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主体论（中册）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和理论基础辩正
前言
98年到02年的时候，就曾经有计划对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和理论基础做个批判性的总结，只是后来由于个人条件的原因不得不长时间搁置了。不过现在想来，随后这十几年断断续续的一些思考，如商品效用方面的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思考、主体论和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基本还是切合了这个方向的，再加上再早就已经大体完成了的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较深层次的一些思考，还包括与这些思考结论不相适应的二十世纪哲学方法论缺陷方面的思考，这样，到最近《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收官，准备最后结集《主体论》，突然发现这个批判虽然是变换了一种方式实际却已基本完成了。这样结集《主体论》，就要把原初的这个想法一块儿加续进来。
共产主义主体论是个大主体论。理论是主体论，实践也是主体论；哲学是主体论，政治经济学也是主体论；共同体建设是主体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更是主体论。虽然《主体论》还不是逻辑严密的系统性著作，从体例上还只是一个内容尚比较松散的文集，但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问题已经可以说明，这就已经足够。另外，这样的体例也还是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的。中国人的成书习惯，从来并不追求细节的逻辑严密，而是只求问题的简洁说明。
当今世界的两级，资本主义世界包括中国的资本主义，盛极而衰正在走向危机。这个危机，部分是一战二战那种形式的新老帝国间的矛盾危机，更深层次则是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系统性的衰败。这本来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但另一方面，作为另一极的共产主义运动也还没有从自己二十世纪实践挫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资本主义不行了，共产主义现在也还依然尚不能够行。实际，共产主义现在只有完成了对自己二十世纪实践和理论的批判，才可以言它的行与不行。这是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
人们的实践和它的理论认识是统一的。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经历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本身就说明二十世纪实践的挫折不能只追究它实践的原因，实际还有它理论的原因。有什么样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实践，这不能掩耳盗铃，也不能绕道而行，必须直接面对。换个说法，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理论还存在它自己的缺陷。一是哲学主体论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十世纪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其基础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从主体论的新唯物主义退回到不讲主体论的旧唯物主义去了，并且还公式化最终被资产阶级复辟的运动钻了空子加以利用。也就是说，这种缺乏主体论精神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基础，不管它曾经起到过怎样的革命的历史作用，但归根结底是与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不相适应的，看过《主体论（上册）》就会知道，既与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也与社会建设政权建设不相适应。一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从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的其它一些问题。二十世纪的唯物史观还不是建立在它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透彻的理解基础上的，这影响到了它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部分的也因为这个原因，二十世纪实践所依据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对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还缺乏最基础的也是最必要的认识，还并不明了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本身就是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实现路径，而缺乏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自觉组织进步，导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在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方面还大大的落后于同期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市场和利润的最大化所进行的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进步（这不能只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是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可以解释），这严重的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生活的质量和实际感受，这是一个再怎么批评都不过份无比严重的问题。反顾前面说的二十世纪唯物史观缺乏人与自然联系深入彻底理解的缺陷，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和它的政治经济学实际对工业革命方面的理解多数也还是流于表面的，它们实际也还并不能理解工业革命是追求人从自然束缚中最终解放的革命。而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又不过是人与自然联系的发展状况作为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的同一件事情的一体两面，共产主义本应该是工业革命和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的自觉组织运动中所体现的人从自然和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二十世纪实践所依据的政治经济学不但自己缺乏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必要的理解，它还因为马克思的某些片言只语一直拒绝讨论效用问题。以至于这个政治经济学连最起码的自己产业政策调整方面的政策工具都没有，职能部门想运用这样的政策工具只能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寻找。由于此（没有自己的应用经济学）导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政治经济学最后连根被边缘化。
从二十世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溯源，还是它所依据的方法论还存在问题。这就还要回到二十世纪特点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这次不是主体论问题，也不是唯物史观有没有建筑在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透彻理解上的问题，而是列宁特点的非关系性存在的抛开事物与世界的矛盾（是真的当这个矛盾不存在）只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看事物的那种方法，既然只研究人的内部矛盾就行了，尤其政治经济学更是被看做只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那么还用着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的外部联系及其发展路径干什么呢，所以二十世纪的实践从其理论基础上从根上对人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就不怎么感冒不怎么研究，其总根源就在于此。
这也就是说，二十世纪特点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一是犯了谨守本体论客体论没有了主体论的毛病，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社会实践不相适应，一是其唯物史观不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刻彻底的理解基础之上，与新社会人们自觉组织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新的生产实践不相适应。一是列宁脱离事物与世界矛盾的事物认知方法阻碍了二十世纪理论和实践的进步。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主体论》上册主讲哲学主体论，中册主要是梳理政治经济学问题及与人与自然关系深度理解相关那个唯物史观问题。当然，不管主讲什么，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三个部分实际是从来不曾分家的，划重点不过是为了需要的勉强。
这些问题是必须梳理的。不梳理好这些问题，就不会有未来超越二十世纪实践的新实践。
当然，看中册的时候，最好同时是把上册看做中册的前言看待。
所以，不管怎样，如果说上册是给二十世纪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打了主体论的补丁，那么中册主要就是给《资本论》打了个商品效用问题的补丁（《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做了基于公共劳动和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自觉组织工作的系统（《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同时还为唯物史观打了人与自然关系深度理解方面的补丁（《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基础辩正》）。下册则是通过对新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为曾经蒙尘的公共劳动正名，也是给党内外小资产阶级上的一堂历史课现实课政治课，下册最后对造成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学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理论原因，也就是列宁特点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辩证法哲学打了补丁（《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史问题批判》）。。
要结合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批判和对未来实践的预判看待这些补丁。
本书体例并不完美。但只要能大体完成这个批判，体例本身的缺陷反而并不是重要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书写，只有完美的阅读，希望读者能前后结合着理解这个批判。
2023.01.16
目录
社会主义效用：资源配置理论的批判和构建
货币的本质和它的阶级性问题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恩格斯在学术上对今天的意义——纪念恩格斯诞辰二百周年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基础辩正
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走偏的几个问题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
关于公共劳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一般问题的一组贴文
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
社会主义效用：对资源配置理论的批判和重构
最近读了几篇文章，感觉有些话需要说。
但又好像不太好说，只能说着看了。
孙立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2020-05-21/143600.html
余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http://www.cwzg.cn/theory/202005/57862.html
刘学梅 李明 丁堡骏：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理论的再认识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http://www.kunlunce.com/llyj/fl1/2020-06-05/144033.html
孙立冰立意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写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起码表达的是自己的一个立场倾向。我虽然比较赞赏这个立场倾向，但并不看好这种主观主义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因为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格来讲，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经济机体本身。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说，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而政治经济学反应的正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当然，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学，反应的就更应该是一种社会阶级意识，并且按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本本，还是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阶级意识。至于到底反应的是哪个阶级的，除非个别高人，一般人是不好判断。不过话说回来，今天的社会也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相信本本了，或许也还真可能就是一种超阶级的意识。似我辈这等太愚钝的人可能暂时还看不透。
谈到资源配置。孙立冰说，西方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其研究对象，形成了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挑战。
有没有这个挑战呢？ 我认为有，但或许也没有那么严重。
看其它文章，比如赵磊、刘雪梅李明的文章，也看到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不是没有自己的资源配置理论。不但有，而且很有，相当有。你看一个价值规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问题，不就是资源的配置问题吗？并且，还不止这点，马克思的整个资本论，讲的就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理论。你说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利润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剩余价值对资源的配置论也好，你说是资本对资源的配置也好，资本论讲的不就是这个吗？但结果呢，市场配置、利润配置、剩余价值配置、资本配置的最终结果，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渐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迅速的贫困化无产阶级化，就是为了争夺市场和利润盲目扩大再生产周而复始的越来越迅猛的经济危机。
难道，这不正是《资本论》所讲的资源配置理论吗？
只不过，现在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们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这些最基础的ABC已经不怎么强调是了，是不是故意不强调不提不得而知，但一定会有人在故意不再提。所以，他们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关键的落脚点并不在社会主义，而是在市场经济。他们也研究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看样子是早已把马克思说的资本配置、市场配置、利润、剩余价值配置的弊端给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就只能是把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过程，在中国重新走上一遍了。并且，现在好像结果已经来了，现在不是已经经济危机了吗？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尤其年轻一代不是已经开始越来越靠信用卡负债过活了吗？
当今这个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研究社会主义是不吃香的。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包括它的学，只研究怎么样从消费者的兜里往出配置钱，只研究怎么样少雇佣劳动力配置钱，甚至只配置现在的钱还嫌不够，它的中央银行配合着房地产行业，还要研究怎么样配置消费者未来几十年的钱，而却没有人研究大家怎么样一块“有钱”，这还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吗？它是姓社，还是姓资？这不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
所以，我认为很多政治者和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是理解偏了。以后重点还是要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学，不就是为了要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来吗？不讲怎么样共同“有钱”，还是继续资本主义市场利润配置资源那一套，钱都配置到资产阶级手里了，群众拿什么消费？你怎么配置？
