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确立米兰的足球俱乐部

　　恩格斯：确立米兰的足球俱乐部

　　恩格斯写了《反杜林论》。

　　《反杜林论》分别论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体系。

　　但是，恩格斯并非意在“体系”。他在《〈反杜林论〉序言》中说：“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内在联系”，于是成了体系。

　　1883年马克思去世，恩格斯怀着无限崇敬为马克思建立了纪念碑。

　　1895年恩格斯去世，他遗言将骨灰撒入大海。

　　恩格斯留一座马克思的航灯指引人类解放运动，他自己则汇入不息的波涛。他曾存在，他永远消失了。但物质不灭，运动不灭，恩格斯与大自然同在。

　　恩格斯以别样方式诠释马克思的伟大：不是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也不是确立“主义”;而是对“人天一体”关系的透彻认识，以及对物的平等属性的自觉认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上等人。但他们不是居高临下地对下等人施以善良的关怀和喋喋的劝诫，而是滚落下等人群体，从思想感情上融会其中，与下等人一起呐喊并为其献出全部精力;他们对下等人怀着由衷的敬意和真挚的期望：“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 (恩格斯：《英国现状。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真的伟大，在平凡中。

　　他们追求的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不是“哲学家”的光环，不是思想体系的永恒，而是人类发展链条上一个环节的耀亮。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哲学的终结：“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的所有过程都处于一种系统的联系中这一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去证明这种联系。”

　　哲学的实践!

　　中国的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印度的佛陀曾以“疗伤”为喻，强调对生民的关心而不理会抽象的玄理。恩格斯关注的同样是现实问题，他与马克思倾注毕生心血，在颠倒过来的黑格尔的指导下，进行实证科学研究，现实地完成历史发展所提出的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恩格斯把自己与马克思所做的工作，看作一个过程;并将其汇入工人阶级解放的大过程。

　　至于“终极目标”，那是没有的。在工人阶级解放之后，人类将开辟一个新的时空，但那已经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问题了。

　　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但是，真理是相对的，“终极目标”也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终极目标”，却有着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终极目标”。

　　否定这个“终极目标”， 随波逐流，就会失去自我，一任资产阶级及其“上层精英”随意摆布，最终背叛人类解放的根本利益。

　　坚持这个“终极目标”，坚持历史规律赋予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使命，才能在对资本的不断剥夺中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出。

　　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胜出奠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致约·魏德迈》)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思想体系是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理论指南。

　　（1）体系之一：经济决定论

　　苏东解体、中国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和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经济的蓬勃活力，都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经济决定论。

　　恩格斯说：“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反杜林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现实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任何阻碍或超越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阻碍或超越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尽管可以具有极大能量，或者像灯塔一样指引历史进程，但若把它强加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最终只能被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冲击得七零八落。

　　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不可撼动的基石。“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恩格斯：《反杜林论》)

　　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阶级的存在并不因双方的“和谐”而消亡。只要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关系存在，就必然产生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两个阶级不同的利益指向，必然产生阶级斗争;这个斗争可以经常地表现为两个阶级的相互依存或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制，而其最终结果，则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

　　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私有制的产物，它们与私有制一起，只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瞬间，不会永恒存在。经济发展规律的指向决定了他们将被蓬勃发展的生产力所埋葬。公有制的最终胜利，“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平等、正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 (恩格斯：《反杜林论》)

　　“经济决定论”决定了资本主义与私有制不能逃避的覆亡命运。

　　但是，历史趋向不等于历史现实。私有制的“瞬间”对于人类历史长河也许可以忽略不计;但置身这个“瞬间”中人，对私有制却必须予以充分的尊重。当经济发展程度不足以给予私有制以致命打击时，任何强行剥夺私有制乃至私有者的行为，一旦超过其所能承受的“度”，就必然遭到私有制和私有者们的猛烈报复。

　　“经济决定论”揭示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

　　在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规定了私有制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所以，无论农民起义取得多大的胜利，最终只能是剥削统治权的置换。

