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出自奚兆永《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书，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书共十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篇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书第三篇《歪曲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结尾附有全书目录供读者参考。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歪曲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 

奚兆永

　　一、驳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

　　为了抬高陈独秀的地位，唐研究员还捏造事实，疯狂地贬抑、压低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说什么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还“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居然把鲁迅的投入革命斗争和在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归之于陈独秀的“培养”。

　　唐在《全传》一书中写道，1917年8月9日，陈独秀委派《新青年》编辑部成员钱玄同，来到北京玄武门外一个幽静的处所——绍兴会馆鲁迅寓所，拜访了正在埋头“抄古碑”的鲁迅，向他约稿。其实，当时的《新青年》只不过是一个同人杂志，创始人是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等人，每期出版1000册，其社会影响也不是如现在一些人所说的一传十、十传百的那样大，用鲁迅《呐喊》自序里的话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事实上，只是由于后来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和1918年初李大钊与鲁迅及周作人等的加盟，才使《新青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并且在后来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至于所谓陈独秀如何“委派”钱玄同拜访鲁迅约稿写小说，显然也不是事实。我们知道，早在二十世纪之初的1907年，由于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看了一个纪录影片，影片纪录了日俄战争时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国人的侦探而被日本人抓到了，正被日本人绑着准备砍下头颅示众，而周围围观的中国人竟一个个显示出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神情。这给了鲁迅很大刺激，使他认识到改造中国人的精神，改变他们的国民性要比医治他们的身体疾病更加重要。于是他不等学期结束就离开学校，由学医改为学习文艺，准备在文学和美术方面发展，以期对改造中国能够有所贡献。他到了东京，先是准备出版刊物，办了一个《新生》杂志，但因缺乏读者和资金而没有能够成功。后来，章太炎借东京《民报》社举办汉语文字学训练班，鲁迅、钱玄同和黄侃等都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由于鲁迅和钱玄同都是章太炎的门人而彼此熟悉起来，成为朋友。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和绍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应蔡元培之召到北京教育部当部员，并在一些大学兼课。其时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鲁迅回答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物，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中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无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这话打动了鲁迅，他后来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确实不能抹杀，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的绝无来证明，来折服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1页)

　　从鲁迅写的《呐喊》自序里，我们看到，鲁迅之转向文艺创作、其实与陈独秀毫无关系，更谈不上陈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实际上，陈独秀曾经和鲁迅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又差不多同时在浙江教书，但两人并未谋过面，相互并不认识，他们是因为《新青年》的关系才互相认识的。不过从鲁迅写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在《新青年》的同人中，他对李大钊的印象最好，对刘半农也印象不错，而对陈独秀与胡适之的印象则比较差，因为他们两人都很讲韬略，会用心计。用鲁迅的话说：“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有人说刘半农浅，但在鲁迅看来，“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他还说到“半农的忠厚”。(见《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5页)实际上鲁迅与陈独秀的往来很少。至于说陈独秀“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显然也不符合事实。陈独秀和钱玄同二人当时都在《新青年》当编辑，钱又是一位教授，陈似乎也不可能以领导或上级的身份差遣或“委派”钱玄同到鲁迅家去约稿;而即使是约稿，也不会是要鲁迅写小说，因为此前鲁迅还从未发表过小说，又有谁知道他会写小说呢?而钱玄同之去鲁迅家，鲁迅称之为“偶或来谈”，完全是由于他们俩是“老朋友”;至于钱玄同要鲁迅写文章也是由于他“偶或”地看到了鲁迅古碑的钞本才引出的话题。关于文章的体裁问题，是写小说，还是写论文，或是写其他，别人显然更是无法知道，怎么能够说是陈独秀“委派”他去鲁迅家约写小说的?而且就因此就成了“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了呢?当然，由于《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陈独秀对鲁迅写的《狂人日记》评价是很高的，他曾在1920年8月22日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转引自唐著《全传》，第177页)后来他还多次表示，“很盼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同上)在我看来，这只能说是一个鲁迅小说的爱好者或崇拜者对于鲁迅的崇拜和期待，而且时间都是在鲁迅已经写了小说并且已经发生了巨大影响之后而不可能是在这之前，又何来“引路”之说?再说，如果陈独秀真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他自己就应当是写小说的高手，对写小说是驾轻就熟的作家，但陈独秀并没有写小说的本事。据说他曾经为苏曼殊节译的雨果的《悲惨世界》做过润色加工，但这和创作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当然，陈独秀也曾经想写小说，但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只有失败的纪录而没有成功的作品。这样，他又如何能够为鲁迅写小说“引路”呢?而从时间上来说，鲁迅要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早在1907年日本仙台医专时就已经确定;后来鲁迅翻译东欧包括俄罗斯和波兰、捷克等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为其进行文学创作做了准备;更重要的是，鲁迅自己家道中落的经历，使他对于旧社会有更深切的体验，因而能够“杀回马枪”;而在日本留学时，由于除学习日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学习了英语、德语和俄语，他既可以阅读这些文本的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阅读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原著和译本，这就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并且能够运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问题，从而使他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包括陈独秀在内)对社会有更为深刻、更为透彻的了解和认识。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向往革命的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后来在国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除了内在的根本的原因之外，作为外因，在当时具体情况下真正说服鲁迅写文章的也只能是他的“老朋友”钱玄同，而绝不会是陈独秀。这一点，鲁迅在1925年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作者自叙传略》里也讲得很明确：“初做小说是1918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把“朋友钱玄同的劝告”说成是陈独秀的“引路”之功，硬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而这种借鲁迅之名来抬高陈独秀的作派更是一种极坏的风气，是万万不可长的。