包括《资本论》的教学，实际也还是个社会主义的教育问题。讲资本主义的不好，就要立社会主义的好，就要讲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怎么讲？是先搞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还是直接就来个特色。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一般，你这个特色特殊能讲清楚吗？大家对这个一般都做了什么没有？至于，是不是只有玩儿《资本论》才可以有话语权，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重点还是要讲社会主义经济，重点不在社会主义，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包括，最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实际根子上还是个要社会主义的以人民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还是要以资产阶级的需要为目的的生产的问题。你人民银行配合资产阶级圈地卖房发钞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往资产阶级口袋里装，如果人民币现在还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财政手段，我无产阶级国家发行同样的钱把这些住房买回来，甚至在房产商困难的时候平价少花钱买回来，然后分配给已经需要结婚的进城青年住，广大进城适龄青年立即免费或少量租金得到住房，还避免了大量社会青年的贫困化，如果这样，我无产阶级国家为什么要你个只为国内外资产阶级服务的独立的中央银行？所以，现在很多政治者专家教授，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怎么才可以社会主义的研究上，社会主义的财政金融是怎么回事研究过没有？如果像现在的中央银行一样，发行这么多货币，按照社会主义的生产原则，能做多少事情，研究过没有？如果真那么做，全国还愁没有人敢生孩子吗?还会有人提恢复富人的多妻制生孩子吗?谁说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学比资本主义的落后？
在讲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才可以谈西方经济学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在资源配置问题上的挑战的问题。
这个挑战有没有呢？
有。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过去讲的资源配置，主要就是讲的资本配置利润配置和剩余价值配置。它基本没讲按商品效用的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挑战实际就来自这里。
西方效用经济学认为，社会也是按照商品效用或说具体劳动的效用配置资源的。现在就需要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来判断，这个说法是不是实际存在。如果按照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本本，这个配置就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但是真的如此吗？如果效用问题完全是主观的，没有它的客观实在性，那就不存在它的挑战的问题了。既然承认是一种挑战，起码就说明效用问题不是完全虚妄的，它有它的实在性。
比如，这几年弄得沸沸扬扬的，移动通信领域的4G、5G问题。4G 和5G的区别，难道仅仅是一个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吗？整个社会劳动（社会价值）通过部门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一部门不同生产者的具体劳动，从而存在不同有用性差别的部门不同商品的供给结构的投入调整，难道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应该搞明白的问题吗？过去说，不同部门的商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这个没错。但同一个部门内的同类不同劳动或产品，难道也没有办法比较效用吗？4G、5G,可以比较效用不能？如果同一个部门的同类产品没有办法比较效用，那么在资本竞争中各部门内部产品是怎么样一代代改进的？又是怎么样形成效用竞争的？部门内部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又是怎么升级的？我们身边所有可以接触到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从原始人那里发展到今天，它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今天的样子的吗？还是在原始人那里就已经是今天的样子了？它难道不是一代代改进到今天的样子的吗？难道从这里也还看不出效用和效用的历史进步的客观实在性吗？如果还看不出，那么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发展的决定，那作为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的生产力——生产工具，又何以可以发展？它每一次的发展，难道发展的不正是效用吗？
所以，完全的否认效用的客观实在性，在今天实际是很弱智的事情，简单看看移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最近三二十年这些童叟皆识的变化，就知道坚持这个论调的我们的理论家们捧着本本是何其的傻了。
我们知道，资本论的体系还是建立在竞争中的部门商品、部门不同具体劳动，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假设前提下的。是在这个假设前提下的体系描述。但如果现实中，尤其今天的具体经济运行确实存在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不同具体劳动的效用竞争问题，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就应该勇敢的承认它，解除掉部门内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本论体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增补。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资源配置理论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所谓的挑战。如此而已。
除此真的并没有多少可以形成挑战的东西（不要错误的以为货币金融方面会有什么挑战）。因为，一旦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这哪里还会让西方经济学霸占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学讲台没完没了？但如果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自己没有这个东西，搞实际经济管理的人遇得到类似的实际问题，就要跑到西方经济学那里找解释的工具和办法，如果这样，你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就只能靠边站了，你天天反也没有。何况大多数人还是在拿着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本本在反——马克思自己的资源配置论你不敢讲，或忘记讲，社会主义怎么共同“有钱”你不敢讲，或忘记讲，西方经济学还有些用处的效用配置论你又不肯用不肯讲。那你反又有什么用？所以，我说很多同志，天天拿着本本，不懂得自己的优势，也不懂得人家在哪个地方还有价值可以吸取。天天拿马克思当阿弥陀佛当经念，这是不行的。
所以，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才需要真正的纪念恩格斯老爷子。因为正是恩格斯老爷子，才明确留了一个部门效用问题的课题给我们来做。
这个地方，我要引用我《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的第二个说明，说明这个问题。
我在第二个说明中说：
受几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正是这篇大纲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反杜林论》中的另一段话：
“ 它（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按）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捶身其中。”
在这句话中有个角注，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言论中，最直接表明产品效用实在性和效用衡量问题实在性的两次表态。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的理论史部分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应该是有审定的。说明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意见，但没有反对。
结合《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自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实际就已经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贯之，好像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衡量问题都依然也还要存在，其地位都没有丝毫降低。这就要使那些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顽固对待效用问题研究的朋友注意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不是不要效用问题的研究，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叙述侧重点的需要，以前没有充分的展开罢了。并且，效用问题又是发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阶段就好像仅仅从产品的合格与否来所体现的效用问题——合格的就可以买卖，不合格就不能买卖，来理解效用问题。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按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对效用比较来理解效用问题了，否则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在被互相比较权衡后按效用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其中效用的被比较权衡就不好理解（不同部门效用没有办法比较，只有同部门才有比较的意义）。共产主义生产计划的最后决定，起码是考虑了部门同类不同效用产品的“比较和权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所以，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作适当的研究是必要的。
看到没？恩格斯老爷子在这个地方，实际首先是肯定了产品本身所固有的效用的实在性的。然后在社会主义生产中，还要用这个固有效用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互相比较衡量（同时包括生产它们的劳动消耗的比较衡量）中，最终确定生产哪些、生产多少。至于，到最后到底需要怎么样的办法衡量比较，则实际正是恩格斯老爷子给我们这些已经进入了或进入过社会主义时代的后人们留下的一个历史课题。
所以，搞清楚了以上问题之后，也就可以搞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配置资源的真正的本义了。社会主义是研究怎么样让大家共同“有钱”的。所谓的市场配置资源，正是恩格斯说的用什么办法权衡各部门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的生产哪些种类，和各生产多少的问题。比如，如果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前就要衡量在移动通信领域是生产5G好呢，还是生产4G好呢，和各生产多少。以前有过指令性计划的衡量办法，但很笨。而现在就是市场配置的办法，本质上实际就是要消费者的效用选择决定各部门生产哪些、生产多少，然后部门变化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可以扩大到投资结构），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不断的升级变动。这里边当然还有消费者生活量的赋予通过价值规律对部门供给结构调整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但是次一位的。
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的真正的本意。最起码，必以此为基础。这实际就是对恩格斯社会主义生产部门内部不同效用产品生产衡量问题的一个回答。而且是越来越接近真理性的一个回答。
我们一定要明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和市场配置结合的这个本意。如果超出了这个本意，搞成让资本或市场配置大家的收入，最后让大众共同贫困，就是走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了。那一定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有的本意，大家别弄错了。包括对大领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如果大领导说的不错，如果大领导说的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他就一定就是指的恩格斯的那个意思。
所以，就一定要正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它的本质意义。它的本质意义，就是部门产品的不断效用更新和社会主义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消费中的效用选择和消费赋予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部门产品的效用更新和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社会主义消费的功能，不简单只是消费，它还承担着引导供给结构的功能。社会主义一切的资源调动，必以此为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基于产品效用的完整的资源配置问题。
所以，如果明白了这个本质，实际有没有市场就无所谓了。市场只是人的交往能力还必须有个商业市场中介存在时的一个历史概念。一旦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到商业市场中介交往没有了，人们间的普遍即时直接交往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直接交往实现了、甚至生产和消费重新统一了，那么有没有市场也就无所谓了。具有真理性意义的，永远是部门产品的效用更新和按需生产，按需生产中消费者的效用选择权，甚至哪天可能是消费者的效用创造权，引导下的生产。如此而已。即使共产主义的产品经济也必是如此配置资源。
2020.06.08
货币的本质和它的阶级性问题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前言
前段时间，本想借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争论，就社会主义的货币金融问题写点什么，结果因为要写社会主义效用生产和资源配置问题的文章给耽搁了。好在以前有过这么一篇文章，再添个前言，算是补上。
1、其实多也不过是些旧话。如果有什么新意，不过是粗浅的谈下钱即金融问题的阶级性。
钱有阶级性吗？
当然有阶级性。就看整个社会生产、铸币权、货币发行权，掌握在那个阶级的手里了。尤其是信用货币产生以后，哪个阶级掌控了货币，整个社会生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比如，无产阶级掌控了货币，货币就成了无产阶级国家调节工农业生产和科教文卫等人发展全面组织工作的工具，甚至是无产阶级国家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在这里，货币只是为了工农联盟便于调节工农业生产和便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部类之间和各部类内部的交换，非农人口的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卫生，是可以接近免费的。起码成本很低。
而等到资产阶级重新掌握了货币，就和现在一样，同样的住房，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就要配合着资产阶级按揭群众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再加上医疗、教育、吃饭，也越来越是市场或说利润在配置大家手里的钱（资源），实际就是群众普遍的贫困化了。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首要的一条就是对资产阶级金融货币权的批判。如果还是社会主义的运动，首要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重现的拿回自己的货币权。只有如此，整个的社会生产才真正会为所有的人民大众服务，资产阶级也才可以为大众服务。这也是前段时间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争论的真正的问题所在。现在的中央银行和它的商业银行体制，实际并不是真正为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服务的，而是为资产阶级和越来越金融资本化的资产阶级服务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现在的财政部就有多么高尚，它当然还需要问一问自己还是不是作为工农联盟的或无产阶级国家的那个财政部。
所以，如果承认货币金融问题的阶级性，承认了货币金融权的阶级归属对整个社会生产性质的决定性的作用，就知道面对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最终的解决办法了。就是恢复工农联盟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对货币金融的重新掌控，让货币工具重新成为无产阶级管控社会生产和管控资产阶级生产的专政工具。你资产阶级的中央银行系统发那么多的钱，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对国家资源的掠夺配置服务，我无产阶级国家发同样的钱，老百姓住房医疗都解决了，我要你中央银行体系干什么！
2、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应用问题，还要对文中劳动量和生活量问题做个注解。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是我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一文中提出来的。
在那篇文章中，我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各自进行了重新的梳理：为了说明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效用概念；为了说明交换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提出生活时间、生活时间尺度和生活量概念。人们劳动，是为了生活；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量，是为了生活时间量。这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形式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商品社会，是因为人们在劳动中的生活时间消耗需要生活补偿，是因为劳动消耗，即价值，产生出的交换价值问题，所以才是劳动价值论。而交换价值实际正是劳动交换所得的生活量补偿——不管它是用生活时间尺度标示，还是用劳动时间尺度标示。
关于劳动量和生活量、货币和生活量的关系，我在《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理解走偏的几个问题》中有更加简练易懂的描述：
