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萨里与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终结
——致“文明对话”
不能不惊叹阿拉伯文化的喷发。
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于公元7世纪确立，比公元4世纪确立的西欧基督教思想体系晚了300年，比公元前100年确立的中国儒学思想体系晚了700年。
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为私有制正名，比公元前5世纪为私有制正名的柏拉图、释迦牟尼和孔子更晚了1000年。
然而，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儒学思想体系和基督教思想体系在12-13世纪几乎同时发展到最高阶段;而集伊斯兰思想之大成的安萨里，较之中国的朱熹与西欧的托马斯，还要早上百年。安萨里甚至成为托马斯的思想先驱，成为“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希提：《阿拉伯通史》)
为什么短短数百年，后起的伊斯兰教便大步跨越到历史前列，造就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因为穆斯林的军事扩张及其带动的文化扩张唤醒了世界，更因为这种所向披靡的扩张，立足于宽容博大的改革开放。
对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犹太教及其他宗教文明的吸收，对各民族的包容与学习，成就了穆斯林的扩张。
没有固步自封的闭锁，所以海纳百川。阿拉伯人大量吸收各先进文明的营养，民族迅速膨胀，文化迅速繁荣，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大步冲上巅峰，成为世界文化与经济的领导者。
阿拉伯人为什么成就百川归海?
是穆罕默德领导的革命，以伟大的人类精神给予新生的伊斯兰教以人权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的激情，促成着伊斯兰教的改革开放。
解放安拉!
原始氏族制时期的安拉，是阿拉伯人最高的神，但这个最高神被成百上千大大小小的偶像神所牵累，不能冲破旧制度、完成民族统一的大业。是穆罕默德打碎了石像木偶，解放了安拉。
解放的安拉以挣脱羁绊的千钧之力，推动人类文明的辉煌爆发。
人类史上，多少回，游牧民族向农业文明发起势不可当的冲击，雅利安人、马其顿人、日尔曼人、蒙古人、女真人……那是原始的剽悍勇猛，更是公有制残余依旧具有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轻而易举地冲击了内部四分五裂的私有制。
然而，游牧民族很快向农业文明低下高傲的头。被摧毁的私有制渗入征服者部落，在自我复辟中推动新王朝的勃兴。于是，原始公有制残余接受私有制浊流的洗礼，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被基督教、犹太教和其他宗教文化激发能量的伊斯兰教，不能逃避这个轮回。阿拉伯社会在私欲的急剧扩张中异化，爆裂疯狂的凶猛，强烈要求补偿自身曾经被压抑的沉默。
四大哈里发之后，从倭马亚王朝到阿巴斯王朝，伊斯兰社会以新生私有制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迅速发展。尽管穆斯林上层社会在侵略与掠夺的财富堆上腐化，但广大民众被解放的公有观念却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人民伟力的爆发，造就了伊斯兰教的黄金时代。
阿巴斯王朝建立在人民起义的基础上，基于对人民力量和平等要求的深刻认识，统治者对人民做出让步。人民赢得尊重，为自己争得了权力，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勃兴。
公元9世纪，阿巴斯王朝达到全盛。经济的持续繁荣，军事上对拜占庭的压倒性胜利，文化上以穆尔太齐赖派理性主义为旗帜的百家争鸣，推动着阿拉伯社会的私有制奔向辉煌之顶。
