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如何在七八十年代的时代剧变中理解晚年丁玲对革命始终如一的坚持向来是丁玲研究中聚讼纷纭的焦点。2020年12月10日，张承志老师荣获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散文成就奖。在获奖感言中，张承志老师特意表达了对晚年丁玲依然故我，坚守革命志向的敬意。
保马今日推送张承志老师《“丁玲奖”有感》一文。此文为张老师潜心阅读丁玲后有感而作。张老师曾亲聆晚年丁玲表达对《杜晚香》的重视。在各类知识分子“受难史”、“醒悟史”叙述层见叠出，“伤痕”、“反思”思潮大行其道的时代氛围下，丁玲这一表态常被相关研究者视为是冥顽守旧“老左”思想的表现。而在张承志老师看来，丁玲之所以对《杜晚香》如此执著，实质上是在坚持她与人民同在的立场。丁玲曾在北大荒砥砺而行十二年，后在太行山下沉潜三年，《杜晚香》正是丁玲经历了寻找“人民”之路后的内心剖白之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有过底层生存经验的张承志老师与丁玲产生了共鸣。丁玲的赤子表白或许难免急切，政治表述也略显单薄，但其胸襟的披沥却是真实可贵的。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张承志新集旧作”，感谢张承志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1
大概在1981年或85年，时间没法确认了——那天的会场不大，主持会议的是“十月”杂志的主编苏予大姐。我由于坐在第一排，唯有一次地，近距离接近了丁玲。我亲耳听到她发言说：“你们给我的《牛棚小品》发奖，但是我更重视《杜晩香》”。
我记得那一瞬的强烈激动。因为她的发言与他们那一代人在那个历史节点掀起的声浪，音质不同。
而那一天之前不久，我刚从一个杂志的读者来信栏里，读过一位同龄人（我猜他一定曾是知识青年）写的对丁玲的感受。他写道：
“以前一直听说丁玲是个写莎菲女士的坏人。后来她平反了，恢复名誉了，但我的印象没有变，她仍然不是好人。但是，当我读了《杜晩香》之后，我忍不住拿起笔来想写几句，我想对丁玲说：由于《杜晩香》，您在我们一代的心里获得了平反，而且引起了我们的尊敬…”
无从核对原文，但我牢记着这段读者来信。因为他表达的，和我心里的感受一模一样。如今我回味着那“感受”，即便今日也难解释它。虽然它并不准确，但它是时代的产物。
▲ 1958年，丁玲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自1960年，丁玲在汤原农场畜牧队担任文化教员。这是丁玲（前排中）与畜牧队农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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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主持会议的苏予大姐，以后与我有过很多交往。她不仅扶持了我薄弱的文字（《黑骏马》《北方的河》都在她的主持下发表于“十月”），而且是早我四十年的学长：解放前夕她正是我后日受业的蒙元史导师翁独健先生的学生。
所以我们总是谈得来。但话题除了1948年燕京大学的革命气氛，不知为什么谈得最多的总是丁玲。当时的我对丁玲完全没有在意，但一次一次我确实吃惊了。最后一次，那天垂老的苏予大姐很激动，她打开书橱，里面满满都是丁玲资料。她显然觉得满腹的丁玲无处托付，眼看老之将至，她心情不好。
几个月后苏予大姐逝世了。“十月”的编辑告知我噩耗，我说我不去告别遗体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表达。
▲ 丁玲在长治嶂头村，摄于1978年
巧合一般，和苏予大姐一样另一个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对丁玲念念不忘的人，是 “中国作家”杂志的主编张凤珠大姐。
巧的是张凤珠大姐也于我有恩。一九八九年我弃职之后她总为我担忧，为我的书寻找出路。她以前是丁玲的秘书，与她谈话又是离不开丁玲。
一次我去看望张凤珠大姐。那天坐在她狭窄的小门厅里，我一口气读完了她的丁玲回忆录。
那是一篇朴素的文字。无论大节小事，淡淡一笔写来，客观而平静。但题目表达了她对丁玲的印象：《我感觉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不久后我去青海，便建议青海人民出版社印一套丁玲作品集，并竭力提议以张凤珠大姐的这篇文章，作了中短篇小说集《杜晩香》的序言。