“今天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问题。一是货币问题。一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效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解。
应该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统一的角度，理解劳动时间问题。首先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实际是耗费的生产者的生活时间，这个生活时间在交换中是要消费者拿他的生活时间补偿的。人们劳动是为了得到生活，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只是在成熟的商品社会，人们劳动交换的这个生活时间量，反过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标示罢了。在交换中，每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必须耗费自己的劳动换取自己劳动的消费者的劳动量，作为自己的生活量。
这里，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互相衡量的转换上有这么个矛盾。
第二个问题：货币问题。
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一斤茄子的价值，就是这一斤茄子值多少钱。在这里钱:元角分，就是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买菜的大妈不糊涂，可有些有学问的人就糊涂了。当然，买菜的大妈不一定知道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必要关心。
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用劳动时间耗费量解释价值，也就是解释钱是个什么东西的学问。最起码这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很多人没有注意)。
钱是什么?钱就是过去了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劳动量。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钱作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所要交换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生活时间量——生活量。
每一款商品(劳动)卖出去，就会有一笔钱流进来;同时每一笔钱流出去，就会得到别人的劳动或服务。
所以，钱的流动，就是生活时间的流动，当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生活时间的流动（实际还有以生活时间为尺度的情况）。是这个东西在调度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易经开始，就是在矛盾对立中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按照中国人思维习惯，马克思的价值，实际没有那么抽象难懂。事情实际很简单。劳动生活，劳动生活。一边劳动一边生活。劳动是为了生活。即使劳动之间需要交换，劳动交换的目的也依然是为了生活。
为了便于解析和计量，我们引入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概念。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而且是耗费尽可能少的劳动时间，换取尽可能多的生活时间。一个马克思叫劳动量，一个我们新冠名为生活量。劳动量之所以叫劳动量，是劳动中消耗的生活时间量；生活量之所以叫生活量，因为是劳动（从自然或社会那里）换来的生活时间补偿量。
所以，劳动和生活的矛盾运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矛盾运动，本来就是社会生产或说经济生活最基本的矛盾运动。它本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才表现为通过社会关系表现的人与自然关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它还是要重新回归到直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并且，即使是社会主义前期还需要商品生产，这时候由于生产目的的不同，交换价值，或说生活量的尺度，也已经直接就是生活时间，而不再是劳动时间。从而社会主义的货币，也已经直接代表的就是生活时间符号，是在这个基础上标示的劳动时间符号（交换的尺度已经是生活时间，不再是劳动时间）。
所以，社会主义的回归，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货币恢复它的本来面貌，让它直接的代表基本的生活资料。代表生活时间。人民币以前也正是这个样子，比如一元代表一斤元粮。社会主义一定要抓住这个经纬。与其配套，重建粮食管理系统。以前是粮食局。其它还有房管局等公共住房管理系统，控制基本生活物资，计划管理人们的生产生活。所以，社会主义的恢复实际没有那么困难。一个是使用价值，一个是价值。使用价值，就是要承认使用价值的历史进步性，承认使用价值在部门效用更新中发展的历史进步性，承认消费选择下各部门使用价值随效用更新推动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发展。而价值，就是要抓住钱（生活时间），抓住群众的生活，抓住资产阶级的命脉。
由此看见，把社会主义货币依然形而上学的理解成金银，实际是错误的。资本主义货币到最后都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掠夺工具了，社会主义的货币怎么可以不是专政工具呢？它完全可以是工人对农民、工业对农业，全民对基础生活资料部门的负债——如此才可以交换，当然，也可以是资产阶级脖子上的一根狗绳。
其它，至于最近争议的农村地区的改革，实际完全没有必要急急火火地瞎折腾。在工农联盟中，只要农民根据自己的劳动生活习惯，能把农业搞好，不减产，能保障农业供给，国家提高粮棉价格相当于养活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人是了。反正补贴了农业，反过来，就是补贴了工业。
3、本文对社会主义阶段的货币金融问题，应该可以揭示出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它根据社会主义货币金融的质，来揭示社会主义金融的用，对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经验，包括金融管理经验，做了一定的总结，实际也正可以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危机的。本文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的一个章节，希望能给感兴趣的朋友一个帮助。
刘光晨
2020.06.27
社会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
在共产主义的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商品货币和一定的价值生产。
货币，对劳动者个人来说是计量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工具，对社会来说是劳动调配的工具，对政权来讲还是国家通过金融管控社会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资本主义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阶段，已经完全是一种欠条。对整个金融资本来说，已经是一种掠夺工具。对于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来说，也已经是一种财政工具。
无产阶级政权的金融系统，依然可以把货币作为财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工具，把货币看成无产阶级国家对相关行业的负债，看成无产阶级国家管控社会调节生产的专政和社会管理工具。
1
价值生产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不能被取消的。但它又有大大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一是价值本身已经有了质的不同，然后是价值的构成和价值生产的范围也有了大大的不同。
首先，是价值本身质的变化。
在《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中，我提出人们向来是以生活时间的量来衡量劳动价值的。比如，一天的劳动量，价值几天的生活时间，或说价值几天的生活量。人们耗费一定劳动时间的量，总是为了一定的生活时间的量（生活量）。这是劳动的目的所在。劳动量与生活量的关系，一开始的时候，还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人们才好像忘记了生活时间，也忘记了生活量，而只知道劳动时间，并实际以交换所得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社会劳动量作为生活量本身来看待了。在普遍的价值生产中，所有生产者都在用自己提供的劳动量，换取社会的劳动量。把原先的以生活量目的，转换成了以换取社会劳动量为目的。把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转换成了劳动量和社会劳动量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活时间尺度变成劳动时间尺度。
共产主义生产，是直接向生活量目的的回归，是向劳动量生活量人与自然关系位置的回归。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人们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多的生活量，同样的生活量还要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是尽可能的减少人们的必要劳动量和尽可能的增加人们的自由生活量。是在保持和发展人们正常的更好的生活的同时，自觉的组织劳动的消亡进程。这里，公共劳动中，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所表现的当然直接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直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如果还是在根据各个时期的生产效率按劳动量交换分配劳动成果，所有产品就只会是当期生产性劳动者的产品，就不会有任何其余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的公共必要产品了。就不会再是公共劳动，也不会有共产主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共产主义生产，说白了，都是根据一定的发展了的生产效率，每个劳动者仅取自己生活所需份额，而为社会提供公共必要产品份额的生产。只有这样，才会有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才会是公共的劳动。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的价值，就只会是生活时间尺度，而不会再是劳动时间尺度。
我说人类向来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价值和财富的尺度，绝不是瞎编的。它深植于交换产生的历史根源当中。这个过程到今天也依然还在城乡各个角落里不断的被重复。比如农村人用粮食交换劳动和商品。在古代，直接用粮食的数量作为官员的薪资。从这个角度讲，货币不过是更方便携带的粮油生活品而已。
再比如中国的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从它一开始产生，更是从最接近现代的时间点上社会规模的再现了这一历史真实。我们知道人民币，从它一产生，便是直接和一定量的基础生活品——比如一定量的粮食、布匹挂钩的。作为货币，属生活物资或生活量本位货币（相对金银本位），并且不管后来它和生活量的挂钩是怎么样变化的，是根据生产率变化，还是根据经济管理计划的需要，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共产主义货币直接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一事实，无疑是最直接再现了历史上从一开始人们就是以生活时间的量作为衡量劳动和商品价值尺度的历史真实。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还有价值生产的范围和构成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
就价值生产的范围来说，由于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基础生活品，很大程度的已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按需分配，已经逐渐地缩小了它在价值生产中的存在，价值生产这时主要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品，而逐渐不再是基础生活品。这样，价值生产的范围，就必然的处在一种总体是不断缩小的动态当中。而基础生活品的逐渐地缩小和直至退出价值生产领域，又必然的要对残余价值生产的价值构成产生影响。
这很好解释。本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住房、教育、医疗、保险、基础生活品等各个方面的消费，都是要计入劳动力价值（相当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劳动力价格进而商品价格的。而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可以逐渐不再计入劳动力价值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因为，这就必然的表现为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相比同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大大的降低。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贸交往中，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为什么一般会表现为廉价的根本原因。即使如改开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但只要它的劳动力价值成本（吃饭、住房、教育、卫生、养老）主要还是城乡共产主义的体制残留在承担（比如是社会主义分拆中留下的房子，几亿农民工的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也主要是农村的集体土地在承担，再加上公共交通等原有残留的公共服务），而不是资本承担，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同期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依然还有它的比较优势（实际是几近于零）。如果这样的经济体又恰好非常重视商业交往，那么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交往中，它就完全可以表现为对纯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的排它性挤压。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商品横行世界和所谓“中国模式”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打下的齐全工业制造能力这个家底，如果没有原有共产主义体制的残留影响对现有劳动力价值价格实际还包括土地价格（本不是商品）的廉价影响作用，就不可能会有今天所谓的什么“中国模式”。以中国当前的生产效率也不可能支持中国商品的价格可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竞争。说白了，在西方纯资本主义体制下，劳动力价值价格必须是要能够包含了他吃饭、住房、子女教育、各种保险，这些基本的生活需要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承担，归根结底其实还是要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税收承担，是要加到劳动力的价值价格中去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必须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它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也要相对共产主义经济体高。这是不言自明的。
社会主义残余体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这种优势，同样可以表现在初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内部。像原有的集体共有制社队企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它的劳动力价值价格相对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的优势，其在与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就同样具备优势。以同样100家集体共有制企业和100家私有制资本主义企业就存活率对比，同期内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绝对是集体共有制企业多。至于实践中集体企业的曲折问题，那就不一定是集体企业本身的问题了，比如抓大放小把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小乡镇社队企业都放给私人了，那是共产党主动散伙向资本缴械投降的问题，与集体企业本身有没有优势实际无关。
思考题
1）在各种经济形式的比较中，要不要从价值的不同构成的比较中比较它们的不同？
2）还有哪些经济问题，可以利用价值性质和价值构成的比较，来进行研究？不同国别信用货币的比值可不可以？
2
共产主义价值生产中，价值和货币的特殊性质，还对整个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管理管控工作有着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
共产主义货币不同于金银金属货币，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信用货币。它首先是一种国家信用货币，然后同时还是一种国家政策货币。在经济管理中有其特有的运用规律。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有其管控金融和经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和经济社会管理工具的意义（而金银货币就没有这个长处）。主要是国家信用货币（纸币），可以有超高的生产效率，可以有国家垄断的发行权、只要能大体稳定的和一定的生活量挂钩——这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稳定之锚，就可以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一种接近无限的金融管控政策工具，还有利于建政之初迅速大规模的恢复和展开各方面的生产建设工作。所以，共产主义价值生产采用国家信用货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历史上，信用货币的产生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信用货币由于本身的不含价值，应用起来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主要是表现为货币发行的主观性、由于货币杠杆的人为干预对价值规律自觉经济调节的迟滞作用，而这同时也是对经济失衡的放大作用， 比如，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点、延长调整周期和加大危机的幅度。