——曾经，穆罕默德为适应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以及民族统一的需要，确立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
——如今，安萨里为适应私有制发展到最高阶段以及阿拉伯民族大一统的需要，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
安萨里时代，与西欧托马斯时代、中国朱熹时代极为相似，都是私有制发展到顶峰和步入下降的开始。
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封建社会在相继获取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无限风光之后，才会创造意识形态的高峰;而统一和完整的意识形态，又是封建统治集团维护自身政权的急迫需要。
革命造就繁荣，繁荣滋生腐败;腐败与繁荣并存。腐败扼杀革命，最后葬送繁荣。这规律，竟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10世纪中叶后，阿巴斯王朝分裂。帝国步入衰亡。
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的竭泽而渔，却反过来加速人民的贫困，破坏生产力。穆斯林的“圣战”，成了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人民之“圣”，让位于剥削阶级为自身利益驱赶人民的“战”。
“圣战”不再“圣”。
新生的私有制步入腐朽，复辟成为必然。
穆斯林新贵族的产生，重演了伊斯兰教之前麦加贵族侵占公产、徇私舞弊的丑剧，贫富差别迅速扩大，表现为宗教派别之争的阶级斗争大规模爆发。伊斯兰教的对外扩张转变为内部的互相残杀。
自我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众多自我的碰撞。这种“碰撞”形成合力冲击旧世界则所向无敌;而无限扩张的自我沉溺于相互碰撞时，便成了一盘散沙。
穆斯林的扩张随着财富与权利的膨胀而背离安拉的公义，整个伊斯兰教成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附庸。当人们为满足私欲而借助安拉时，安拉就成了“没有偶像的偶像”，降低到曾经的部落偶像的可悲地位。
被捧得高高在上的安拉，却被阉割了革命精神，用形式的教律束缚了手脚，成了剥削者为所欲为的工具。这时的安拉，不再前进，不再发展，不再根据历史的进步发布“最高指示”，于是，伊斯兰教的生命也就趋于停顿。
这种停顿，畸变为生命的虚假泛滥。伊斯兰世界分裂为众多的教派，每派都声称自己代表安拉。于是，每派也就不能代表安拉。
安拉的精神被抹杀了，《古兰经》的真谛淡忘了。
伊斯兰教，被自我否定的阴影笼罩。
信仰危机!
安萨里痛心伊斯兰精神被腐败与贪婪浸透的堕落。他立志重树信仰，重建伊斯兰教。
在安萨里之前，穆尔太齐赖派拓展着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理性思维，苏菲派开掘着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信仰深度;4大教法学派和“6大圣训集”已经形成。伊斯兰文化思想的发展为安萨里创造了条件。
苏菲派逆反于贫富悬殊带来的私欲恶性膨胀，以极端的苦行反抗私有制。“他们抛弃富裕，选择贫困;喜欢困乏，躲避丰沃;去其腹满，取其饥饿;与其占多，毋宁居少;不企望高官显职，只求对众人众物深怀慈悲之心。”(沙拉吉：《神秘主义诸家学说集成》)
穆尔太齐赖派的理性追求与苏菲派的灵魂追求，本来沿着穆罕默德指引的方向纵深开拓;但其锋芒所向，却从两方面夹击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使其陷入分崩离析的窘境。
理性的张扬推动穆尔太齐赖派摒弃伊斯兰教教义学，否定天启，断言“《古兰经》为受造之物”，事实上发起向安拉的挑战;而为灵魂的纯洁导致苏菲派否定“所有穆斯林都是安拉仆人”的定论，将人对安拉的敬畏，升华为安拉与人在“爱”中的平等，于是形成对《古兰经》的冲击。
