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少功 | 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

【导读】1874年，李鸿章给同治皇帝上奏，说当时的时局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近十多年，世界又迎来“百年未有之变局”。这两次“大变局”，一次是西方近代国力日盛，敲醒了中国数千年的天朝大梦，一次是随着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敲响了数百年的西方模式的警钟。然而，中国的重新崛起，如果只是世界政治版图再一次区域化与地缘利益的重新分配，就难说是一次“进步”。韩少功先生认为，“强国归来”只是中国崛起的最低纲领，而义利并举、内圣外王的“文明创新”才是最高纲领。中国不对外输出模式是对的，务实、谦虚和多元视角也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话语层面应安于沉默、毫无建树。着眼未来变局，他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具备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的并举，另一方面也应具有旺盛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人民自由与底线教化的并举，实现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开放。

2020年6月12日至13日，修远基金会、《文化纵横》杂志社共同举办 “疫情危机与未来形势演变及中国思想理论界面临的任务”研讨会，邀请了基金会理事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围绕疫情危机的演变趋势，未来几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走势，以及中国思想界的理论创新任务等议题，展开充分研讨。本文是韩少功先生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经作者本人审定，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疫情危机与未来形势演变

及中国思想理论界面临的任务

修远基金会研讨会特稿

强国归来还是文明创新？

最近常听说“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我们的经验视野中间，变局有两种，一种是改朝换代，赢家换人，但总的特点是社会结构和基本规则大体不变;另外一种变局，是带来全新气象，革故鼎新，化育天下。在历史上我们可能能够找到借鉴的大概有轴心时代、启蒙时代以为参照。这样一个变局的主要特点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基本规则全面升级。

我们将面临的是哪一种变局?

第一种可能就是“强国归来”。这已经非常不容易。经过百年的努力追赶，我们的民族复兴基本实现，世界上增加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哪怕只是接近这个目标，那也是一个伟大成就，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但强国并不容易，领头大哥并不好当。比方说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我能拿到的最近的一个官方数据是2017年的46.7%，这比美国的45%要高，比欧洲、日本更高。如果止步在这里，那么彼此就有同质化的局限，类似当年美国对拼苏联，或更早以前英国对拼德国。这样的“脱钩”，这样的“新冷战”，很可能是区域化或者集团化的历史重现，无非是各方争利，大国对撞、小国揩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困难重重。可以算一算，西藏300万人口，撇开中央财政投入不算，从1980年开始，全国17个省市大规模对口支援，40年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投入，才达到现在的西藏的发展水平。

但仅一个非洲就13亿人口，相当于400个西藏，而且缺乏西藏稳定的政治条件，光靠“输血式”帮扶，怎么可能进入“命运共同体”?这就是说，当大哥不但要给大家好处，还得有范儿，有气场，有表率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引领和重塑全球现代化——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种变局，第二种可能，即“文明创新”。如果说“强国归来”是一个最低纲领，重点是争利，目标是富强;那么“文明创新”就是一个最高纲领，是争于义，胜在道，准确地说是义利并举和内圣外王。

实现文明创新，需要人们破解“冷战”的两元模式，不满足于闷声发大财，还需要设立政治、社会、文化的广泛议程，以“新社会主义”为旗帜，推动人类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2.0版。在这里，“不对外输出模式”是对的，务实、谦虚、多元视角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挂帅就够了，不意味着“重商主义”——这是眼下国际社会不少人对新兴大国的疑虑，还算是一个比较客气的用语。这就像一个暴发户，一个财神爷，确实不足以代表文明的全部。设身处地想一想，人家凭什么要为你的发财而高兴?要为竞争中自己的相对利益减少而欢欣鼓舞?即便你是财神爷，如果你照顾李四更多，我张三为什么就不能抱怨?为什么一定要心服口服?

“新社会主义”这一个概念还可讨论，但我以为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具有旺盛的制度创新能力，实现人民民主与贤能政治的并举。这里说一说华为。华为的科技研发成果引人注目，但它的制度意义似乎被人们认识得不够。首先，华为未上市，看来也不打算上市，避免了股东和资本的短期行为。它也不是一个国企，避免了某些官僚的瞎折腾、乱干预、包括“摘桃子”，避免了任期制可能造成的另一种官员短期行为。相反，它让数万名员工持股约99%。这是延续和放大中国晋商在“银股”之外补充的“身股”，也是人民公社社员“记工分”的资本化，有点像国外某些理论家说到的“劳动股份期权”或“人民资本主义”。因此，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在“深水区”“无人区”的广泛探索之一，华为能够在制度上凝聚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和力量，目标长远、上下同欲，标本兼治，持久保持活力与生机。这有利于克服当年“冷战”双方资本化或官僚化的不同体制沉疴，汲收了西方的管理经验，也充盈着中国儒家传统、革命传统的制度元素，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当然，华为作为一个智力密集型企业，其具体模式不一定能照搬于其它资本密集型、劳力密集型的企业，但它的核心精神和原则导向，给人们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制度。任正非也时常警示华为内部的危机，表现出深刻的东方式辨证思维。但病毒变，抗体亦变，是再正常不过的生命过程。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因地制宜，因时俱进，及时的密织与深耕，总是创造性地调动上下两个积极性，把两头都夯实和做足，推进人民民主但防止民粹主义，确保贤能政治但防止寡头专权——这是一种持久确保人民主权的阴阳互补之道。

第二，具有旺盛的文化创新能力，实现人民自由与底线教化的并举。文化是制度生长的土壤，是更加深远和绵密的历史动能。诸多海湾石油国家曾进入全球富国排行榜，但文化影响力有限。根据国际金融机构的数据，2020年的亚洲经济规模已超过其它地区的总和，但文化上“西强东弱”的差距显然还十分悬殊。中国的先秦哲学，据说还有网络小说，似乎“走出去”了，但总的来说，中国在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艺、宗教等方面还缺乏引领世界潮流的能力，其中有些领域还处于补课状态。光靠砸钱，是砸不出文化的。先有李约瑟之问，后有钱学森之问，都是指向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独立思考和自由空间，比如“独尊儒术”和“官学”体制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在国势增强、民生改善、“维稳”压力缓解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略应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利于辽阔大地上各种心智创新活力得以充分喷涌，以利于融会和凝聚全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有利于“维稳”治本——极左禁锢曾造成后来普遍的思想抗体缺乏，造就所谓“河殇”一代，比西方民众更迷信华尔街寡头，就是触目的一大反证。

“自由”是一个好词，只是已被西方资本主义做坏了，说歪了。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和欧洲闹成这样，我觉得“白左”的自由主义文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另一种假大空，一遇到危机，就成了极(端)、碎(片)、邪(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连西方的蓝领、黑领、“红脖子”们都不信。到眼下，自媒体靠造谣，大媒体靠歪曲，才能抢得流量和利润。所谓媒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的狂欢，是启蒙主义传统的严重出轨。这个世界表面上是红尘万丈的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本质上却是虚无主义，包括美国电影《小丑》那里底层民众的虚无主义——普遍的“双标化”就是社会伦理已深度溃烂的证明之一。因此，自由并不是没有边界，资本的自由更不是。中国古人讲“天地君亲师”，就是眼下老百姓讲的“天地国亲师”，始终强调“师”的文化引领作用。“新社会主义”同样应该拒绝人性的神话，形成一种有教化的自由，有方向的开放，重建“为人民服务”的主流价值观，至少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价值观，时时挤压落后文化产能，重新找回人类生龙活虎、温暖阳光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百年来“师俄”和“崇美”的多种经验，有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双重资源，应有更多文明创新的勇气、智慧、信心以及使命感。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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