　　《全传.》除了在《鲁迅小说的引路人》一节大肆贬低鲁迅并以此吹捧陈独秀外，在《被打成“汉奸‘即对鲁迅的评价》一节更是变本加厉，再次用打压鲁迅的手段来抬高陈独秀在文学界的地位。在那里，唐研究员说：

　　“1933年3月5日，陈独秀被加以‘反革命’‘叛徒’‘托匪’等种种罪名，同时又被国民党以‘叛国罪’关进监狱的时候，如上述，鲁迅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高度赞扬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主将’，是自己的启蒙导师;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2页)

　　唐研究员的这番话，明显使人感到文不对题。因为他的题目是《被打成‘汉奸’及对鲁迅的评价》，怎么在这里又反过来讲鲁迅对陈独秀的评价呢?这使人一看便知，他是在不失时机、不遗余力地通过鲁迅来抬高陈独秀。同时也使人感到，他在这里明显地造假。试问：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主要是介绍自己写小说的过程和经验，至于提到‘陈独秀先生’当然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是在这篇文章里只是提到陈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丝毫没有提到什么‘主将’，更没有说过陈‘是自己的启蒙导师’这样的话。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是什么?唐研究员还说什么，“在另一篇文章里，鲁迅还赞扬陈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但是却没有注明出处。我们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确定，这同样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捏造。因为，在鲁迅的文章里，鲁迅对陈独秀和胡适的评价远不能与李大钊相比;甚至鲁迅还表明，拿陈独秀和胡适两人与刘半农比，他更愿意亲近刘半农而不是陈胡二人。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这里讲不多说了。

　　二、关于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

　　唐著《全传》还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不仅推动鲁迅写小说也带动他写‘随感录’——杂文，这是鲁迅后期巩固文学巨匠地位、成为文学战线上伟大旗手的主要武器。当陈独秀已经发表大量随感录的时候，鲁迅还较少注意这种文学形式。在陈独秀的带动下，直到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才有他写的两则随感录。”而“从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开始，陈独秀带头，创造了一种称为‘随感录’的时事杂文形式的短文，针砭时弊，嬉笑怒骂，似匕首投枪，极富时效性和战斗力，这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能代替的。”(见《全传》第178页)