无须否认，穆罕默德一开始就规定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封闭：
“安拉为世人开放恩裕，
没有人能对他阻拦封闭。
他所阻拦封闭的，
此后，没有人能把他开辟。”(《古兰经·首创者》)
“安拉已为你们选定了宗教，
你们一直到死都必须作为顺服的教徒。”(《古兰经·黄牛》)
安拉的独一性确保阿拉伯民族的统一，伊斯兰教封闭的体系却反过来束缚人性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制约了阿拉伯民族的开拓进取。
但是，《古兰经》并不仅仅是封闭的体系，她内涵的革命激情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体系自身的冲击。
穆尔太齐赖派和苏菲派是《古兰经》的直接产物。
穆罕默德自命“安拉的使者”，同时真诚地推崇耶稣的“安拉之灵气”：
“我曾赐予玛尔嫣之子尔萨各种征迹，
以‘圣洁的灵魂’辅助他。”(《古兰经·黄牛》)
圣灵——安拉之灵!使者——安拉使命执行者。相辅相成，精神之高远与精神之实用，成为安拉之道的对立统一。
耶稣以超越上帝的宣言升华人性，穆罕默德以向安拉俯首奠基人性的解放;
耶稣闪耀出否定私有制的鲜明亮色，穆罕默德致力于放飞私有制的公有内涵;
耶稣为信仰捐躯，把理性思考留给门徒;穆罕默德为信仰思考，开辟伊斯兰教理性之路。
耶稣用血肉之躯证明“爱”的本质，穆罕默德以“封印”锁定伊斯兰教的终极真理;
耶稣有“灵”的奇迹，穆罕默德有“实”的建树。一个“灵”，一个“实”，一个得天地之气，一个求水火之效。水者，解沙漠之饥渴;火者，警末世之威慑。
灵、实互动。
灵中有实，所以有保罗—奥古斯丁对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建立;实中有灵，所以有苏菲—安萨里对安拉之道的精神升华。
安萨里如何升华安拉之道?
回归穆罕默德。
安萨里正视：穆尔太齐赖派的理性张力挤占了信仰的领域，苏菲派的信仰执着则排斥了理性的清醒;二者以超越社会发展程度的极端，撕裂了社会。
安萨里对理性与信仰进行了中庸的调和。他继承艾什尔里以理性证明信仰的思辨教义学，对穆尔太齐赖派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潜心于从肯迪、法拉比到伊本·西那一直发展起来的伊斯兰哲学，让蓬勃的理性丰富体系的内涵;同时，他推崇苏菲派的虔诚与自我改造，重张全体穆斯林对安拉的信仰。
安萨里将苏菲主义、穆尔太齐赖派和伊斯兰教哲学相统一，创建了伊斯兰教恢宏博大的思想体系，被广大穆斯林推崇为仅次于穆罕默德的“亚圣”。
任何完整的思想体系，都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安萨里为了这个统一，无情地剥夺已经“坐大”的理性阵地，为信仰夺取制高点。他坚定不移地维护伊斯兰教的权威，坚持安拉的绝对性，主张无条件的“认主独一”。
这与基督教教父奥古斯丁的“因信称义”大旨相同，在宗教领域里拒绝理性。安萨里说：“无论任何人做任何事，即使那样做完全为了个人自身的利害，也不能从安拉的意志里独立。只是偶尔一次，哪怕一瞬间，从心中掠过幻影般的思想，也一定完全依赖安拉的睿智、力量、希望和意志。”(《圣学复苏》)
人类的自由意志被否定，人的苦乐、善恶，均是安拉安排，一切归于安拉的决定。
同基督教的“爱上帝”一样，伊斯兰教强调“爱安拉”。然而，在安萨里之前，所谓“爱安拉”，只是顺从安拉，遵守安拉的圣法、命令，完全是被动屈从。安萨里之后，服从成了爱的结果。只有真诚的爱，才有服从的行为。爱被提升为主导地位。
从穆罕默德到安萨里，伊斯兰教短短的兴教历程，高度浓缩了从《圣经·旧约》耶和华到《圣经·新约》耶稣的变革之路。安拉从一个父权制的惩恶扬善的君主升华为“爱”的光明。
安萨里热烈地鼓吹“真爱”，即无私的爱。通过爱安拉去爱一切人和物;或者说，把对一切人和物的爱，把对真、善、美的爱心，作为向安拉之爱去体验。这里，安拉=人类，安拉成为人类的象征;“爱安拉”，是爱人类的的抽象。
安萨里排斥一切为权力、为私欲、为教义的争斗，坚持对安拉本质的回归。他重申《古兰经》的真谛：只有不一心追求金钱与地位，而是倾心爱安拉，才能延展地爱安拉创造的一切，即一切人和物。这样，以“爱安拉”为核心，伊斯兰教明确了包容宇宙的爱的博大。