而共产主义价值生产，就既可以取信用货币之长，又可以克服信用货币之短，为共产主义公共生产服务。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优点。
第一条，前面已经提到了。作为生活资料本位货币，或生活量本位货币，同时也是政策货币，共产主义货币总是和大体稳定的一定的生活量挂钩的（实际也不是固定不变。根据生活资料的生产效率的变化、工农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各个时期经济运行管理的计划，历史的也还是在变动的，不一定就固定不变）。这是一种国家信用，是种政府行为，关键共产主义政权是掌握基本生活物资的。这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通常情况下是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的。货币的基本生活物资本位，作为国家信用，是经济的稳定之锚。
第二个优点：共产主义货币在应用上，还可以营造生产各部类间积极的价格剪刀差，以作为共产主义调节和管控经济运行的工具。
在自然的经济运行中，各部类间的失衡是必然的。这个失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经过危机的震荡和破坏才可以慢慢恢复，资本主义实际没有真正有效的办法。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则可以通过积极剪刀差修正。
如果我们把经济运行中自然形成的那个失衡看做一个破坏性的消极的剪刀差，那么管控扭转这个失衡，就要一个对治的积极的剪刀差才可以。这就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中的积极剪刀差。共产主义信用货币，作为计划管控经济运行的政策货币，实践中最大的特色，除了能和一定的生活物资挂钩，就是可以利用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收购或销售或二者结合的价格调控，造成行业、部类、地区间的积极剪刀差，以管控调节经济和政策性的引导行业、部类、地区的发展。这实际是共产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在经济管理上一个重要的优势，也是共产主义管控经济运行的看家本领，是信用货币发展到最后最积极的一个结果。不懂这点，实际就不真正懂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的管理工作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点、特点。
其实，我们过去就没有能完全搞透彻这个问题。
比如，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农业就是工业，这个中国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本身人口就众多，它还要发展。所以，农业农村既是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又是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所以，发展农业农村，就是发展工业。但过去由于积极剪刀差这个工具理解的不够到位，致使主席的这一重要思想一直实践的不够理想。
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我们也是和苏联一样运用剪刀差以农补工的。虽然工业化的主要目标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布局也相当不错，但剪刀差的运用总还稍显生硬，主要多只是把农产品剪到发展工业上面来了，而没有给农民足够的货币补偿提高农村购买力，以更好地发展农业农村和培育工业品的农村市场。所以，那时不管工人还是农民，基本生活还是很苦的，民用工业发展也不是很理想。
或者这也还要做如下补充理解：1、集体化以后，一开始，国家工业化总体上还是生产资料工业（重工业）先行，生活资料工业（民用轻工业）总体是滞后的。这时农村地区的民用工业品就多数还要依靠旧时小生产效率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办法解决，而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从根基上这时又遭到了集体化的破坏，提供不了足够的产品。这是一段时间生活质量下降的一个原因。后来才是农村的货币收入低和工业品的自给自足，同新兴起的社会化民用轻工业的矛盾。属于农村货币收入低造成的社会化民用工业运行不畅。这个矛盾只有通过提高农村的货币收入解决。只要农民有足够的货币收入购买社会化的工业品，效率低下的家庭手工生产自然淘汰。2、由于生产资料和水利发展的相对滞后，提供不了足够好的化肥、种子和水利条件，公社化时期虽然是新中国近七十年来粮食单产总产增长率最高的时期（增长率均比单干时期高），但总还是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发展轻工业。这进一步造成了轻工业一段时间发展的滞后。这种局面的改善直到化肥化纤业工业、杂交种子和农田水利基本完成和投入使用以后。而这已经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80年代以前的经济管理，就既存在对积极剪刀差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也存在还没有充足的实践条件来把这个问题理解到位的问题，总体是没有更好地或者没有条件更好的做到按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思想管理中国经济。
80年代情况就有所改善。
进入80年代，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形成农业品对工业品的反向的剪刀差，则提高了八亿农民的购买力，一是同时一定程度的发展了农业农村，一是同时培育了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从而实现了工农、城乡两个互补的良性发展。所以，80年代看似工业反哺农业，以工补农，实际反过来还是补了工的。农村购买力提高了，农业农村发展了，工业的市场和工业本身也就发展了。这才符合了主席农业就是工业的经济管理思想。这实际也是剪刀差工具一个更高层次的积极运用。现在公认80年代主要时间城乡人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比较快。这从正面证明了只要剪刀差运用得当，确实是可以实现各地区各部类各行业的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所以，不管80年代其它方面的问题如何评价，作为共产主义经济管理的积极剪刀差实践案例，还是应该记住的。
当然，80年代推行单干、解散人民公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包括城镇化）的长远规划和公共积累能力，从而造成农村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除少数几个方面多数方面的严重停滞甚至倒退，也造成农村这个巨大工业品市场失去了后续发展的后颈。这又是对毛泽东时代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的一个严重的反动。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是一个围绕农业农村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为主要方向的（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工农互补、城乡互补、良性发展的庞大内生市场增长模式，又何须今天没头没脑的什么转型？试想，如果按照主席的路子走，中国今天即使十分之一的农村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农村发展的同时，对中国工业是个什么样的市场规模？现在的中国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如果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呢？可以打保票的说，如果当年的人民公社保留和发展至今，全国十分之一到二的人民公社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真正的转型早晚还是要听主席的话：农业农村就是工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发展上去。中国的农村早晚是要发展的。
而再后来，进入88年以后（90年代实际提前两年从88年的价格改革开始），可以说则是完全把农村给忘掉了。90年代，取消80年代倾向农业的积极剪刀差政策，取消农业的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再加上价格改革超发货币主要是后来的基本建设跃进超发货币自然形成的工业品物价飞涨，形成了一个工对农、城对乡的超级破坏性消极剪刀差，农业生产成本奇高，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农民日子极苦。这样，就不单是形成了一个90年代严重的三农问题，实际上也是对90年代中国整个工业的一次严重的冲击和灾难。关停并转抓大放小出口导向固然是严重通胀后更加灾难性的过头金融紧缩政策愚蠢地搞死几乎所有全国竞争性地方国有集体企业造成的，农村购买力严重下降也不得不说是它的基础背景。很简单，七八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坍塌了，对工业的冲击就必然是灾难性的。这从反面反证了农业就是工业——从营造维持农业农村对工业的积极剪刀差方向推动工农、城乡良性发展这一中国经济管理重大原则的正确性。所以，如果说九十年代因为其抓大放小等私有化措施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和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那么不管是剪刀差的运用失当还是灾难性的金融紧缩政策它首先又是共产主义经济管理学上的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是这个反面教材在先，二者实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说白了，如果没有那个愚蠢的灾难性金融紧缩政策，公有制企业就不可能全国性的全面死翘翘，如果农村的市场不坍塌，也不一定非要把整个经济都搞成今天严重依赖世界市场的外向型经济。回想温铁军们所述八十年代初政策失当所致中央财政危机所进一步导致的一切社会主义破坏性改革，包括90年代的全面私有化，都与中央的财政危机和它背后愚蠢灾难性的政策金融措施有关。
再后来进入两千年。即使人们依然还没有意识到要把积极剪刀差提升到经济管理至关重要工具的地位——反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不会也不可能做，社会主义者也没有做，两千年后的政策其实也还是有意无意的抓住了差不多三个方面的积极剪刀差来应对危机恢复经济。一是重新从农业农村这个基础方向上着手想办法，对农业进行免税、补贴，甚至再后来经济危机又对农民购买部分工业品进行补贴。这虽然没有根本的扭转农业农村问题的方向，但起码是符合了营造积极剪刀差的方向。一是借助国内国际劳动力价值价格的剪刀差（实际这同时也是商品价格的剪刀差）发展对外加工工业。一是大搞道路交通等基本建设和提高房价发展房地产。而后两者虽然已经严重超出了共产主义生产的性质，但就其作为危机时期措施临时吸纳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助推了全民包括农村的购买力，提升了本国在国际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来讲，也倒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
两千年以后的实践，就积极的方面来讲，它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开放的环境中，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应该以国内剪刀差为主，同时兼顾管控好国内国外两个剪刀差。内部剪刀差，利于生产建设；外部剪刀差，为国内生产的技术升级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也是为同国际资本的斗争，和平时期这是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
两千年后的缺点不用说了。两个剪刀差，它是外部剪刀差为主——严重依赖外部市场，是典型的把危机型经济当正常经济；内部剪刀差，它是房地产为主。越陷越深，以至成疾。这不光是生产目的的问题，主要还是外汇占款和房地产撒钱超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问题。所谓扰乱金融秩序，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它畸形地推高工业品价格，损害了农业农村的工业品购买力，起到了破坏工农积极剪刀差的作用。所以，即使房地产和对外加工工业，看似临时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这个购买力最终还是被消极剪刀差给大大的对冲掉了。所以，正如大家所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实际一直没有真正解决。而三农问题，实际就是工业问题。三农问题就等于工业问题。其实，二者是同一个问题，是中国统一经济体的阴阳两级。“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不管是工业危机，还是农业危机，实际都可以到它的对立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实际是阴阳不能互生互补。
综前，如果说作为农业国，中国广阔的农业农村的发展是治疗中国一切经济病的根源，那么这病治起来也倒简单：发展面向农村的经济金融政策；恢复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尤其人民公社级），恢复它的公共积累能力（公共积累是农村一切事业发展的经济基础），通过农村各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行规划，实施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其中就必有中国工业无限广阔的市场。加上从中央到地方的协调规划，就会有各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的合理布局。这就是经济增长点。这个剪刀差摆到主要位置了，就有了工农、城乡的阴阳互补和良性健康发展。对外交往的剪刀差则根据同国外经济技术交流和与国际金融资本斗争的需要而定。房地产问题，不过是废除土地财政，恢复住房作为基础生活品重新纳入基础生活品管理的问题。即使那时住房依然做商品对待，在统一管理中也可以像粮食等其它生活品一样，借助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各自或配合调控，调控它的供给和消费。另外，合理的基本建设依然继续。
3
当然，对两千年以来农业补贴的办法照真正的正确运用价格剪刀差的办法还是不可相比的。
如果按照剪刀差的办法处理，这里完全可以在即使保持农产品收购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完全可以继续提高），通过逐渐降低农产品和基础生活品的消费价格的办法，来造成农业相对工业的剪刀差形势。这样做，无形中是同时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又同时降低了一切工业品的价格——劳动力成本降低了（注意这条作为降低工业品价格的重要方法意义）。从而维持农民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维持工农互补经济良性运转的延续。
这也就是说，剪刀差不光是提价可以造成，降价也可以造成。对基础生活品收购时的提价，和销售时的降价甚至减免，更可以造成。
这个地方实际是有很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的。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物资本位货币才可以适应随生产率提高所应该带来的价格变化。如果不能灵活变动，生产率提高了，价格降不下来，物资本位货币就不能实现像金属货币一样的价格调整。
一方面，只有灵活的运用剪刀差，才可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成员的消费结构，在同样的货币支出中实现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产品品类品质。我们假定职工的货币收入不变。农业等基础生活品价格的降低了，工业生活方式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就提高了。基础生活品消费接近免费了，人们的货币收入就只针对生活方式品类工业品。生活方式品生产率提高，价格降低了，同样货币收入所容纳的生活方式品种类就增多了，或者品类就提升了。总之，同样价值量所容纳的是不断扩大的生产内容和规模。
这也就是说，劳动力的价值价格可以不变，同样生活量消费的货币量可以不变，但各个时期，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即消费的内容，却是可以变化的。它一段时期可以主要是粮油水电，而在发展了的时期，粮油水电就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就可以是汽油、车辆、电器的消费了。货币支出的量可以不变，但消费的内容却历史的不断的丰富了。这都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关键是善于运用积极的剪刀差，我们过去几十年只会呆守着农产品的价格大体不变，实际是错误的。实际是不真正懂得积极剪刀差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生产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意义和工具意义。以后要明确这个问题。
4
积极剪刀差的上述运用，甚至超出了经济管理的意义。
比如，共产主义前期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参看十四部分四部类生产模型），也可以通过的剪刀差这种上述运用，通过对基础生活品部类和生产生活方式品部类双补实现。这实际是消费结构中，基础生活品价格降到零的情况。
比如农村，在农村自身粮食按需留存后,上缴国家的余粮部分，就可以由国家根据计划价格收购，而在城镇又可以低价或者按需定量免费提供市民消费。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的是粮食的按需分配和货币，而非农人口得到的则是粮食这个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免费消费。全民有关粮食这项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实现。
而农民得到的货币，又必须要用来购买非农生产的生产生活方式品和生产资料，满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这样，农民得到生产生活方式品，国家通过对生产生活方式品企业和原料品企业的逐次利税，回收的是货币。
所以，简单讲，初期四部类生产中：
1.基础生活品部类 c1+v1+m1
2.生活方式品部类 c2+v2+m2
3.生产方式品部类 c3+v3+m3
4.原料半成品部类 c4+v4+m4
1】国家用计划价格订购基础生活品部类1的基础生活品(优质优价)——对应货币发行。然后，基础生活品，在社会上按需分配。
2】生活方式品部类2、生产方式品部类3，各自用自己的工业品交换基础生活品部类所得到的货币。
3】2、3两个部类所获得的资金，划分成利税、企业基金、消费基金。
4】企业基金、消费基金，继续在2、3、4内部消费循环，推动生产循环。
5】国家通过各2、3、4各部类企业利税逐次收回资金。
这样，通过对基础生活品收购和分配的分别处理，基础生活品的按需分配和生产生活方式品的按劳分配实现，同时也是对两大部类的补贴。基础生活品的货币收购，补贴基础生活品部类。其它部类人员的基础生活品按需分配，补贴其它三个部类。
剪刀差的这种运用，在这里不但起到了计划调节社会总劳动的作用。也还起到了价值生产时期，培植按需分配这种分配方式的作用。