　　但是，正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所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杂在一起，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非要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醒悟了其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鲁迅这段关于杂文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杂文的历史和杂文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诚如鲁迅此文的注释所介绍，《说文解字》卷三《杂文》里曾说：“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誥誓问，或蓝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同上，第5页)显然，杂文并不是如唐著所说的那样，是陈独秀的“带头”和“创造”的文体。而鲁迅之写杂文也并不是由于陈独秀的“带动”或“推动”，只是从1919年1月才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际上，鲁迅早在1907年就开始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就发表过这类文章了。至于唐著说只是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才有鲁迅写的两则随感录”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就是在《新青年》上，鲁迅也早在1918年7月就开已发表了《我之节烈观》一文，若要归类，此文当然也是杂文。至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用“随感录”之名，其实只是一个栏目的名称，并不是一种文体，当然这些文章从文体上说也是杂文。实际上，即使就鲁迅在《新青年》上以“随感录”之名发表杂文，也不是在1919年1月，而是在1918年9月就已开始，到年底，先后在《新青年》发表的有“随感录25”以及随感录33、35、36、37、38等，加起来一共有六篇之多，怎么可以随意将这些作品横加抹杀呢?当然，问题还不在于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在《新青年》“随感录”里发表杂文的人有好几位，除了陈独秀、钱玄同而外，陶孟和、刘半农、鲁迅、周启明等都在这个栏目发表过杂文，而鲁迅的杂文以其深刻、犀利，而且语言幽默、生动而深受读者欢迎，较之他人明显更胜一筹。唐著那些对陈独秀的赞誉，其实原来都是人们对鲁迅杂文的赞誉;陈独秀之所以一再向鲁迅索稿，其原因也正在于此。难道这能说是陈独秀“带动”和“推动”的吗?

　　在这方面，唐著居然还大讲什么“陈独秀没有想到，鲁迅后期成了写杂文的‘专业户’，而其风格完全是与陈独秀的‘随感录’一样的。由此我们说，鲁迅的杂文受陈独秀的带动和影响，似不为过吧!”

　　(《全传》，第178页)

　　我们要说，如果唐著说出如此贬抑鲁迅而抬高陈独秀的话来还“不为过”的话，那还有什么样的话才叫“为过”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这样称赞鲁迅在“文化新军”、“文化革命”、“文化战线”和“中华民族新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他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明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看来，唐著对陈独秀的过高评价正是是针对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而说的;唐著贬低鲁迅、拔高陈独秀，其实正是为了否定毛泽东的上述论述。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而且还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现代文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他的小说就被外国的翻译家译成捷克文和俄文先后出版，而他还被人们称为“中国的高尔基”，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大师和巨匠。在这方面，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质考古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中国时，听人们谈论鲁迅的文学成就及其巨大的影响，曾经向刘半农提议鲁迅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刘半农通过台静农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回信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74页)像鲁迅这样既有很高水平又有优秀品格的文学大家，陈独秀又怎么能够与他相比呢?

　　唐著把陈独秀称为“主将”，说鲁迅晚年是“写杂文的专业户”，这显然是对鲁迅的蓄意贬低。不错，鲁迅的杂文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是刺向反动派和一切御用文人的最锐利的匕首和投枪，它构思精巧，分析到位，杀伤力特别巨大，敌人看了胆寒，革命的人民和看了拍手称快，陈独秀的“随感录”能够与之相比吗?鲁迅的知识面很广，他不仅了解中国过去的那些古董，也了解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由于底蕴丰厚，他的杂文涉及古今中外，许多东西都是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好像都是浑然天成的。鲁迅的杂文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唐著竟然把它说成是和陈独秀的“随感录”完全一样的风格，也就是从陈独秀那里学来的，这样的胡说八道，真是闻所未闻，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程度。上面已经提到，当时《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并不是陈独秀一人所写，而是《新青年》同人都可以利用的一个栏目;只是在《新青年》出现了分裂以后有一个时期才出现过陈独秀一人包办的现象。中国人说，“文如其人”，西方也有人说，“风格就是人”。不同的作者自然会有不同的风格，显然不能因为它们都用“随感录”这个栏目名称就认为它们是同一风格的，更不能说别人都是按照陈独秀的风格写的。特别是鲁迅，其晚年由于更多地接受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又更加接近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上已更加成熟，在文字表达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人称“鲁迅杂文”，成为一个品牌，其中许多文章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学习他的人很多，但是又有谁能够和他相比呢?陈独秀写的那些“随感录”能够和鲁迅的杂文相比吗?