“认己明时认主明。”安萨里继承穆罕默德的这一圣训，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与伊斯兰教信仰相结合，强调认识安拉及一切知识的关键，就是认识自我。
认识自我的积极意义在于追求内心的信仰。安萨里反对宗教形式化，他强调：伊斯兰思想先驱把主要精力放在内心，致力于自我修养而非外表。礼拜是为了一心向主，公平只是买卖的最低要求;而关顾弱者，奉献爱心，提升自我才是目的。
相反，如果用外在信仰掩盖内心的腐败与贪婪，只能毁灭真正的信仰。宗教社会化并不能真正净化人的心灵，反而成为锁闭心灵的桎梏。
安萨里努力唤醒人们心灵的宗教精神，复苏生命之“爱”。他融合、超越各派学说，将“爱安拉”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哲学、教义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中。
归根结底，安拉是“爱”的象征。解放安拉，就是解放“爱”。人权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是向“爱”的过渡，更是为“爱”的信仰。
安萨里以《圣学复苏》为“爱”立说。他依经据典，运用理性，纵横驰骋;同时把握理性的限度，绝不允许理性颠覆宗教，颠覆“爱”。他把真主的启示比作“光”，人的理性比作“眼睛”。人的理性只能借助真主的启示才能发挥作用。这样，理性的野马被套上了辔头，理性以如此方式，像千千万万穆斯林一样，成了“安拉驯顺的奴仆”。
这时的安拉，被理性充实与丰富，也被“爱”的圣洁灵魂升华，已经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拓展了。
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
然而，物极必反。安萨里同时宣告了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终结。
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公有观念在私有制的变通。随着私有制发展到最高阶段，便相应产生对私有制本质说明的要求。安萨里以“爱”的抽象，宣布安拉之道——公有观念为社会的普遍原则，实际上就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也同时成为对体系自身的否定。
安萨里集正统派伊斯兰教神学—哲学体系之大成，认同理性对安拉的冲击，又把这个冲击置于神学体系的封闭中。冲击与封闭，肯定与否定，二律背反的内在矛盾，成为不可治愈的致命伤，从内部撕裂体系，终结着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历史使命。
安萨里启发了托马斯，安萨里与托马斯并立于中世纪人类思想的高峰。
安萨里与托马斯成就了信仰与理性的中庸。但是，阿拉伯社会因安萨里而封闭，基督教社会因托马斯而开放。
为什么阿拉伯没有文艺复兴?
安萨里之后的伊斯兰思想家伊本·鲁士德发展理性主义，从真主之外找世界的原因，以“拉丁的阿维罗伊”之名启发了西欧的文艺复兴。
然而，这个具有创新思维的伊斯兰思想家，却没有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认同。
托马斯削弱信仰的领地，给理性以蓬勃发展的土壤，为文艺复兴开路;安萨里剥夺理性阵营，为安拉夺回被蚕食的地盘，支撑苏菲神秘主义的自省。
同是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一个是信仰对理性的收编，一个是理性对信仰的冲击。冲击导致了理性的扩张，收编助长了信仰的固化。
理性的扩张借助信仰激发出基督教世界的蓬勃生机，信仰的固化就不能借助理性促成伊斯兰教的新生之旅?
什么才是伊斯兰教的新生?
回归穆罕默德，回归《古兰经》!
穆罕默德归真不久，哈瓦利吉派便以极端的方式提出这个口号。1300年来，回归之声不绝。13世纪的泰米叶、18世纪的瓦哈布，19世纪的阿布笃，20世纪的阿卡德……，一代代思想先驱，从不同角度呼吁纯洁宗教，恢复信仰，向穆罕默德回归。
如何回归?
终结体系!放飞精神!