由于剪刀差的方法论和工具意义，以后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要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注：通过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财政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共产主义的财政，不过是为了满足全社会的各类生产生活需要，共产主义国家对社会劳动的货币调度手段。购买产品或劳动，对应货币发行。对下游获得货币的相应企业的利税，对应货币回收。在这里收支的平衡，只是一个周转周期的长短问题，不存在绝对的不平衡问题。在这里，也不需要一个独立于财政之外的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独立于财政目的之外的中央银行体系，并不一定能给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服务。
另外，从共产主义的经济运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永远独立于共有经济体系的问题。否则，只要允许私有经济长期脱落共有经济整体大规模无节制的发展，而不是逐渐吸收它，那么必然有一天会如今天一样，全社会头顶上出现一个随时可以决堤危害整个社会的资金堰塞湖的问题。
5
在共产主义生产中，计划生产与价值生产二者不是纯纯的对立。价值生产只是通过市场供求自发地在调节部门间和部门内人们的劳动。但如果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调节节约可能就是建立在不断的周期性社会规模的劳动浪费基础上的。计划生产也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产品量的指令性计划。共产主义的计划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必须公共职能部门考虑的部分，和必须整个社会考虑的公共的基础领域的长远规划。剩下的才是对市场供需关系的计划生产调控。计划生产调控(剪刀差是一个手段)，实际是一种相比无政府状态劳动在各部门间更有利于其节约的自觉调配。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
计划同时是为节约劳动的计划，不单纯是指令性计划。指令性计划也不是不根据社会需求盲目生产造成库存积压的指令性计划，而是以需定产的计划。在未来没有了市场中介实现了消费对生产直接引导的时代，就更是如此。
一切都是在实践中发生发展的，节约永远不会有绝对的节约，各部门间劳动量分配的平衡也不可能存在永远绝对的平衡。实践都要以解决实际矛盾的需要为准。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所以矛盾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不断地产生和解决矛盾就是人类日常工作的内容。
我们说，商品、货币、价值生产不能随便取消，是因为取消商品货币不是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内容。共产主义前段的核心工作是自觉的组织好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商品、货币、甚至资本，作为手段，有时还会需要加强，但总体随核心工作进程的发展最终是会一并解决的。包括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分工、阶级差别，随劳动消灭进程的发展，随个人对社会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和根据个人需要的支配的实现，都会自动的消灭。所以，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都会迎刃而解。
恩格斯在学术上对今天的意义
——也谈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最近大家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也说两句。
革命精神上的纪念已经有人在做，我从学术方面讲两句。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需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需要再出发的时代。但我们中国人有个不好的学术传统，就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不敢越前人雷池半步的传统，这对社会主义的再出发没有半点好处，需要进行批判。
我们今天需要怎么样从学术上来纪念恩格斯，应该纪念哪些内容，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是以前的人很少提到的。
比如，有人说要纪念恩格斯建立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不对呢？有道理，但光这样说还不完整。
因为从今天的角度讲，恩格斯还只是从认识论本体论从人类怎么样认识世界的角度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从主体论的角度来看，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一直是人与世界的问题。这说明没有主体论的视野、只有认识论本体论的视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的理论体系还是不完整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只有如此理解才是完整的。进一步讲，纪念前人，主体论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主体论上的贡献并不是太大。
恩格斯在主体论上对于今天的意义，有一点是需要突出的，就是他晚年对人本质认识上的一个提升。
我们今天的人论及人的本质，基本都是依从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言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性，或言人的本质是劳动。其实，大多都是依据马克思早年，大多都不明了恩格斯晚年在此问题上在方法论上相对马克思早年的进步。
马克思早年由于生物进化论还只是一种猜测，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科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还没出现，所以主要只是从人和动物的横向比较的方法上认识人的本质，而恩格斯晚年则已经是建立在真正的生物进化论，包括人从古猿来的，这个前提下，已经是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本质，说劳动的本质、人的本质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这就和马克思早年说劳动是人有目的的活动，而动物没有这种有目的的活动，并以此作为人不同于动物的质不一样了。恩格斯晚年根据科学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即使从最原始的原生质身上都可以看到有计划活动的影子，更别说高等的动物。这就给我们今天的人们带来如下的启示：如果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社会性不光人类有；如果说劳动是人的本质，在越来越发展的智能机器面前，劳动已经在不断地被减少消灭。所以，我们不能仅停留在马恩的历史判断上刻舟求剑，而是应该继续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从人与自然世界的本质联系来考察人的本质，并从这个本质出发研究人类现在未来的历史。而这个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就来自恩格斯。这是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再出发在理论上的一个前提。这个东西必须引起重视，而并不是像我们中国学术界以前只会子曰诗云马列毛说那样把马恩的片言只语神圣化。这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从我注六经的阶段发展到六经注我的阶段了。不如此，社会主义的再出发，社会主义的继续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习前人，学的就是他们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学会善于准确地辨别他们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恩格斯对主体论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个。
恩格斯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辩证法。他的自然辩证法融汇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系统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历史过程。恩格斯在哲学上最值得我们今天突出提及的，是他对事物动因问题的阐述。恩格斯尽可能完整地阐述了自然世界的完整历史过程，他虽然没有特意涉及事物的辩证法，但关于事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已自在其中。关于事物的辩证法是列宁提出建立的。但列宁的缺点，是简单翻拍黑格尔，实际是脱离了事物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关系谈事物的自己运动——自相矛盾运动，这对后来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的发展是带偏了方向，也带了紧箍咒的。而恩格斯则说，事物的动因归根结底在事物间的互相作用，实际是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事物与世界发展着的矛盾关系中把握了事物的自己运动。
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取法恩格斯，且只有恩格斯这个说法，才可以和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传统和现代的系统论相一致，才可以圆满主席主要矛盾历史变化问题的学说，才可以支持到我们今天从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化方向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规律。要社会主义的再出发，要继续革命，没有对自己过去理论的大批判精神是做不到的。
当我们在纪念我们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前人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不要忘记我们中国人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一个是主体论的文化传统。我们中国过去的哲学，为什么只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套工具范畴体系老是分析不透，就是恩格斯总结的这套方法只是本体论客体论的，不是主体论的。而中国古代的文化主要发展的是主体论，要用主体论分析，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唯物唯心问题，而不是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唯心问题。当然，唯物唯心这些问题脱离了主体论本身也显得怪异甚至没了灵魂，脱离了主体论的唯物主义还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革命的意义吗？中国古代的文化，核心都是围绕主体、人的自由之学，即道学，研究的是人的自由之道。它已远不是认识论哲学一个层级的东西。或说，相对于道学，源于西方的哲学这个概念的层级太低了。这或许，只有马克思的主体实践哲学行动哲学才可以和中国人的道学做个互相通译。这反证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必须添加一个主体论哲学，才可以形成真正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
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哲学，还有个可以补充的地方，在本体论，在辩证法。西方人追求世界的本原，总想弄个纯而又纯不可再分的原生的东西。比如古代追求原子（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原子，实际是一种原质），今天追求到夸克。而我们中国人虽也有过这种倾向，比如元气本体论，但并非主干，还不是原生的。在中国的原生哲学中（易经的阴阳哲学），一切事物都是两分的、两面的、可以矛盾分析的，都是对立联系的存在，“一阴一阳谓之道”。既然如此，追究最后所谓不可再分的质就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看到的都是联系，各层级的联系。所以，我说事物即联系——说世界是物质的，但这是个抽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事物，而看待事物主要都是依据联系，即马克思所谓关系性关联性的存在。这实际是另种本体论。除此，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整体讲求的也是把人事放在天地（中国人看到的世界）的大系统运行中考察（天地人三才世界观），实际是把事物放到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考察，这和列宁以来脱离与世界联系或矛盾关系的事物的自己运动论——主席也受此影响，是个鲜明的对比。把这些引进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认识论，自有其方法论意义。
恩格斯对我们今天在哲学上的意义，主要就是这些。
恩格斯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有过不好的影响，就是在对资本论进行宣传时那个对唯物史观的偏近经济决定论的表述，它造成了第二国际以来经济决定论的公式化唯物史观观点的错误倾向。当然，这也不能全怪恩格斯，恩格斯对此有过解释。
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上对今天最大的意义，在于对效用方面的坚持。
中国人子曰诗云的学术传统，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界的重灾区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他们一方面至今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只承认这个经济的作用，而不承认人、组织起来的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共产主义的共同行动组织主体，共产主义共同体）的主体条件的作用，甚至有意无意中搞出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做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兄。另一方面，他们只知道劳动价值论，而不明白劳动价值论只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结构的工具，不明白马克思恩格斯说的除了这个深层的劳动价值构成的社会结构之外的表面的形式，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研究的东西的意思。更不懂得商品的效用和效用问题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及其应用经济学建立的最终的意义。我们今天急需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不如此就完成不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括意识形态的批判和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批判。但是不承认效用问题，不承认商品产品本身使用性能的不断地改进这个效用问题，不承认随着效用问题的改进，各个部门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地升级调整和它的经济学意义，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以前一切世代它推动生产力发展关键在它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无与伦比的能力，认识不到社会主义生产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认识不到社会主义不如此就不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认识不到这些，那么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包括它的应用经济学是建立不起来的，甚至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本身都是不完整的。而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把前人神圣化的学术传统，对今天的最大的坏处就是带领大家集体困守马克思的片言只语，致使这个政治经济学一般和它的应用经济学一直不能建立资产阶级应用经济学至今一统天下，更有甚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能，社会主义在今天甚至反过来必须要借助资本主义才可以发展自己。但反过来想，如果社会主义生产本身已经具备和超越资本主义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能力，又哪还需要资本主义这个发展自己的拐棍，以至于今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早已成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而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在效用问题上的理论根据，就是恩格斯。如果说马克思主要的是在批判庸俗的效用价值论，那么恩格斯从切入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始至终就一直在坚持效用问题的经济学意义。这一点是子曰诗云马列毛说样式的学术至今不曾认识到的。我们今天就是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效用在交换中的机制，它通过交换对产业革命的影响，对部门产业升级的影响，它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走向和机制，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和我们自己的应用经济学。
效用问题研究是基础性研究，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社会主义一般就没法建立。只有社会主义一般建立起来，才能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特殊——它当然也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但最终要解释各种特殊，还是要这个一般。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学术上纪念恩格斯的主要的意义。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再次出发服务，为实际的理论斗争服务。我们的理论界至今在主体论问题上，在效用问题上还没有做任何回应，这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他们。社会主义要再出发，社会主义要继续革命，这些话必须要有人说，早晚要有人听。
在对待导师的问题上，宜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首先他们本身也是学者，然后他们的人和观点，也都是历史的，并也要在历史中看待他们对今天的意义。不能再简单重复中国人把古人言语神圣化的传统。这个坏传统必须要改。
2020.12.05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基础辨正