　　在资本世界，资本的生存本能促使它不断地释放生产力的革命因素，变革生产关系，推动劳动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向公有制过渡;但是，资本主义依然有着发挥生产力的空间，私有制依然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对立中同一。

　　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转化资本主义的全过程。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只能在制约资本的前提下，鼓励资本集中，发展资本关系，释放资本能量，以推动经济进步，实现自身。

　　“经济决定论”决定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也决定了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条件。归根结底，“只有通过‘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通过斗争随之发生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

　　毫无疑问，经济是第一性的。

　　将人的抽象存在回归到具体的经济关系，并对人的现实经济关系予以规律性的把握，人类社会的未来指向便清晰地显现出来。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反杜林论》)

　　（2）体系之二： 科学社会主义

　　什么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

　　完整地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是建立在哲学实践和政治经济学丰硕成果上的科学社会主义。

　　“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

　　科学社会主义立足于经济决定论，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适应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需要，将工人的社会实践提升为工人阶级的社会科学，成为世界解放的理论指南。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恩格斯：《反杜林论》)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什么关系?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开始，就由无产阶级“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两个阶级一同诞生、一同成长、一同步向成熟，是生死与共的孪生兄弟。“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但是，同一离不开对立。相互依存的两个阶级，日益展开着彼此间的矛盾和斗争。 “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恩格斯：《反杜林论》)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什么关系?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统一体;最能体现这个统一体本质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毛泽东：《矛盾论》)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没有离开运动的物质，也没有离开运动的社会统一体。运动就是转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就是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转化。

　　这是一个不以资产阶级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决定了转化的必然。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指导工人阶级认识这个转化，把握自身在转化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解析，偏重于揭示统一体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那么，晚年恩格斯则偏重于探索在阶级对立中无产阶级如何赢得统一。

　　几百年来，从反封建的浴血奋战到向生产力的迅猛进军，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一次次血的洗礼中，改变着双方的力量对比：无产阶级曾经长期处于附庸地位;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和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的全面扩张，推动无产阶级向主导地位转化。

　　能动地把握这个转化，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自觉。

　　实质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谁领导谁的问题。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要求无产阶级改变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参与转化的被动地位，在统一战线中力争“转化”的领导权。

　　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吗?

　　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就几乎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地或非和平地过渡着。和平过渡是主要形式。

　　恩格斯期待：“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设想。

　　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竟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为什么不可以?

　　当“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当“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当“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恩格斯：《反杜林论》);当“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人民的意志对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形成巨大威慑—— 一句话，当无产阶级赢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时候， 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剩下的不就是一个将被人民力量所炸毁的外壳了吗?

　　然而，它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因为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人民群众日益争得广泛的民主，但没有改变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性质。

　　虽然，猛烈增长的生产力日益要求为自己正名，要求挣脱资本的羁绊，“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虽然，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使“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 虽然，“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投降”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均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迫使资本主义外壳承受着日益增大的爆破力。“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及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附言)

　　尽管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变革生产关系，因而必然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但是，这种“变革”与“演变”的实质——彻底剥夺资本，却是大资本家阶级及其集团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剥夺资本，不能离开暴力。

　　就像卵壳被新生的小鸡啄破一样，这一啄，就是暴力。暴力炸裂资本主义外壳，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暴力?

　　暴力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即专政工具，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它一般地处于蓄势待发的静态，表现在量上，可称为“暴力的和平形式”;而这种力量的爆发，即暴动、政变、起义，以及镇压、屠戮等流血的残杀，是它动态的极端形式，表现在“质” 上，是社会解决自身危机的特殊手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暴力首先是资产阶级既成事实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恩格斯：《致菲·范—派顿》)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从来就处于资产阶级暴力的压制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剥削阶级统治历来如此。他们把自己的暴力视为天经地义，而被压迫阶级至多不过在忍无可忍时仿效剥削阶级组织起来，以暴力对抗暴力，就被咒骂为“大逆不道”、“破坏生产力”、“制造社会动乱”。