安萨里之后，阿巴斯王朝在争权夺利中分裂。随着私有制步入下坡路，继之而起的奥斯曼帝国把统治阶级的私欲发展到极端。帝国数百年的专制集权，抹杀了《古兰经》的真髓;作为人类精神象征的安拉，畸变为君主的代言人，成了封建制度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
“安拉的奴仆”穆斯林们，实际上成了上层贵族“驯服的奴仆”。穆斯林曾经的生机，被封闭的思想体系窒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阿拉伯世界野性的呼啸，只余留一抹远古的炊烟。炊烟里，人们麻木地沉醉于向安拉礼拜与祷告的形式中，却折断了早期穆斯林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热烈向往的翅膀。
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成为天经地义。阿拉伯社会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到意识形态，在停滞中衰亡，
一潭死水，只能孳生腐朽，曾经“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穆斯林之剑，雄风不再。在基督教世界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成为资本帝国蚕食的对象。
不能在安拉面前挺直腰杆，怎能不可悲地沦落为西方文明的奴仆!
然而，《古兰经》除了鼓吹“驯顺”，难道就没有“为安拉而战”的鼓舞?在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封闭里，难道就没有革命生机的躁动?。
侵略者的文化激发伊斯兰教的强烈逆反，延缓着宗教改革的进程;而进步文化的输入，也同时深化着伊斯兰宗教改革的认识。
19世纪，伊斯兰宗教改革席卷阿拉伯世界。紧随其后的，是各国人民反对殖民压迫与封建压迫的民族民主运动，
巴布教派认为穆罕默德时代已经过去，提出以《默示录》取代《古兰经》，表现出对《古兰经》的超越，他们主张消除压迫，人人平等，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张扬终结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放飞安拉精神的强烈愿望。
马赫迪运动甚至以“清除世界上一切荒诞和腐化现象”为己任，号召将争取贫富平等的基本方略推行到全世界。
无论是回归早期宗教，还是以新教义发展伊斯兰教，近代伊斯兰运动出现的两种倾向，其实都是对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否定。
这种否定的本质是否定私有制，是对安萨里倡扬公有观念的继承与落实。
穆罕默德之为伟人，是因为他将公有制原理与阿拉伯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他的“停经”，即安拉后降的启示废除以前的经文，表明穆罕默德注重启示对现实社会的指导，接受实践的检验修正自我，而不拘泥于经文的规定。
今天，如果抛弃公有制原理，脱离阿拉伯革命的具体实践，用伊斯兰教思想体系束缚自己，不肯根据社会发展予以必要的“停经”，那只能是对穆罕默德的背离。
当公有制被私有制蚕食得只剩一个外壳，而为私有制藏污纳垢时，穆罕默德打碎这个“外壳”，解放了私有制，明确了私有制不可曲解的公有内涵。
当安拉被他仆人的私欲蚕食得只剩下一个虚名，而为腐败与贪婪藏污纳垢时，就必须打碎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外壳，解放安拉。
穆罕穆德对安拉的第一次解放，开辟了人权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之路，安萨里在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之内，将这一解放运动推进到最高阶段。
随着私有制和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自我否定，被体系束缚的人权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也丧失了活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权危机、民族危机和理性危机充分暴露。
20世纪下半叶，阿拉伯思想界展开理性危机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这三大危机集中为理性形式的表露，是建设阿拉伯新文化的迫切需要。
学者们将阿拉伯思想界的理性危机作了形象比喻：一位盲人在漆黑的夜里进入一间封闭的黑屋，去寻找一只黑猫，而猫不在那里。
猫在哪里——
拆毁封闭的黑屋，打碎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让每一个穆斯林去亲身感受安拉太阳光芒的温暖，去亲身感受“爱”，在“爱”中建设阿拉伯新文化。
埃及开罗大学哈桑·哈乃菲教授感触颇深：人们被围在古代遗产与神圣的宗教藩篱之中，严重地影响了思维创造。或固守僵死的教条，用宗教经文附会和解释最新科学理论;或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不顾本民族的特点和现实状况。
这些，将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在阿拉伯人民的面前：沿着穆罕默德开辟的道路，将人权解放、民族解放和理性解放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安拉。
这一次安拉的解放，不仅仅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解放，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
阿拉伯人能够接过穆罕默德的旗帜，成为人类解放的使者吗?