文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其对唯物史观和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不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联系发展深刻透彻的理解基础之上的，本文就是对这一理论基础的一个补充修正。
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最终可以归结到对自身历史实践的认识上去，而人类的历史最终又必将是在对自身历史实践正确认识指导下的历史。这一命题是无可疑意的，它出自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一个基础性或前提性的命题，即关于认识与实践统一性的命题——认识源于实践，并可进一步指导实践。
然而在十九世纪之前，即在人类产生以来几百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认识对历史的这种自觉的指导作用一直还是谈不上的，因为这绝大部分时间里，人们还不是历史的看待世界和人的，既看不到世界包括人是一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又看不到世界包括人还依然处在一定的历史进程当中，也就是说人类的认识当时在总体上还没有达到能认清人自身历史实践的程度。既使如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试图历史的看待世界，并由人类从有巢氏到燧人氏到神农氏到尧舜禹的发展中历史的看待人，也必然不可避免的由于当时人类实践发展的有限而使这种历史认识流于片段，使之对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不了任何有历史意义的影响。总之在当时条件下，人们不是认为人和世界万物一样向来如此一成不变，就是把人和各种神灵联系起来，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世界及自身的认识水平。在这种状况下，认识对实践对人类进步大时间跨度上的自觉的指导作用就是无可想象的。人类的进步在当时就一直处在一种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因而是非协调的盲动的状态中（农业革命也可视做一种自发进步。自觉只与人对自身实践认识的透彻及以之为指导相联系），它不但必然要受到各种自然因素的干扰，同时主要的还时不时受到人们各自利益纷争的干扰。然而人类认识的发展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星云说（宇宙史），地质学（地球史），化学及后来的生物进化论（生物史）的相继建立，实际上已从现代的意义上（相对中国古代）第一次使人类真正历史的看待世界和人类，这样到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在哲学上对认识的这一发展做出总结并初步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过程为止，人类才算能初步认识了世界和人的实践。使人们自觉组织自身的进步和发展成为可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产生，标示着人类的认识在总体规模上从此开始向着可以真正认识世界真正认识人类自身，从而有可能自觉的组织自身的发展的方向发展了,标示着人类进步非自觉的自发时代的即将结束和自觉时代的即将开始。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即是从人对世界及人实践的正确认识上讲的，更是从人们依据这一认识为指导自觉组织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讲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一经产生，它就首先使现代的社会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所有先进人类的自觉活动。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说马克思开始了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正确认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对自身历史实践的这种正确认识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就可以一次性完成，或说马克思创立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没错，但说马克思完成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可能就大有问题了。现在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实践实际上已经证明了马克思对人实践的认识还是很不彻底的，这种不彻底在今天看来首先在于即使对其身后仅仅一百年人与自然联系的新的发展都还缺乏较准确的理解，最后它也还完整指导不了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人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实践（也就是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确实需要发展）。
二十世纪在人与自然联系的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纪。如果说十九世纪是个科学理论的世纪，那么二十世纪主要的则是人与自然联系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性进展的世纪（二十世纪也是个理论世纪）。它不是单单在科学的某一方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而是在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进展。在这个世纪，人类已不单单是依赖化学能源，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驾驭了核的裂变和聚变；在这个世纪，人类也不仅仅是可以促使农作物产量成倍的增长，由于基因工程的发展，人类实际上已可以把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自身的进化执于他的可控范围之内，让生物界为人服务，让人的生命尽可能延长；在这个世纪，人类也不仅仅是广泛使用了电力，并且还广泛使用了可以部分代替人脑的电脑和把电脑在世界范围内联接起来的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不但是全人类的神经连接，并且是人类控制其整个全球生产工具系统的神经联接；在这个世纪飞机的发明不算什么重大事件，人类登上了月球，已开始了对外星生命的探寻，这才是有划时代作用的事情。
而所有人与自然联系这些重大发展又好象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源对人的束缚将趋于消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交往）；自人类产生以来就萌芽和发展起来的人在物质生产中的劳动有可能要成为历史，并且它还隐隐约约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无论从延长生命意义上讲，还是从探索宇宙意义上讲，都在不断否定时空束缚的时代，一个与星际文明相适应的时代。如果说三个方面当中，所谓星际文明由于我们对外星所知甚少好象还遥不可及为时尚早，那么前两个方面则明显已在胚襁之中了，尤其人工智能机器发展对人物质生产过程中脑力劳动的消灭，从而其与人类现代一切生产工具系统结合所导致的对人类整个劳动的否定，这即使在一些闭起眼来故意不去看它的共产主义结果愚蠢平庸到极点毫无理论勇气的资产阶级学者都不是什么历史秘密了，所有这一切都必将从根本上对人类的未来历史实践做出规定。
然而，我们以往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什么地方又稍微预见到过人与自然联系这些发展及其深远伟大的历史意义呢?(我们以往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虽然巳开始从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出发观察人及人的历史,但它对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对人与世界的整个现实联系，还缺乏真正深入透彻的理解。比如，以往的唯物史观把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简单的说成是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们对他们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我们以往唯物史观由以解开社会史所依据的基础。然而如果我们不对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做进一步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只是由这种表面化了的理解出发,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困难了，如果说人与世界的联系是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是人们对其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哪一种动物乃至生命，其与世界的联系不是它们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它们对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呢？因此，从人与世界联系的这种表面化认识出发,我们是无从区别人类与其它生命存在的区别的。这种关于人与世界联系的泛泛的表面认识，还体现不了人之不同于其它生命的特殊的存在本质,由此可见,人的存在(即对人本质及人历史的理解)并不能从人与世界联系泛泛的表面化的理解中理解,相反的应该联系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理解,只有理解了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才能彻底理解人与世界的全部联系,也只有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实质才真正体现着人类实践或说人类存在的本质即人的本质,脱离了人与世界联系实质化了的理解,即使我们把要从人与世界联系出发观察认识人类历史实践的“经”念上千遍万遍,我们也解不开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及人存在的本质。而这也就是说，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不应当仅仅依据于它对人与世界联系“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他们自己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表面化的理解，而应该进一步依据人们对于人与世界联系实质化了的理解。理解了人的本质也就理解了人的历史。
那么,怎么才能理解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呢？
其实，这种实质就体现在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历史变迁中。主要的是体现在人与自然联系的历史变迁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是由于人与自然的联系及其变迁产生出来的。
上古的时候,人和动物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和动物一起生活在丛林中,它们还不会筑造房屋,因而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并没有有效的隐身之所,后来有个人类群体,看到鸟儿在树上做窝,受到启发,从而学会了在树上筑巢,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条件,后人为了纪念这个人类群体,把这个群体看做有大智慧大仁爱的圣族,称其为有巢氏。
那时的人类也还不会使用火,吃生的兽肉兽血及植物及其种子，关于烧熟的食品更好吃更易于消化的知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在关于野火的经历中慢慢积累的,但如何人工取火没人知道。后来又有一个人类群体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从而给人类开僻了一个自己就能创造光热的时代,使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人于是又把这个群体看做是有大智慧,大仁爱,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的圣族对待,称其为燧人氏。
在大约一万年前的时候,由于人类种群的迅速繁衍及其活动的不断扩大,采猎资源相对减少,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瓶颈甚至严重威胁,这时又有氏族根据种子发芽成长最终长成果实和种子的规律,发明了农业。农业的产生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开僻了广阔无比的空间，到今天为止的一切有书面记载的人类文明历史,都是农业产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时人们于是又把发明农业的氏族，看做具有大智慧大仁爱对人类进步和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的圣族看待,称其为神农氏。
其它的还如发明畜牧业的伏羲氏，发明金属冶炼的祝融氏等等等等。
我们所说的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性理解，就体现在人与自然联系这一连串的变化发展当中。
那么，人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人对自然条件束缚（其基础是物质运动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的否定，或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
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表面的可以理解成人与世界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其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人们又是在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自在作用条件下、即在否定自然条件束缚的条件下生产自己的。
这就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
我们知道动物界是依赖于自然条件生产它们自己的。树上长的果子,地上长的草木及各种生物等自然界物质运动自然产生的物质，是动物界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动物界是完全依赖于这些自然条件生产自己的。动物界依赖于这些自然条件,其实是依赖于世界物质运动在其身外的自在存在,当生活资料匮泛时,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能动的驾驭这些对其生活资料生产自在起作用的物质运动，自觉生产生活资料,因而在整个动物界那里，整个世界的物质运动是自在地对其生产起着作用的。动物界完全依赖于世界物质运动对其生产的的这种自在作用才能生产自己，这是动物与世界联系的实质。
诚然，动物能活动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生产合作,即社会性,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它们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能活动是对资源束缚及与之统一着的时空束缚的否定,产生了生产合作,即社会性,是对动物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的否定,这些都可以视做生命界否定的自然条件束缚的萌芽和开端。但总起来说，由于除了吃喝拉撒等本能作用外,它们对身外世界的物质运动丝毫谈不上驾驭,所以,能活动和产生了社会性最多也不过是动物界发展了它们对自然条件束缚的适应性而已。
而人则不同,人所具备的已不单单是他们的高度发展的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而是已否定着自然条件束缚本身了。自然产生的生活资料匮泛了,人类可以从事农林牧富渔等诸业。人的双手做为劳动工具局限了人的生产能力了,人类就发明出各种简单的复杂的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延长着其生产能力，否定着其局限性。
实质的问题是，物质运动在人类这里已不再是仅仅自在的对人的生产起着作用了,而是成了人类可以能动驾驭的力量，被自觉的应用于人自身的生产了。这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无论人与世界的联系有多么复杂,通过人不断驾驭物质运动，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通过人否定自然条件束缚这个实质，都可以准确的理解。并且，也正是人对物质运动的驾驭,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人类才最大的发展着它对自然条件的适应性。
而这样一来,一旦我们弄请了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即彻底弄清了人与世界的现实联系,我们也就弄明白了人类实践即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的本质。
(问题的前提)当物质运动自在对动物和人的生产起着作用时,自然界和人本身是做为动物或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的,这是人一切的自然条件束缚产生的根源，也是做为自然条件束缚另一形式存在的社会条件束缚产生的根源。而当人驾驭了物质运动否定了它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时,自然界和人本身就不再做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了,而是被人类自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否定了。人类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首先是不断否定着自然界和人本身这两大自然产生工具的局限性,但其发展最终必将否定人本身和自然界做为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而一旦人本身和自然界不再做为人的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存在,人也就否定了自身生产中除时空外一切自然条件（包括由于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所产生的社会条件束缚）对人的束缚了。那时在动物界就已产生的它们对资源束缚和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束缚的否定才最终在人类这里完成。当然,这时与人本身做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工具相应的，人对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束缚过渡否定形式的社会性，也就否定了。人们的劳动合作不存在了，以其为基础的人类整个社会组织也就瓦解了。