　　剥削阶级及其“理论精英”的强词夺理，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肆意侮辱与无耻践踏。

　　事实上，国家政权的存在，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即暴力的基石上。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暴力是“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恩格斯：《反杜林论》)

　　资本世界正是以其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属性，支撑着国家机器即暴力对人民的“强制”。

　　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基本的“经济力量”。任何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蕴涵于人民之中而且被人民所支配。“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候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 (恩格斯：《反杜林论》)

　　因此，剥削者最恐惧的是人民的觉悟，是被剥削者向剥削者开展阶级斗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但是，如果人民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在资产阶级“理论精英”的愚弄中追逐蝇头小利的“群氓”，任凭自身伟大的“经济力量”被资本掠夺、集中和聚敛，那么人民的“真正的暴力”就会被资产阶级“非真正的暴力”玩弄于股掌。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核心是政治权利的过渡。也就是经济力量的集中反映——“暴力”的过渡。

　　暴力过渡可以是和平过渡。

　　毛泽东指挥的北平和平解放，长期围城，“引而不发，跃如也”。那个“不发”而能“发”、因而倚为后盾、促成和平解放的，是暴力，是几十万大军、几百万老百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兵临城下。

　　同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不断地使原有的暴力手段即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服从人民的意志，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

　　这不是否定暴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暴力即强制力量的转化。这就是恩格斯期待的从民主共和国变革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意志成为压倒力量，强制大资本家接受乃至认同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生产力、科技水平以及人民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随着资本的高度垄断为绝大多数人剥夺极少数人提供的成熟条件，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前景。

　　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居于历史进程的主导地位。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淡化自我，而要发展自我，这个“自我”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有着卓越贡献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为中华民族创出丰功伟业的改革开放，其最大的悲剧，便是在吸收与消化私有制成果的同时出让自我，即出让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这个领导权是不能出让的。当巴黎工人被失败的魔影扼住喉咙的时候，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勇敢地选择了抗争与牺牲。“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马克思：《致路·库格曼》)

　　巴黎人以生命之爆裂，张扬无产阶级世界观。

　　毋庸置疑，和平过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主要形式，是转化的量的表现。量变完成质变。这是基础，是第一性的。

　　但是，和平过渡不是转化的唯一形式。非和平过渡即暴动、流血，则是对和平过渡的升华，是整个转化过程中的辉煌坐标。这是它的质的表现。质变促量变，质量互变，互为因果。社会整体的质变是由一个一个相对的个别质变完成的。这些个别质变反过来促进量变的进程。

　　这一座座标志着质变的辉煌坐标，在巴黎公社血染风采的映衬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底色里，闪烁着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列宁、斯大林、李卜克内西、毛泽东、格瓦拉、卡斯特罗、金日成、胡志明……

　　无论是暴力的和平形式，还是在剥削阶级刀光血影镇压下的殊死反抗与革命，无产阶级应当跨上前台，夺取历史活剧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社会主义壮大一分，资本主义便被削弱一分。当社会主义全面占领资本主义阵地，社会主义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时，它将以胜利者的豪迈，宣告自身与资本主义的同归于尽。

　　为着这个终极目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主动开展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个“斗争”认同合法活动。恩格斯说：“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 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 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

　　有准备的攻击，提升到主要地位!

　　通过合法斗争，集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聚起人民大众的力量，削弱资本主义阵地……，经过充分的准备，最终给大资本家阶级以致命的打击。

　　恩格斯清醒地正视资本世界现实，告诫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不能拒绝必要的妥协;同时，他以思想的深邃，明确设定了“妥协”的内涵：“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

　　恩格斯强调：“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关于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观点，这种观点在‘ 共产主义宣言’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论住宅问题》)

　　合法斗争以及“中间站和妥协”，只是为“攻击”的准备;而攻击，即革命，则是“最后目的”。

　　这是恩格斯留给欧洲及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

　　（3）体系之三： 共产主义是一个运动

　　“运动进行的时间正是潜能事物作为潜能者实现的时间，不先也不后。……运动被认为是一种实现，但尚未完成。”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

　　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什么“现存状况”?