　　鲁迅的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擅长写杂文，写短篇小说，还能翻译用几种不同文字写的文学作品。唐著把他的晚年说成是“写杂文的专业户”，似乎鲁迅只能写杂文和短篇小说，不能写鸿篇巨制，这显然又是对鲁迅的贬低。其实，鲁迅这样做并不是他没有写长篇的才能，也不是他缺少丰富的生活积累，他是完全有条件写长篇小说的一位文学大家，但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他没有去写什么“藏诸名山”。“流传后世”的“鸿篇巨制”。在这方面，鲁迅自己就说过，“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实际上，鲁迅晚年不仅写了许多杂文，还把很多时间用在翻译外国作品上。这同样也是为了当时斗争的需要。因为他翻译的苏俄和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是被压迫民族进行斗争的精神食粮和武器。他在翻译方面花的时间甚至比写杂文的时间要多出许多倍。前几年曾经看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望道译文集》，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一件事;如果要出版《鲁迅译文集》的话，其数量不知要比《陈望道译文集》多多少倍?虽然鲁迅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但是，文学作品的作用是绝不可低估的。鲁迅和郭沫若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不就是看到了文学的这一巨大功能吗?鲁迅默默地耕耘显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如果是为了个人名利的话，他就会去创作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去了，他写杂文、搞翻译恰恰是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是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根本不同的地方。

　　实际上，鲁迅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德识才学兼具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当然很懂得“利用旧形式”为当前斗争服务，使用杂文这类形式写文章显然也不需要陈独秀来“带动”或“推动”，更不需要他一再催索才写的。唐著这样歪曲事实，倒果为因，无非是为了贬抑鲁迅和吹捧陈独秀，以证明陈独秀比鲁迅高明得多，是他“培养”了鲁迅写小说、写杂文。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拙劣的，谁都会把它看穿，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

　　三、想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唐研究员为了吹捧陈独秀而把他说成是“前驱”、“主将”以及如何理解所谓“遵命文学”问题再谈一点看法。

　　唐研究员在《全传》里说，“鲁迅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战士，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遵命文学’，自己是‘遵命’而作，‘呐喊’向前。一扫从前的那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他把陈独秀视为‘革命的前驱者’和‘主将’。他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全传》第178页)实际上，鲁迅只比陈独秀小两岁，而在德识才学方面显然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新青年》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先驱者”与后继者的关系，也不是“主将”与小喽啰之间的关系，而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关系。鲁迅在写《守常全集》的《题记》时曾经谈到他和李大钊之间的关系。他说，“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随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当然，“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只收二三折了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8、539-540页)在《新青年》时期，鲁迅与陈独秀的关系跟他与李大钊的关系应该是有共同性的，他们都曾是“同一战线上的伙伴”，而不同的是，李大钊成了为理想而牺牲生命的“先驱”，而陈独秀当然还活着，他后来的行为则表明，他其实并没有为理想而奋斗到底，成了一个背弃初心、不断改换门庭的投机分子。至于鲁迅所说的“呐喊”、“听将令”乃至“遵命文学”等等，那不过是鲁迅的一种幽默的说法，或者不过是戏称而已，切不可坐实了讲，以为真是那么一回事，那就太不了解鲁迅的为人和他的语言的风格了。实际上，鲁迅对于《新青年》初期只刊登言论和翻译作品，而没有自己创作的小说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很懂得文学的作用，没有小说就不能吸引和影响更多的读者，也不可能使作品更加深入人心，起到改造人的精神和改变国民性的作用。这一点在《呐喊》的自序里是表达得很清楚的。在这方面，鲁迅的想法和列宁倒是很一致的。上世纪初叶，列宁曾经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希望他能够为党办的刊物《启蒙》杂志写点小说。他说，“如果我们逐渐团结一些小说家来推进《启蒙》杂志，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读者是新的、无产阶级的读者我们一定要降低杂志的售价，您可选登一些小说，但只能是民主主义的，而不能是无病呻吟的，没有气节的小说。我们一定要把工人团结起来。”(《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2页)鲁迅虽然通俄文，但在十月革命前列宁致高尔基的信是不大可能公开发表的，无论在俄国和中国都不打可能看到，轮训鲁迅有与列宁系统的想法，恐怕只能说说“英雄所见略同”，而陈独秀就相差远甚了。

　　唐著还说鲁迅对陈独秀如何如何“崇敬”，这又有什么根据呢?其根据不过是鲁迅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提到了“陈独秀先生”的一句话而已。这句话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其实，这不过是将《新青年》编辑们特别是陈独秀在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不断催促他写小说的情况说给读者而已，根本谈不上鲁迅对他有什么特别的“崇敬”之意。如前所述，这时的陈独秀正在南京监狱服刑，鲁迅特别提到他并且称他为先生显然也有某种同情和声援的意思，但这与唐著所说的“崇敬”毕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先生这个称谓是一个极普通的称谓，在社会上几乎对任何男性公民都可以用，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敬称。在鲁迅的书信中，对一般人都用先生这个称谓，而对比较熟悉的人，则多用“兄”来称呼，有时也用“君”这个称呼。1936年6月，当陈其昌代表托派想拉他下水时，鲁迅在回信里曾给予无情的揭露，鲁迅写信用的称呼就是“陈先生”，难道这里的“先生”二字也是表示对陈其昌的“崇敬”吗?显然，因为鲁迅对陈独秀用了“先生”就认为对他特别崇敬，那就太不了解中国入使用语言的习惯了。