社会性是从动物界就已产生了,在人类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社会性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界，对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形式,是与动物和人做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一种历史的过渡的否定形式,但它从一开始就是做为另一形式的自然条件即社会条件，与自然条件一起束缚着人们的。自人类一产生,它就既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又受到社会条件的束缚。因而，人最终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也就意味着人从自然束缚和社会束缚中的双重解放,简称人的解放。而不断追求人自身从自然和社会条件束缚中的解放，也正是人从猿转变成人,又从古人发展到今人，这种历史实践发展的实质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人类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成为这种从自然和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了的人。而我们今天的人，还不过是正向着这个目标大踏步前进的发展着的人。而发展着的人要成为最终意义的人,关键就是要驾驭物质运动,最终否定其对人生产的自在作用，最终否定自然界和人本身做为人生产自然产生工具的存在。
因而从本质意义上讲,人类是一种能够从根本上否定自然条件束缚，或最终否定了自然条件束缚的动物。地球上没有第二种动物，能达到人类这种发展状态,这是人最根本的本质。
然而，这个结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得不出来的。马克思的缺点,马克思以来以往的新唯物主义的缺点,根本的可以说就是它们还没有能联系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这种彻底化了的理解观察认识人及人的历史实践，它们还没有最终彻底把人与世界的联系弄清楚。正象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样,马克思进而我们以往的新唯物主义多仅是把人与世界的联系理解成人与世界(包括人与人)的物质交换，或人们对其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了。在以为新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时候,虽然他无数次的提到各个时代人的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即人与世界联系的发展变化(它以之为基础解释社会史),但它却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人与世界联系的实质（我们并不否认这点上马克思有过一些相当精辟到位的观点）,这样一来以往的新唯物主义无疑是把人与世界的联系理解表面化了,这种表面化造成了它对人本质实际上是对人实践运动认识的不彻底。
在它看来,人的本质简单的就是人的社会性(这是人与自然联系表面化理解的结果和实证)(。然而根据我们以上的探讨，根本地讲社会性倒是更象动物的特性，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人本身还做为生产工具时,即在发展着的人那里的特性,是种过渡性的特性。
社会性不单纯人类有,它在动物界就已产生了,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社会性既然是动物界为了克服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个体间的生产合作,那么它就是与个体生产能力的局限性统一着的,这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和动物在社会存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它们各自与自然关系存在上的区别才有的。由于人与自然联系上，人否定自然条件束缚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也就随之不断发展,而动物社会由于它们与自然关系上的一成不变却从来如此；人类由于对物质运动的驾驭，可以最终否定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这一自然条件束缚,从而它通过社会可以消灭社会,而动物由于不能最终否定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而最多只是通过社会重复社会；当人最终否定了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对人的束缚，从其中解放出来时, 以劳动为基础人类社会也就瓦解了。而动物由于不能从与自然关系上有所发展，所以它们既不能跳出社会也不能发展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这个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是人对人类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的一种否定形式,但只是在人本身还做为生产工具时的一种历史的过渡否定形式。一旦人本身不再做为生产工具存在,即一旦人类个体生产能力局限性被人类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否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个人类社会（以劳动为基础的）就会自行瓦解。
由此可见,我们以往的新唯物主义还只是简单的把社会性看做人的本质是何等的错误。如果把人的本质简单看成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的所有历史实践运动就好象是为着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着，或如有人所认为的是为着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着,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1)它没有考虑到当人从猿转变成人的时候,它们的目的绝不是为着某种理解的社会制度,而为着从自然条件束缚当中的解放；(2)它没有把社会看成是实现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这个目的的手段,而是直接把社会看做了目的本身了。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把马克思以来新唯物主义的某些错误倾向完全归罪于马克思,但问题的产生必竟是与发展了的历史需要与以往唯物史观一直停留在它初创时期的不够发展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相联系的。
由于以往的新唯物主义把人的本质简单的视为人的社会性,由于他把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放在人类社会上,于是唯物史观在今天就被解释成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就被描述成了一连串社会变革的历史。在这里人类实践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实践混淆了,在这种历史观中,我们看不到人类从自然条件束缚中不断解放的任何有意义的明显的线索(它应当是唯物史观的基础),看到的却只是有点形而上学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划分法,看到的只是对新社会的信念,然而对新社会的理解，即对新社会的历史任务及实践的理解就一踏糊涂了,因而这种历史观对认识人类自身还是很不够的。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既然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还不是依据于它对人与自然联系深入彻底的理解(只有彻底理解了这一联系,我们才有可能准确理解人类二十世纪乃至未来人与自然联系状况的任何发展),它就必然产生了以下缺点:唯物史观虽然应该解开人类实践即人类历史发展之谜,而在以往,却只是解释着社会,唯物史观虽然应该是新时代人类实践的指南,即把人的解放变成人的自主自觉活动的指南,而在以往却还只是证明着革命的必然和号召革命,因而以往或说二十世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理论基础其正确性还只是与对旧世界的破坏相适应的,一旦新世界建立,时代的发展就必将会立即将旧的理论基础的不足显露出来.新社会以人们在深刻理解人解放的条件前提下,把人的解放变成人的自主自觉活动为其实践的核心,而旧的理论基础并没有为这一实践提供完整的宏观的理论依据。
旧的理论基础的缺点，当然也是马克思的缺点，在我们正确理解了人的本质后得到了克服。
一旦我们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对自然条件束缚的否定,并以此来解释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的历史或实践就立即被我们看成了人不断从自然条件束缚和旧有的社会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历史,并且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以在一个比较彻底的基础上理解共产主义了,即从人类整个解放的角度解释共产主义了。
在这里共产主义不再是被简单地看作某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平等劳动的理想社会制度看待，它首先是做为随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使人本身做为人自身生产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存在，即劳动的存在逐渐成为错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从自然条件束缚中即从劳动中解放的手段存在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目的本身,它是因为是为实现目的手段才成为目的的。当然当共产主义做为这一手段保证了每个人都可以同时从劳动中的解放时,它本身也就做为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平等的理想社会制度存在了。但这种社会制度不是单纯与人们平等的劳动相联系,而是与劳动的正在消灭和已经消灭相联系,因而它本身必然也是在不断发展的。第二,这种共产主义必然的与人们在有知指导下，自觉的组织他们从资源劳动及整个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相联系。在人们自觉的组织其从资源劳动等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的同时,必然的也就自觉的组织着他们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
只有在这里，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无产阶级所创立的新社会的条件和历史任务，理解了共产主义革命了。而就以往新唯物主义或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所达到的水平而言，这点它还是达不到的。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由于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缺泛深入透彻的理解,因而它也就往往不能把社会变革看成人与自然联系发展的社会表现,因而它也就是抛开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孤立的分析共产主义的,或说是单纯从社会角度分析共产主义的。在它那里由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平等问题被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发展。平等好象已经成了历史的根本的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且由于对人与自然的联系缺泛深入透彻的理解,我们以往的唯物史观也就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与人们自觉的组织劳动和资源的消灭联系，而只是把它与人们平等的共同劳动相联系(抛开前者即抛开对劳动资源的消灭进程的自觉组织，实际上这依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法),进而即使已有人意识到了新社会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不断的革命，也不可能明白这种不断革命是与资源劳动束缚消灭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和自觉组织相联系的。而所有这一切就注定了我们以往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在指导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上的局限性。
这样一来，既然我们以往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还不明白人类整个现代运动的条件、实质和任务,这同时也就是说它还不明白它自身的条件、实质和任务,它的暂时退出历史舞台就是必然的了。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人与自然联系的巨大发展,实际上标示着人类进入了它最后否定劳动和资源束缚的一个暂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一方面由于机器生产(先是蒸汽机,最后是全球一体化的智能生产工具系统)对人类劳动的不断否定,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的发展已在要求人们只有否定按劳按资分配的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旧有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才能最终保证社会每一成员同时从自然条件束缚中的解放,甚而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即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共产主义生产原则一经实践,人从自然条件束缚中解放进程即劳动和资源消灭进程，在人们的生活目的之外的那种自在的自发的总之不是人自觉的发展方式，就失去了继续推动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存在依据了。并且由于人从自然条件束缚解放的由未知逐渐变成人们的有知,历史已必然要求人们以这种有知为依据自觉组织人解放的继续发展,把人的解放变成有知指导下人们的自主自觉活动。
这就是人类整个现代运动的条件实质和任务,同时也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条件、实质和任务。
而今天一旦我们明白了这一条件和任务，共产主义经过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最终走向胜利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2003年
关于劳动价值论容易走偏的几个问题
今天人们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困难，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用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问题。一是货币问题。一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效用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对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的理解。
应该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统一的角度，理解劳动时间问题。首先人们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实际是耗费的生产者的生活时间，这个生活时间在交换中是要消费者拿他的生活时间补偿的。人们劳动是为了得到生活，人们耗费一定的劳动时间，是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时间。只是在成熟的商品社会，人们劳动交换的这个生活时间量，反过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标示罢了。在交换中，每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生活，必须耗费自己的劳动换取自己劳动的消费者的劳动量，作为自己的生活量。
这里，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互相衡量的转换上有这么个矛盾。
第二个问题：货币问题。
买菜的大妈都知道，一斤茄子的价值，就是这一斤茄子值多少钱。在这里钱:元角分，就是价值尺度。在这个问题上，买菜的大妈不糊涂，可有些有学问的人就糊涂了。当然，买菜的大妈不一定知道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她也没有必要关心。
劳动价值论，其实就是用劳动时间耗费量解释价值，也就是解释钱是个什么东西的学问。最起码这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前提(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主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但很多人没有注意)。
钱是什么?钱就是过去了的劳动时间消耗量——劳动量。结合上面第一个问题，钱作为每一个生产者劳动所要交换的东西，同时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追求实现的那个生活时间量——生活量。
每一款商品(劳动)卖出去，就会有一笔钱流进来;同时每一笔钱流出去，就会得到别人的劳动或服务。
所以，钱的流动，就是生活时间的流动，当然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生活时间的流动。是这个东西在调度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
第三个问题：效用问题
马克思没有涉及到商品的效用问题。
有人由此结论，劳动价值论就不应该切入效用问题。我说这些人错了。
也不能因此就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对，而只能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还没有完成。
今天看来，马克思是假设了部门商品没有效用差别的情况阐述他的问题的。这么假设，非常的完全的必要，所有的学术问 题，都只能在层层假设，然后层层解除假设的基础上，一个个解决。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最后一个应该解除的假设，就是关于商品没有效用差别的那个假设，从而恢复观察它不断变化更新的丰富差别的情况。
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只有在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比较意义上才有意义。不同部门的使用价值是无法比较效用的。如此，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就是部门同类产品在满足人的需求上的效用差别问题，是部门使用价值绝对效用发展中的为它开路的相对效用差别。在交换中，其价值实现情况——即其交换价值，表现为个体实现情况的不等，和部门整体实现情况的相等(假设总供需平衡)。
对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供需结构的经常性变动从而对部门商品的不间断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革命，做出解释，是劳动价值论逃避不了的历史责任。