　　——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进步，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进步;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削，特权集团对人民大众的剥削。社会不公!

　　何谓“现实的运动”?

　　——共产主义不是理想，不是“彼岸世界”，甚至不是奋斗的目标。它是社会肌体的血液，它就融汇在现实中，就在人类的实践活动里。

　　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经济基础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共产主义的躁动深蕴于经济关系的运行中。在资本世界，这个“关系”中的工人阶级被赋予了消灭剥削、铲除不公的“社会解放”的使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共产主义同时是历史的运动。

　　人类文明史，就是共产主义在其中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意识到的生成运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几千年来，共产主义诉求每天都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生成着，也在人类思想家的意识中反映着：从柏拉图、老子、释迦牟尼对“共产主义”的原始呼唤，到陶渊明、莫尔、圣西门对“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向往;从欧文在美国创办“新和谐公社”的执着和以色列孜孜以求的“基布兹”共产主义实验，到此伏彼起、烽烟遍地的农民起义那“等贵贱、均贫富”为共产主义朦胧的怒吼……

　　然而，在以往的社会形态中，共产主义运动是一条隐线，它导引并推动历史进程，却潜存于奴隶反抗运动、农奴反抗运动和资本主义运动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跨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向世界宣布：人类文明史，从此纳入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

　　共产主义运动从隐线跃升为人类历史进程的主线。它将民族解放运动、社会民主运动、女权运动、种族运动、学生运动、宗教运动、人权运动……一切表现为资本形态乃至封建形态的人民运动，收至麾下，纳入共产主义运动范畴。

　　——“纳入”不是单向的。

　　在资本世界，资本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是对立的同一体。一定意义上， 资本主义运动纳入共产主义运动范畴;另外的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则不能不纳入资本主义运动范畴。

　　物质与运动是统一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恩格斯：《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的存在方式。只要资产阶级存在，这个运动就不会终结，进言之，只要资本仍居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运动便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形态;而共产主义则不能不作为资本主义运动的构成，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完善。

　　英国为证：资产阶级“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了政权……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了联合王国的法律之中。”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

　　资本世界为证：1929年的经济危机给予资本世界10年大萧条，濒临破产的资本主义痛定思痛，向社会主义有限投降。“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1965年《资本家宣言》)

　　相反，共产主义运动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只要工人阶级存在，这个运动同样不会终结，进言之，只要特权剥削横行，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个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资本主义则不能不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构成，助推共产主义进步。

　　两个运动扭结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运动吸取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力，共产主义运动认同资本主义运动的现实。这是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同处于社会统一体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历史宿命。

　　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党派、阶级、民族、国家，都在两个运动的纠葛中置身其间。为资本剥削保驾护航?还是为人民主权的解放?——谁居矛盾的主要方面，谁便决定了运动的性质。

　　事实上，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世界的一切领域生机盎然。

　　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电气化”、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以及巴黎革命、十月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形态的主动求索。

　　苏东解体、中国改革开放、欧美“第三条道路”乃至于欧共体、联合国，则以资本主义形态表现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被动践行。“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共产主义就在我们身边!