　　我们从鲁迅的《一件小事》里知道，鲁迅自己说他有个“坏脾气”，就是看不起人，而由“乡下”到“京城”后的六年间又“增长了”这个坏脾气，使他“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实际上，鲁迅说的“看不起人”并不是由于他自大，而是由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于社会上的人和事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什么样的人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当然也包括陈独秀在内。前面说到，鲁迅对于李大钊很称赞，而对于陈独秀和胡适则有所保留，他说《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他所说的其实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人;说这样话的鲁迅怎么会对陈独秀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崇敬心情”呢?当然，鲁迅也善于解剖自己。实际上，他也在改变自己的“坏脾气”，而《一件小事》就说明了这点。不过，至少在为《新青年》写稿那个时期，他还没有改掉他的“坏脾气”，他虽然尊重别人，但却不会轻易对别人表示“崇敬”。当然，到了晚年，他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表现出了崇敬之心的，不过对以陈独秀为头目的托派小集团却是嗤之以鼻的。1936年6月3日，另一个也是姓陈的托派头目(陈其昌)给鲁迅写信，想利用鲁迅与一些党内人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所谓“国防文学”口号上的分歧，拉拢鲁迅跟他们托派一道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却遭到了鲁迅的严词痛斥。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写道：“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最后，他还说，“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距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在这里，鲁迅的态度非常鲜明，他崇敬的绝不是托派的头目托洛斯基及其中国的追随者陈独秀、陈其昌等人，而恰恰是他们反对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对托派的批评很尖锐，但是也很有分寸，他只是揭露了托派的刊物很豪华气派，有人会说他们拿日本人的钱办报，但并没有直接说他们就是汉奸，因为当时毕竟还没有掌握更多的真凭实据;这种斗争的艺术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实际上，就是陈独秀本人，也并不承认“听将令”、“遵命文学”等说法。他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中曾明确地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他还说，“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5页)从陈独秀用以评价鲁迅的语言来看，他称鲁迅“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他还说过“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等等，应该说，是充满了“崇敬”之情的。不过，他强调鲁迅只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而“不是最主要的作者”;而在另一个场合还说，“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内容、形式、结构、表达各方面比其他作家要深刻许多，因而也沉重得多。不过，就我浅薄的看法，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似觉还有一段距离。《新青年》上，他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现在有人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其余的人，似乎是喽啰，渺不足道。”(《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 页)好像《新青年》的“最主要作者”或“主将”就是他陈独秀，大有“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陈独秀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之时说这样的话，更表现出他蓄意抬高自己、压低鲁迅的丑恶用心，这实在也显得太庸俗无聊了。而且，这样说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陈独秀承认鲁迅是“空前的天才”，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为什么又说他“比起世界第一流作家和中国古典作家来”“还有一段距离”呢?这两种说法能够统一得起来吗?至于他说鲁迅在《新青年》上“是一名战将，但不是主将”，而如果称鲁迅为“主将”的话，“其余的人”就“是喽啰，渺不足道”了，这个话在逻辑上说得通吗?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那“不是主将”的鲁迅岂不也一样“是喽啰，渺不足道”的人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陈独秀是很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而且如此居功自傲也是很让人看不起的。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他的这些论调就给予了严厉的批驳。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毛泽东的这段话既是对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历史地位的崇高评价，同时也是对陈独秀吹嘘自己、贬低鲁迅谬论的有力批驳。本文之所以再次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话，其用意正在于后者。因为有作者认为，陈独秀说鲁迅是战将而不是主将在前，而毛泽东说鲁迅是“旗手”和“主将”在后，陈独秀所说并不是针对毛泽东的;但是，这位作者怎么不想想，正因为陈独秀讲话在前而毛泽东讲话在后，毛泽东的话不正好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言论而说的吗?后来，在“七大”时毛泽东还说，陈独秀“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页)上述以《新青年》“最主要作者”、“主将”自居，否定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和“主将”地位和作用的言论就属于这一类“很不正确的言论”，毛泽东对这种言论进行批评和纠正乃是理所当然的。前面引了陈其昌给鲁迅的信，应该说，陈其昌的做法，陈独秀也并不是不赞成，试想，如果能够把鲁迅这样一个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拉到中国的托洛茨基派营垒里来，那对托派该有多大的作用和影响啊!但是，鲁迅根本不吃这一套，相反，他把托派狠狠地揭露了一番，使得托派很下不了台。唐研究员曾引用托派的一员大将王文元的话说，在南京,狱中的陈独秀知道此事件后，大发脾气，我们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转引自《全传》第786页)不过唐对于王文元所转述的陈独秀的话表示怀疑，他认为，“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没变。”其实，陈独秀“大发脾气”一点也不需要怀疑，这正是他对托派的阴谋未成而恼羞成怒的一种表现。此事也很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不过陈独秀说鲁迅因为受到共产党的“捧”而在“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绝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那是他在以他自己的小人之心度鲁迅的君子之腹，当然是错误的。不过对陈独秀说这样的话，则大可不必怀疑。陈实际上对蒋介石对他的种种宽大和优待是“感恩图报”的，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绝不能再有不计是非之心了”，但是，鲁迅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他绝不是陈说的那种人。陈是一个没有真正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他身上有这类思想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对于鲁迅的赞颂，是在鲁迅逝世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特别是鲁迅在1936年6月9日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之前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对鲁迅的颂扬之词，而后来所说的一些高度肯定的话乃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捧”。实际的情况是，对毛泽东的那些赞扬的话，鲁迅生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而他对于“捧”也有很高的自觉，曾专门写过《骂杀与捧杀》一文加以评论，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受捧之余，感恩图报”的问题，更不会有什么“不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之心”这样的想法。这话显然是对鲁迅的恶毒攻击!在我看来，陈对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信任和尊重其实是极为嫉妒的，所以才出言不逊，说了那样一些很不像样的话。这不仅是对鲁迅的污蔑，也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应该说，唐说陈鲁之间“互相赞誉的情感”，这个话比之他先前说鲁迅对陈独秀“毫不掩饰的崇敬”来说已是大大后退了一步，但即使如此也仍然不符事实。陈对于鲁迅确有不少赞誉之词，但是鲁迅对陈却并没有什么赞誉，即使有也只是为了表示自谦或客气，抑或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的一种幽默的说法而已。比如，关于“主将”、“前驱”等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他对陈独秀往往有一些保留，甚至还有一些微词。比如鲁迅讲“陈独秀先生是向他催稿最着力的一个”，这算什么“崇敬”?那只不过是客观地叙述事实，根本谈不上是鲁迅对陈独秀的“崇敬”。实际上，鲁迅对于别人不断向他催稿这样的事内心并不高兴，反而是反感的。试想，当地主向农民催租逼债时，农民会高兴吗?鲁迅在1926年应聘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当教授，当时任校长的林文庆也总希望鲁迅能够多做工作、快出成果，鲁迅心中对此也是很不高兴的;他之所以离开厦大，虽然有多种原因，而这显然也是原因之一。至于晚年，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对陈其昌的斥责，其实也是对于陈独秀之流的整个托派的斥责，这里有的只是蔑视，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崇敬”了。