青海版印的慢，等书终于到了她家，已是瘟疫横行，不便探望老人了。我没有料到，就在拿到书的几天之后，张凤珠大姐也辞世而去了！
——两位知识女性，为什么在生命的末路一直想着丁玲？
▲ 张凤珠《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
《杜晚香——丁玲中短篇小说选》代序
3
我决心集中精力潜读丁玲，是在读了一篇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与丁玲的交流记以后。
田畑佐和子的《丁玲会见记》也许是当代最有趣的文学研究记录。它有趣在研究者与作家尽管同为女性，尽管研究者充满善意、被研究的作家一心倾诉，但她们“谈不到一块去”。
田畑佐和子在她的《丁玲会见记》里细致描写了她俩各说各的、无法磨合（嚙み合わぬ）的场面：
田畑：还想谈谈女性问题。
丁：我没有搞过妇女工作，或者妇女运动。
田畑：那是为什么？（问得蠢-田畑自注）
丁：因为我是作家，不搞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
田畑：七十年代初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新的女性运动，提出在表面的平等里侧，俨然存在着女性歧视。您了解么？
丁：不知道。……日本妇女的生活和中国也差不多少……哎，不是有个有名的戏剧吗？
田畑：不会是《蝴蝶夫人》吧……
丁：对对，《蝴蝶夫人》！她那人太好了。
（丁玲会見記，“記録”1980年1-5号，その三，电子版p.29）
清华大学王中忱在《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一书里，捕捉了这个失之交臂的重要瞬间：
“‘新女性主义者’田畑，和她所认定的‘女性主义先驱者’丁玲，在跨越了漫长的历史时空之后相逢于一室，两人亲切交谈，田畑努力想把丁玲纳入自己所设定的‘女性主义’脉络，但被视为‘先驱者’的丁玲却固执地不肯‘就范’，两人的话题和视线如交叉的小径，时而交会时而错过。”
（人间出版社，2017年，电子版P.18）
怀着善意、尊敬、女性的同情、终于和丁玲对坐同席的日本研究者，不能理解丁玲为什么对自己在革命中屡屡遭受的迫害不仅毫无计较，而且匪夷所思地顾左右而言他——她不明白，丁玲究竟在说什么！
4
青海版出后我一直在读丁玲。
《莎菲》、《霞村》、《三八节》，以前即便读了也不懂，我明白此刻才是我读丁玲的时候。
当读了小说《韦护》和散文《回忆瞿秋白同志》之后，我心中渐渐产生了一种文学观点。就像我写日本小说《看那匹灰色的马》的书评以后，产生了对“短篇小说”概念的思索一样——我想：对一种内涵复杂的作品和作家而言，理解他们不是“评论家”的事。因为笔锋浸透的滋味，他人难以靠近。中肯或准确的评论，需要“类近的体验”才能达到。
▲ 丁玲与王震，1979年11月
在潜入般的阅读中，断续的思索像回溯历史。在她的“莎菲”时代，他们一代那么热烈地议论过“德娃利斯与法西斯蒂”，文章里满纸夹杂着“安那其和康敏尼斯特”[1]。
许多在近年被我们激烈辩论的命题，他们早就思考过而且描写得淋漓尽致。看似直白的文笔，内涵远未被揭破。我无法不吃惊：丁玲笔下那一群天性优美、教养丰富、决意献身的先驱者背后，怎能孽生了一群群愚蠢而粗俗、开口无一句真话、贪污数以亿计的怪物。而且，她自己也并不能无愧——
一九五五年她对胡风的批判文章更令人震惊。不是也许可以原谅的抄抄报纸，居然是她——笔直地攻击人的个性：
“胡风始终成为我们文艺工作者中的一个不容易团结，也不容易说服的人物。……
我们Dang耐心又耐心的期待着他，一年又一年，为什么世界上有这样难交的“朋友”？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顽固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有这样难谈、永远纠缠不清的人？简直比不通语言的人还困难？"
这些句子，难道是那个放胆讴歌包括欲望在内的女性权利的手、握着既能白描般勾勒一个强悍农民“田保霖”又能隐晦刻画一个慰安妇的笔——写出来的吗？
那满溢于她的早期，甚至隐现在延安时期她的文笔行间的气质，那股无畏的安那其主义者的个性，都哪里去了？
我不禁浑身寒战。
难道这样的同根相煎兄弟密告，也会有一天轰然降临到我头上吗？
难道我也会在扛不住的某时，笔直地向别人的头顶泼去这样的毒汁么？
这不像读书，这简直是受刑。她的文学，可真是触及了各个时期的“本质”……确实，她以不断的受难，市场买菜一般，换回了给自己的宽恕。
