势力的阶级斗争，也不会换来敌对势力放弃主动进攻和破坏企图，因为他们想要的不是你的妥协，而是你的灭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抱着妥协、调和或息事宁人的态度放弃阶级斗争，并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必然会助长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他们会更加猖狂地向党、国家和人民进攻，这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
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矛盾具有多维性。也就是说，有经济维度的主要矛盾，有政治维度的主要矛盾，也有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这些领域性的主要矛盾的排序，其实是可以因人而变的。伟大的政治家会把政治维度的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摆在第一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解决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相反，他们会在明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更好地解决经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主要矛盾。如果不管姓社姓资的政治方向问题，只讲经济文化发展，貌似务实，其实等于放弃了理想信念，尤其是只抓经济，必然会导致政治上的盲目和危险。
只讲“斗争精神”而不讲“阶级斗争”，只讲“自我革命”而不讲“继续革命”，难免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逻辑存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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