　　对于陈鲁二人的关系，鲁迅1935年8月写的《忆刘半农君》一文里曾经有所提及。他从回忆《新青年》编辑部商定稿件的情况比较了陈独秀、胡适和刘半农三个人给他的印象。他写道，“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把韬略比作是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说我这样的人——又是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鲁迅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有韬略的人，这个所谓韬略不过是手腕而已，其实并不高深。不过两人的韬略是不同的：陈是搞的吓人战术，竖起了大旗，写上了大字，说“内皆武器”，使人看了害怕，感到恐怖，其实也就是几支枪、几把刀而已，这让人想起鲁迅的另一句“名言”——“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这种吓人战术;而胡适搞的则是骗人战术，用小纸条写道,，“内无武器”，要人们放心，这就如同旧故事里说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一样，用谎言进行欺骗。但是，对于中国的一般人来说，特别是像鲁迅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这一套所谓韬略其实既不高明，也不中用，人们是绝不会相信并且上当的，所以要“侧着头想一想”，结果反而疏离了他们，对他们敬而远之。而刘半农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人，所以鲁迅说他“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里的“佩服”显然具有讽刺的意味，联系到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所说的“《新青年》的同人中，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指李大钊——引者)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所说的“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其实就是指陈胡二人。应该说，鲁迅的这些话对任何一个不抱偏见的人来说都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唐研究员却做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鲁迅在另一文章中赞扬陈独秀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光明磊落的人”(《全传》，第786页)这另一文章就是我在前面引用的《忆刘半农君》一文。人们看得很清楚，鲁迅在这篇文章里究竟是赞扬陈胡二人，还是赞扬刘半农?如果是赞扬陈胡，他怎么不是和陈胡二人亲近而是与刘半农亲近呢?看来，唐研究员并没有看懂鲁迅的文字，抓住了里面的“一目了然”四字就胡乱引申出陈的“光明磊落”，其实鲁迅说的“一目了然”指的是“几支枪”和“几把刀”，而不是指陈独秀其人，所谓“光明磊落”就更是无从说起了。联系在文章里谈到刘半农的“浅”，但是说它“如一条清溪，清澈见底”，还说他“忠厚”，说他“作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与中国更为有益”，而对于陈胡二人，就没有这样的赞誉了。