　　共产主义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以生命活力的不息“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在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膀臂中，在弱势群体仇视特权集团的诅咒中，在劳动人民奋起维权的怒吼中，在各民族为独立解放向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抗争中;它也在基督徒的虔诚礼拜和阿拉伯祈祷真主的诵经声里，在科学家探索宇宙宏观和微观的忘我里，在写字楼白领敲击键盘的电波里，在公园“大妈”们载歌载舞的娱乐里……

　　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固定模式。劳动人民对资本嗜血的愤怒反抗和对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以缤纷多姿的形态，创意并迸发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勃勃生机。

　　共产党人是这个“生机”的赞助者，更是升华这个“生机”的引领人。这是它唯一的使命。它没有特权，“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人在资本世界的唯一地位是示范地位。它必须光大资本主义运动在本质上诠释的共产主义的崇高，而不能同化于资本主义，“忘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诉求和科学指向。

　　然而，共产党人不能拒绝资本主义，而必须投身资本主义运动;因为在资本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般地表现为资本主义运动形态——民主，自由，人权。对这个问题应有清醒的理论认同，不能有丝毫的迷乱。

　　“人人生而平等”!—— 铁打的资本主义原则，分明以共产主义抽象光耀世界。

　　民主，自由，人权!——响彻世界的强音，分明是资产阶级伟大先驱卢梭、洛克……以资本主义形态对共产主义抽象即“人类精神”的张扬。

　　共产主义抽象，赋予资产阶级革命以永恒的光荣。

　　为着这个“光荣”，资产阶级激发人民的积极性，赢得对封建统治的胜利;而被这个“光荣”辉映的资本主义运动，在共产主义内核源源不断的裂变和爆发中，赢得资本世界的长足进步。

　　资本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在对立中同一。

　　这是资本主义运动。它张扬个体利益，激励亿万“自我”为私欲的觉醒和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受制于资本主义法权的制约，最终维护资本剥削。“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利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它推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在“人人生而平等”的鼓舞中日益觉醒，萌发自我意识，强化主权诉求，艰难而不懈地积聚着马克思定义的共产主义的“量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否定特权，否定剥削，促成社会对每一个个体权益的充分尊重，才会有共产主义;而所有个体私利的总和，则是“天下为公”的脚注。

　　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在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形态下张扬自我，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运动的形态下开拓自我;广大人民反抗极少数资本垄断特权集团的阶级斗争，实际上表达着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共产主义话语权的诉求。

　　民主、自由、人权，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

　　因为，资本扩张的本性和资本嗜血的贪婪，猖獗地发展着剥削与压迫，已经将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人类精神”的崇高，在抽象的“普世价值”里异化为垄断特权的附庸。

　　民主蒙羞!在人民主权的炫目标榜中，是大资本家阶级凌驾一切的特权。

　　自由蒙羞!整个资本世界被金钱奴役而疲于奔命，肆意横行的是金钱的自由。

　　人权蒙羞!当财富把人分成不同等级时，人权只是对底层群体的侮辱与嘲弄。

　　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接过资产阶级先驱的“人类精神”之旗，赋予民主、自由、人权以科学共产主义内涵，将其从垄断特权的工具转化为人民主权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运动、自由运动、人权运动，从资本主义运动转化为共产主义运动。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

　　近代资本世界的进步不是资本主义的自为，而是人民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运动形态下，冲击资本世界的成果。

　　资本主义运动借鉴共产主义内涵自我修补，共产主义运动借助资本主义形态自我扩张。这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程度，资本主义生机犹存而共产主义尚不具备为自己全面正名的条件下，两个“运动”相依存、相斗争、相借鉴的必然作为。

　　为这个“作为”，资本“精英”将人民争得的民主、自由、人权固化为资本主义话语权，抢占道德与法制的制高点，为自身虚拟了永恒存在的依据。

　　为这个“作为”，共产党人的迫切课题，就是挣脱僵化思维，抛弃民主、自由、人权之“资产阶级属性”的伪定义，纵身资本主义运动中，认同和引领人民以资本主义形态表达的共产主义抗争，将资本主义运动转化为共产主义运动。

　　为共产主义正名!共产党人的时代重任，就是最大程度地放飞深蕴于资本主义运动中的共产主义精神，。

　　终结资本世界的大幕已经拉开。21世纪，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无非回光返照。

　　劳动者一天天地觉悟着：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不管资本主义怎样改良，也改变不了资本为着增值的嗜血。离开嗜血，资本便枯萎了。