她以个人的不断受难，掩饰了天性的一度低头。她用牺牲别人，换来了自己的生存，也换来了再起的资格。
——也许，这就是丁玲晚年孤注一掷的《杜晚香》，这书被催成墨未浓的一篇背后的心理。
▲ 1981年5月29日，丁玲在京西宾馆举行的《十月》杂志中篇小说发奖会的茶话会上。
在全球化的喧嚣声浪中，当知识人因体制的好处纷纷转向，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殖民主义的啦啦队时，我总在想：丁玲如果在，她会怎么样。
我幻想与她交谈，那一回日本人不知怎么提问。如果她看到最后，如果她能多活几年目击了恐怖的本质，她将怎样回顾“青春的安那其”，她会怎样最终抉择，是活得像个富有的奴隶呢？还是铤而走险再入炼狱？
也许，只有对这位具备异样个性的女作家，这一问题尚还存在。其他人，尤其那些与她争执不休的新体制的享受者，内心粗糙的他（她）们从不自问，也没人问他（她）们。
确实非常有趣：田畑佐和子与她的朋友，几位日本人都不是跑来搜寻革命黑暗面的右派，而是极富同情心的女性学者。
但长在日本她们不懂：愈是对自己最优秀的儿女，这片风土才愈是残酷。它不惜对他们拒绝、污蔑、甚至迫害，也许这是一种古老文明的特征？
同时，她们与丁玲坐在一起也没有看透：所谓赤子，愈是身在受难，心就愈加坚定。这是一种宗教味的洁癖和固执。当然这固执也在异化中，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地扯到《蝴蝶夫人》。
天性真挚的人，不管被关进牛棚或是被捧上领奖台，最终在意的只是初衷。劫难后急于表达的也是这一点。无论遭逢如何厄运，人就是不变节——这就是凤毛麟角几近断绝的、中国之“士”的遗传。
▲ 1981年7月，丁玲（右一）重返北大荒
细读《杜晩香》会明白：1980年重写它时，暮年的丁玲面对复杂的局面并未找到判断的结论。我指的是文中的议论，而不是人物。她急着要喊，其他一概不论。喊出来的，只是与人民同在的立场。不是她的政治表述，而是她的这一呼喊，在198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的“那一代人”中鹤立鸡群。《杜晩香》是一种强烈个性的剖白。它其实超越了与它争论的不同观点，也超越了它自己满篇歌颂的内容。
急切的赤子表白会伴随幼稚和政治的单薄。但它仍然与在底层生存过的我们“这一代”人发生了共鸣，我们在这个节点上初次认同了莎菲女士。至于我个人，由于她魅力的个性介绍，一步步地，开始向anarquista(安那其)求索。那个从1928年到1979年之间苦斗的个性，渐渐与我的小小孤旅重合了。
《杜晩香》是一部看似通俗其实复杂的作品。它确实有政治判断的僵硬薄弱，但也是受难尽头的胸襟披沥。可惜如田畑佐和子一例表现的：八十年代的内外评论界，都不具备读解它的能力。
但是丁玲也同样没能读解世界。如1936年投身延安的她，并未能如白求恩那批投身西班牙内战的志士读解法西斯危险一样：1979年的她，也没能觉察她脚下方兴未艾的危机。
为什么呢？原因在体制：
虽然灵魂忍不住地冲突并表达，但人的存在，却从柴米油盐到誉毁浮沉都依附着体制——让笔尖抵达更高的本质，是困难的。
5
我乘6小时高铁再赶170公里来到常德，我再原样先走170公里再加6个小时高铁赶回北方——
久闻惟楚有才， 暗叹今日登临。南方人不相信：我的半生中，常常一旦车过信阳，心中便掠过朝圣的感觉。
但是我命定生在北方，不能深入湘资沅澧。于是每来湖南，都努力感受一个两个人物。
其实我们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丰满的绿色和盈溢的河水比南方人更敏感。上一次是在汨罗，这一次临近澧水，还能去桃源观察我的老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和他那一支元代畏兀儿人的家园。
居然我还能得到 “丁玲奖”，这完全是一个意外。但是我早晚会写这篇短文，如上所述，我已作了长久的酝酿。
我来到这里，只想在文明的丹田，深呼吸，记下感受，让它成为自己的营养。哪一天，若只是由于遗传的个性我也遭遇了艰难——那么我想说，我要像丁玲先生一样：不屈服，留下本质的记录，和自己的色彩。
2020年12月-21年7月，湖南领奖前后
注释：
[1]德娃利斯，同志。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康敏尼斯特，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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