20160902
劳动量和生活量的关系问题兼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商品效用相关理论问题增补
目录
三个说明
引言
一、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二、使用价值和它的效用
三、交换价值
四、生活量问题及其与劳动量的关系
五、效用劳动的价值实现
六、效用劳动的价值构成
七、交换一般
八、生活量的等价交换和劳动量的非等价交换
九、工业革命的机制
十、成本及效用趋同化趋势和利润率平均化趋势
十一、市场价值与部门基于效用更新的商品结构变动
十二、四部类生产和不断地生产生活革命
十三、社会总财富和总效用递增
十四、工业革命的本质
十五、劳动价值论的要义与马克思的不足
十六、资本主义矛盾的新认识
十七、共产主义革命
第一个说明
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层建筑领域没有能实现适应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持续地变革。一是社会主义的产品还没有表现出它相对于资本主义商品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其背后，实际是社会主义生产相对资本主义生产在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方面的机制问题。前者保障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后者则保障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相对资本主义国家在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感受方面的优势，这是仅从这些国家主要的都是工业革命后进国家不完全能解释通的。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的优势，在于它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否则它就不能最终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解决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而这就要求我们往回看，回到马克思那里，重新探讨商品的效用问题。
然而，要研究商品的效用问题，首先会面临一些困难。因为长久以来，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还一直徘徊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学之外。
只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如果不能把效用问题纳入在内，最起码我们就无法解释各部门部门内部，尤其工业各部门部门内部，其商品为什么会不断地更新换代的问题。比如，彩电为什么会代替黑白，数字电视为什么又会主导市场。再比如，移动通讯领域从BP机到大哥大、再到手机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的发展。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另外，我们也解释不好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长足发展与使用价值的进步实际存在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效用问题的内涵体现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必然的要通过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物质结果本身的进步表现出来。
不单如此，实际效用还可以是一种生产关系。当产品的效用体现的是一个人满足另一个人的某特定需要的特定满足程度的时候，当它体现的是部门内部不同生产者一群人竞争着要满足某一个人的某特定需要的可选择的不同满足程度的时候，效用本身体现的就正是一种标准的生产关系。人们不过是在这样一种互相的生产关系中，共同地促进着他们同自然关系的进步。
在这里，效用问题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来说，就一定不是无关紧甚至可以绝口不提的，而是非常重要必须要提的。只是，这就需要突破理论界一些成见，甚至马克思本人的一些成见，解除《资本论》关于部门商品没有任何效用差别的那种假设，回复到经济现实中部门同类商品千差万别的效用差别的实际情况，补充上劳动价值论基于商品效用问题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完整描述。
有不少人依据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以及马克思批判耶利米.边沁的话，教条的认定，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就应该把效用问题排除在外，否则就不再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的话，本身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至多只是说明使用价值及其效用问题，在当时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还没有引起马克思的足够重视，因此不足以作为否定效用问题的依据。
至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那段话，实际马克思一整段话也只是在挖苦边沁看待效用问题的“幼稚”和“乏味”，认为边沁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太过浅薄，实际也根本不存在马克思对效用问题本身的任何讨厌之意。非但如此，恰恰正是在这个地方，兴致所至的马克思实际上无意中为我们后人最终解决效用问题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马克思在批判边沁时说：“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 艺术批评是“有害的”，… 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204]，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资本论》第一卷第669页】
——许多人从马克思批判边沁的这段话中，得出马克思反对讨论效用问题的结论。其实正好相反，马克思兴致之外正是在这里无意中流露了我们解释效用问题的一般钥匙——效用不是虚构的，它应该体现在“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中。
注：关于效用，《1844手稿》人本性力量的外化可以提供更深层更准确的理解。
在马克思那里，效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比较好理解，主要是历史本身的局限，当时效用的意义还没有足够显现。
然而，历史是发展着的。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各部门部门内部的竞争，已经使部门内各生产主体把基于效用的商品的更新换代，作为他们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各自利润率的主要的手段对待。使用价值基于效用的更新换代，在今天是如此频繁的影响着人们对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实际供给结构的变化，以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和推进工业革命。那么在这个时代，还要去怀疑商品效用的经济学意义，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来说，就一定是掩耳盗铃了。关键已经说过，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的优点，正是它推进使用价值效用更新方面的能力，那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也要具备甚至要超过资本主义的这种能力，否则它就不能真正的证明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和最终的战胜资本主义。
如此，劳动价值论就要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进行研究，就要对效用更新的经济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做出解释。既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学部分，对部门内部竞争中不同效用同类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做出解释、在劳动价值论中补充上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对部门同类商品的需求结构从而供给结构影响的解释，这实际是对产业革命规律的补充解释，也要对共产主义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使用价值的效用发展和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出解释。
由此看，马克思限定使用价值不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列，确实是不恰当的。如果不解决商品的效用问题和根据效用问题对资本论相关问题进行调整，资本论就还仅是具还原论的意义，就还做不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依据，也还做不了社会主义生产各部门产业革命规划管理的依据。
当然，既然是一个多世纪后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和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服务，旧理论的个别问题甚至基础性问题，就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第二个说明
受几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著作，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正是这篇大纲引发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兴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萨伊和李嘉图之后，有这样一段话：
“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要素（生产费用和效用），争论的双方硬要把这两个要素分开，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双方都毫无结果。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假如以这个基础作出发点，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该谁来决定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方受伤。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根据物品固有效用来决定的方法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个交换者都会以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决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决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结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反杜林论》中的另一段话：
“ 它（共产主义）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按）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捶身其中。”
在这句话中有个角注，注说“在决定生产问题时，上述的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面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我们知道《反杜林论》的理论史部分是马克思的作品，马克思对《反杜林论》应该是有审定的。说明马克思看过恩格斯的意见，但没有反对。
结合《反杜林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两段话可以看出，效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自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产生之日起，实际就已经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贯之，好像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使用价值的效用衡量问题都依然也还要存在，其地位都没有丝毫降低。这就要使那些根据马恩的片言只语顽固对待效用问题研究的朋友注意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不是不要效用问题的研究，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叙述侧重点的需要，以前没有充分的展开罢了。并且，效用问题又是发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阶段就好像仅仅从产品的合格与否来所体现的效用问题——合格的就可以买卖，不合格就不能买卖，来理解效用问题。但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按部门同类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对效用比较来理解效用问题了，否则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计划，在被互相比较权衡后按效用最后决定生产计划，其中效用的被比较权衡就不好理解。共产主义生产计划的最后决定，起码是考虑了部门同类不同效用产品的“比较和权衡”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所以，对使用价值的效用问题作适当的研究是必要的。
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了一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纲领性的问题，我认为对今天的某些政治经济学者，依然有着警示性的订正性的意义。
在批判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以后，恩格斯总结说 “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整个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是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
恩格斯在这个地方无疑是为从那时以来我们这整个时代的变革归纳了核心的命题，同时，实际也是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它的核心命题，就是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出道路。这实际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纲领。
但一当我们把“人与自然的和解”纳入政治经济学考量，有些人把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成研究生产关系，就显得有些片面了，尤其一些学者甚至把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理解成仅仅研究生产关系，就更是片面了。
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中，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从来是浑然一体不曾分家的。在人的发展中，生产力——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个基础，随着这个基础的发展，生产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随之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要为革命服务，当然要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核心。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脱离对生产力即人与自然关系进步的研究，如果不是把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个生产关系的变革，放在在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这一人与自然关系变革的基础上看，那么就不会得出私有制灭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的结论（《共产主义原理》）。也就是说，即使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不能离开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而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更是如此了。共产主义时代，剥削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和解了，人们面对的直接已经是自然。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就要进入核心的地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不能仅仅理解成人与自然关系从资本主义的自然关系中的和解那么简单，即使人与自然关系从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中解放出来了，也还有人类史意义的那种人与自然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解决。共产主义时代，人们结束了人类发展此前那种盲动的自发的发展状态，这时人们间的生产关系也不是不再发展了，而是进入了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发展为基础两类关系相互协调的自觉组织状态。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为人发展的这种自觉状态提供理论依据，但它必须是建立在对人与自然关系发展深刻透彻理解的基础上的。
最近，我还偶然从旧书摊上得到了一本《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读之，感觉孙冶方把“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主要的理解成费用对使用价值量的关系，还是回避了效用问题的本意的。实际上是依然没有对使用价值进行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作为预备阶段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在它消费阶段上，相比资本主义生产，依然并且更应该有利于节省人的劳动和发展人的自由生活。
第三个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