　　资产者也在觉悟着：财富的属性在本来的意义上，不是资本的私有，而是社会的公有。比尔·盖茨们的捐款，尽管蒙上些许商业的阴影，但毕竟有了对财富社会公有的认同。

　　2500年前，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佛。

　　佛是什么?是“觉悟”。

　　共产主义也是“觉悟”。

　　“觉悟”就是人对客观必然的自我意识和对自身社会性的主观认同。共产主义觉悟是认同经济规律的主动作为，它在人民群众投身其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人民在争取个体权益的运动——结社、参政、维权、抗争……的集体实践中，养成着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觉悟。

　　对于专制特权，共产主义觉悟表现为争取个体自由与人权的努力;对于资本特权，共产主义觉悟表现为向社会的诉求。

　　以反抗封建特权为使命的资产阶级运动，向着反抗财产特权的汹涌澎湃的更广大群体——人民大众的共产主义运动转化，难道不是历史的必然吗?

　　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原理》)这个条件在成熟着：生产社会化的实践猛烈冲击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经济基础变革的实践全面激发公有制及公有观念的呼声。共产主义朝气蓬勃地向终点前进，而它的终点就是它的消亡。它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点，都消融在运动中。

　　共产主义是一个运动!它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只能转化;它在转化资本主义运动中，自我批判，自我救赎，向着人类新运动转化。

　　“人是目的”，康德规定了“人类精神” 的内涵。

　　共产主义是“人类精神”的科学形态。反抗资本特权，成为共产主义的最强音。互联网电波纵横捭阖冲破一切壁垒激荡着劳动者的呐喊，全球化的凶猛潮头催唤世界人民的普世觉醒。共产主义运动已经从西欧、苏东、中国的区域性实验中走出，日益彰显本来面目——共产主义是世界人民共同作为的全球性运动。

　　曾经，《共产党宣言》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异变中失去自我;今天，《共产党宣言》正化身为世界亿万人民的“自我”。“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这是改天换地的“物质力量”!觉悟的人民为自身权益而奋起，掀动地火风雷，劲扫五洲四海，到处跃动着“武器批判”的锋芒。

　　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的行动。它不是少数“精英”的激情，不是理论，不是理想。如果说是理论，那是运动的结晶;如果说是理想，那是运动的抽象。

　　共产主义是献身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运动，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断解放生产力、不断扩张人民主权——民主、自由、人权的运动。

　　资本世界，在共产主义的冲击下震颤。

　　——共产主义运动积淀着轮回后的升华。

　　（4）批判修正主义——为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的本色

　　什么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的本色?

　　晚年恩格斯坚定地表示：“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法德农民问题》)

　　共产党人不拒绝改革，而是积极地推进改革;但绝不会仅仅以改革来证明自己的本色。

　　共产党人一定以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本质上升华改革。“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承担起捍卫米兰的足球俱乐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使命。他鲜明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马克思和〈新莱茵报〉》)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

　　如果忘记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就成了天经地义。

　　正直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从不掩盖阶级斗争的存在：“债权人阶级和负债人阶级之间，地主和无地者、农奴和佃农之间，贸易团伙和消费者或土地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各个地方，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一直存在着;但是，西方远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他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取消的，也是不应该取消的。

　　因为，“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因为，“现在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警告决不是无的放矢。100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派别，浓妆淡抹，“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先恐后地举行一场场向资产阶级投怀送抱的叩拜大典。

　　“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确立过程，就是对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人弱化工人运动实质的行为进行抵制与斗争的过程。

　　在马克思活着的时候，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已经鼓吹取消革命，将工人运动作为大礼捧送给大资产阶级集团;而伯恩施坦等人则试图改变党的阶级性质，让党成为一个上层人物可以接受的温情的党。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地捍卫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的本色：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永远不能放弃“暴力”和“流血的革命”，不能“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致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晚年的恩格斯，坚持这一路线。 “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革命不可避免。这是经济决定论的根本导向。