　　说到陈鲁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的，由于他在国内外的影响，他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都引起了震动。当时由宋庆龄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及鲁迅好友内山完造商定了一个包括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内山完造等在内的九人治丧委员会，而毛泽东的名字也赫然在列。10月22日，社会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那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是相当严重的，蒋介石为了威胁和恐吓宋庆龄，蒋介石甚至让特务枪杀了她的重要助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可是宋庆龄、蔡元培等都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葬礼。同一天，中共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了致哀的电报。陈独秀当然不可能受邀参加葬礼，但是拍一个致哀的电报总是可以的;而且他在狱中有特殊的待遇，有书报杂志可读，可以知道外面的消息，有文房四宝可用，可以在狱中写文章，而事实上他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写一篇悼念的文章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他并没有为鲁迅的逝世写任何一点东西。唐研究员说“陈与鲁二人互相赞誉的情感至死未变”，但从事实来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之所以如此，陈独秀显然有利害得失的考虑，他深知写这样的文章蒋介石是不高兴的，写还不如不写，这对他更为有利;而从感情上来说，1936年6月鲁迅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他显然也极不愿意写悼念鲁迅的文章。虽然1937年8月出狱后第三个月即11月他写了一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是看得出，他写此文是很勉强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是别有用心的。从时间上来说，他本来应该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1937年10月19日)之前写作此文，这样才是真正对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但是他没有;他是在这个周年纪念日一个月之后即1937年11月21日才在《宇宙风》旬刊上发表此文的。他发表此文，其实也不是为了纪念鲁迅，而是因为他不满于“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才有感而发的。因为此文既批评了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打抱不平”;又批评了后来鲁迅接近政党之后，“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表面上看，他批评的对象只是文学圈子或文化圈子里的人，说得似乎也冠冕堂皇，而实际上，他批评的真正矛头却是指向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就在一个月前，曾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即《论鲁迅》。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晓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成功了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他还讲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和鲁迅精神。演说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而自己只是“贤人”，是鲁迅的学生。毛泽东在演说里对鲁迅的认识，和陈独秀后来在文章里对鲁迅的认识迥然不同，大异其趣，高下立判，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陈在文章的末尾还重弹了他的托派老调，继续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也是鲁迅所赞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总之，陈独秀与鲁迅两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如唐研究员之前说的是什么“引路人”、“推动者”或“主将”与“听将令“的关系，也不是他后来说的“互相赞誉的情感”那样一种关系。唐研究员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也很清楚：因为鲁迅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威望，把陈与鲁捆绑在一起，并且把陈独秀说成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和“鲁迅杂文的推动者”，就可以大大压低鲁迅，并且可以大大抬高陈独秀的地位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鲁迅是一座高山，而陈独秀只是一抔黄土，一抔黄土怎么能够和一座高山相比呢?

　　古人说，“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唐著为了抬高陈独秀可谓费尽了心机，结果反而适得其反，变得越来越笨拙，稍有见识者又有谁会相信他的这些鬼把戏呢?

　附：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米兰的足球俱乐部（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论调（213）

　　1.驳所谓“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过时论(213)

　　2.驳所谓“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太难论”和“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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