自主、公义而强大的民族国家平台，是人类解放和世界统一的前提。
没有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就没有到全世界的统一;同样，全球一体化需要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也需要伟大的伊斯兰精神。
世界伊斯兰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人为民族统一作着努力，
世界统一，大势所趋。欧洲众多的民族开始走一体化之路，为什么阿拉伯民族却不能结束内部的四分五裂?
阿拉伯人民不能解放自己，如何解放全人类?
阿拉伯人民要解放自己，首先要解放安拉。
如何解放安拉?
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曾自豪地宣布：推翻君主专制的利比亚革命，是“奴婢时代结束的先声”。(《在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演》)
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曾鼓动伊斯兰革命：“正义和平等会取代不公正和邪恶，虔诚的人会取代野蛮的吃人者。”(见弗·哈利迪：《革命与世界政治》)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以色列国会真诚演说，向全世界宣谕安拉精神：“在人类牺牲者的尸骨中间，是没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真正的被征服者永远是人类。……所有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教徒——起来为建立和平而创造一种新的生活。”
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依据《古兰经》，先后进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积极探索。“企业国有化的赞同者以《古兰经》为依据，宣称土地和一切财富皆为安拉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占有，因而私人占有制是非法的;既然伊斯兰教的根本使命是铲除社会不公正现象，而保留私人占有和经营制度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公正，所以国家应当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
然而，社会主义遭到抵制。“反对派……援引经训，论证私人占有制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斗争中，阿拉伯社会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伊斯兰教既不提倡社会主义，也不提倡资本主义，而伊斯兰社会主义是‘亲大资本家的’。”(以上引文均为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
“亲大资本家”!阿拉伯社会如此误读社会主义。
然而，从西欧到东欧，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向特权阶层与腐化专制倾斜，也确实演绎着社会主义的悲剧，黯淡着社会主义的光荣。社会主义如何在几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解读中，为自身正名，显然是整个人类长期而艰巨的使命。
——没有不断的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就没有在资本世界的生存权。
20世纪末，一位阿拉伯记者向时任伊拉克总统的萨达姆提问：“革命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还是像在中国那样是通向一种灵活形式的序曲?……难道革命不就像战争，革命者不就像士兵吗?一个士兵去从事战争，如果胜利了，就会自动地走向腐败。这不是也适用于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者吗?”(徐学初等编：《世纪档案》)
曾经革命的中国，曾经革命的阿拉伯!
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一个“公天下”的路线，一种“继续革命”的观点。
革命不是目的，但革命不能被遗忘。革命之后的辉煌绝不是否定革命的结果，而是革命冲击波的余响。这余响成为长久的激励，推动社会繁荣。
曾经的穆罕默德革命是这样，其后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还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那一股被遗忘的内在动力，造就着革命之后的文明。
然而，当革命精神被抛弃，革命棱角被磨平，革命的壮观成为歌舞升平的点缀，社会便在繁荣昌盛的自鸣得意中，陷入贫富悬殊的腐败和分配不公的对立。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几代人辛勤培育的文明，因为对“一个路线、一种观点”的遗忘，而被腐败的沙尘暴霎时间扫荡成茫茫大漠。
呜咽黄沙，低吟着阿拉伯社会的历史兴衰，以及穆斯林们心头的悲凉。
然而，物极必反，哀兵必胜。
期待伊斯兰世界的崛起!
(本文节选自《人类文明与轴心时代》，美国学术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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