　　但是，历史的进步，同时要受着经济决定论的制约。

　　事实上，没有危机，也不会有革命。

　　“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低潮。社会的进步表现为各阶级相互作用的“量变”。

　　危机与革命之后的工人阶级咽下失败的苦果，得了清醒的认识：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相应的资本关系具有不可彻底变革的合理性。

　　同样，被危机与革命惊得魂飞魄散的资产阶级，也从遍体伤痕的痛楚里得了清醒的认识：不向工人阶级让步，就不能维持统治与剥削!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统一体在经过剧烈的分裂与对抗之后，在新的阶段实现新的统一。

　　这个统一体并不是个人、集团、阶级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经济的要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向生产力进军，以适应社会进步的内在张力。

　　于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提上日程。

　　毫无疑问，在需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顺理成章地归资产阶级所有。但是，无产阶级应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并旗帜鲜明地争取领导权?

　　这是世界观的问题：如果承认工人阶级的先进性，那么当然要争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如果否定“人民创造历史”， 那么自然在资产阶级“精英”的余唾下战战兢兢。

　　1889年，第二国际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各国工人党旗帜鲜明地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投身议会斗争，利用合法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扩大工人的选举权。因为“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统治的。”(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

　　合法斗争促进工人运动广阔发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路线于是脱颖而出。

　　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伯恩施坦已经表达了现实的清醒：“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

　　经济决定论!

　　毫无疑问，经济基础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社会是相应的经济关系合理释放的产物。在新的生产力尚不足以埋葬这个经济关系的情况下，资本主义是不会灭亡的。

　　共产主义是遥远的未来，饥寒交迫的工人阶级有什么必要为未来流血牺牲而不现实地为自己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而努力呢?

　　在修正主义者看来：工人应当“提升”自己具有资产者的“修养”，“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见马克思、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工人运动当然不能离开为“柴米油盐”的生存斗争。“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放弃未来，只能沦为资产阶级运动的附庸。

　　马克思、恩格斯对伯恩施坦们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共产主义“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 因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初级阶段，离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距离，所以，“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 而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 (《致奥·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

　　辛辣、绝妙然而愤怒的讽刺!

　　“共产主义”是对人民的大忽悠，而“共产主义者”们却成为腐败堕落的特权阶层，成为身价千万的资本家，从事投机与剥削。

　　这样的“共产主义”怎能不遭到工人阶级的强烈逆反，怎能不被广大劳动人民抵制与唾弃!

　　原来，德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早已做成了100多年后“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祖师爷。全球一体化，此言不虚。

　　马克思、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伯恩施坦;进而更加严厉地自我批判。他们把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更多地归于自身理论的不足，并作了认真的纠正。

　　马克思思想体系建立在经济决定论的基石上;但是，经济决定论的存在形式是政治，是上层建筑与经济的互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

　　“经济决定论”不是绝对的。它与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关系，居于相对的第一性。 “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人类的存在形式是社会实践。在阶级社会，经济的存在形式是阶级斗争。

　　恩格斯不止一次地作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致约·布洛赫》)

　　在《致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强调了他和马克思“同样的过错”：“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论证经济的第一性，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才能宣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也因此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论述不够，这样，修正主义便借口强调经济作用，强调生产力发展不足，诱导工人阶级从积极的进攻变为消极的等待，至多是对眼前利益的争取，抹煞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否定工人政党对经济规律的促进作用。

　　恩格斯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对于有人将这个理论歪曲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他指出 “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致约·布洛赫》)

　　马克思的理论被歪曲了。因为，所谓经济基础，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经强烈地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更深刻地表现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劳动对资本的冲击。

　　这样一个充满对立的经济基础，固然必须正视“资本主义”这个现实，但同时应当深刻把握“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正确理论，滑落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屈从，借口生产实践“淡忘”阶级斗争，弱化社会主义方向，放弃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对经济的领导权，那自然丧失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党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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