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一篇关于计划经济的文章

1985年的一篇关于计划经济的文章　　

今年下半年，将是我国改革30周年。我将我在1985年写的关于坚持计划经济的文章贴上。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决定中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　　

总之，该决定的内容，给人以对计划经济贬低，以及将从计划经济后退的感觉。再考虑到社会上不断有学者鼓吹用市场机制解决经济问题，因此在1985年初，我写了一篇关于坚持计划经济的文章。当时曾寄给某报,但因为文章水平有限,加之与当时市场机制改革（当时更多是谈论市场机制，还未大规模谈论实行市场经济。但用逐步推进来演变成市场经济的苗头，是能看出）潮流不符，未能刊载,并于1985年3月退还给我（这也是与现在的区别。现在是不用你的稿件，也不退给你）。　　

文章历史地反映了当年中国经济的某些状况,还可见到当年我国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争论中，鼓吹市场机制的各种“理由”，以及我当时对这些“理由”的批驳。这文章对了解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经济，有一点参考作用。　　

文章当时的经济状况，在某些方面与20多年后的现在已有很大差异。当时也估计到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危害，但没估计到社会完全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当时的批判是不够的，文章着重批判当时带来的危害，对继续发展带来的最大危害——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充分估计，因而谈得极少。另外，当时没有企业破产、下岗等，所以文章也未谈到这些。　　

这次贴出的，主要是文章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计划经济的必要和市场经济危害部分。这次贴出时，对文章进行了极少量修改，但不是以今天的认识来修改20多年前的文章。　　

文章写在格子纸上的最终稿现没在。现贴出的是最终稿之前的内容。当时每抄一遍，都会认为有不满意的地方，都要作些改动。因为相隔20多年，记载文章最后面部分的稿纸己丢失，现在贴出的不太完整。但我没有补写最后部分，我不想以今天观点补写20多年前的文章。我想把文章做为这30年的最初几年的历史资料贴出。因此，对文章后面的突然结束，请见谅。　　

国家计划对经济的领导是生产社会化的需要──从削弱集中计划的危害看加强国家计划的必要性　　

xinmalie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对于我国经济建设是否需要集中的计划领导,以及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问题争论很多。在这里,我也谈出我的看法：我国应坚持和完善集中的指令计划对经济的领导。　　

生产的发展,生产社会性的加强,使生产必须在社会的直接监督下,依靠整个社会的资金和力量来协调地发展。列宁指出：“大机器工业和以前各个阶段不同,它坚决要求有计划地调整生产和对生产实行社会监督……”（《列宁全集》第3卷1959版第497页）。取消集中计划，让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与生产社会性的加强是不相适应的，是与大机器工业的“坚决要求”相背离的。　　

当资本主义集中、垄断加剧，并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求在更大规模上处理经济问题，以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追求把企业从国家计划中“解放出来”，以充分发挥所谓单个企业的“灵话反应”，“适应性”和“竞争力”。我们这些同志所追求的这种发展方向，是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反动，是对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在更大规模上计划管理经济的趋势的反动。当自由竞争早己在西方国家成为历史古迹，并国家干预经济加强的二十世纪下半叶，要社会主义国家采用资本主义“原始社会”阶段的自由竞争原则，尤如要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工业现代化，采用资本主义“原始社会”阶段的瓦特蒸汽机作为动力机械一样愚蠢。　　

马列主义奠基人根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根据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与生产的社会化日益加强的不适应，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统治地位状况下，应该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4年版18卷第67页）。“要把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列宁全集》1958年版27卷第220页）。　　

列宁指出，国民经济计划使劳动人民行动一致，使社会生产协调进行。计划“是尺度、准则、灯塔、路标” （《列宁全集》1958年版32卷第313页）。社会主义“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列宁全集》1958年版27卷第78页）社会主义的计划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它是通过使各部门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联系与协调的方法，使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经常保持着一定的比例，而不应使某部门或地区脱离计划发展。“个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列宁全集》1958年版31卷第464页）。　　

社会主义国家违反了马列主义关于有计划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原理，取消国家指令计划而使企业自发活动造成的后果，我们可以从我国《世界经济》一书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看到。这书对南斯拉夫感到计划经济“明显束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把工厂和经济企业普遍交给工人集团去管理”是持称赞态度的。但该书也不得不承认南斯拉夫经济许多严重问题。　　

铁托在40年代下半期与苏联关系恶化，并与美国亲近后，决心走一条不同于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以显示他的创造性。50年代，南斯拉夫“放弃中央集中的计划制度，逐步改行分权的计划体制即强调市场的经济作用……”，“取消从中央到企业的、自上而下的、详细的经济计划，代之以只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比例的社会计划。既然是比例关系，它对地方和企业的约束力很小，只起参考作用。而企业则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行制定计划，包括产品品种、产量、以及销售、投资和部分收入分配等”。“企业……可自行上马、搞扩建、改建或新建顶目”。　　

南斯拉夫抛弃计划经济的改革造成严重后果。“形成投资过多，基本建设战线过长，银行信贷膨胀的弊病”。抛弃计划经济的自发活动，造成一些“只顾本地区利益，不顾整体利益的投资”。“企业常常不顾社会计划的比例关系，片面强调侧重市场利润，而由于市场自发势力的作用，终于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由于强凋企业的独立性，企业的生产不能随生产的扩大和社会的需要而进行调整。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企业间的协作受到限制，其结果是有的企业非常性开支增大，市场发展速度下降，而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如1965～1970年，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平均只有66％～75％。与此同时，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加。”“1952～1977年，南斯拉夫工业品生产者价格上升3.6倍，农业品生产者价格上升17.7倍；零售价格上升9.3倍，生活费用价格上升13.4倍”。另据1981年2月1日的《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报道，南斯拉夫“零售价格指数从1968年22.4％上升到1979年12月122％。11年上涨5.53倍％”。“1980年全年通货膨胀率、将达30％”。另据《世界经济年鉴1981》报道：因为经济困难，1979年南斯拉夫有75万失业工人，并有80万人外流出国找工做。同时，一些企业财政困难，连工资也发不出，据统计，仅1971年10月就有近40万职工发不出工资。　　

据说市场经济、企业自治相对计划经济的优点之一是提高企业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利生产发展。但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三个起点差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中，南斯拉夫的工农业发展速度、人均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低于实行计划经济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例如，从1950～1978年间，工业生产方面，罗马尼亚增长了26倍多，保加利亚增长21倍多，南斯拉夫仅增长9倍多。南的工业增长不及罗的2／5，不及保的1／2。罗、保的人均钢、电力、谷物、肉类产量都超过南。南的物价上涨方面远远超过罗、保。　　

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外，都没有失业工人，并且都感到劳动力紧缺，而南斯拉夫却有失业人数75万，外流他国去做工有80万，开工不足发不出工资的40万。南斯拉夫背离计划经济造成的这种情况，既影响全民生活水平，又是对劳动资源的浪费。　　

实际上，一些同志要仿效并被说成是提高生产效率和国民收入的必需条件的市场机制，从来没有帮助资本主义经济摆脱经济危机、失业大量存在、经常的通货膨胀，它只会造成从全国范围看的对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极大浪费。　　

由于近几年我国生产中偏离计划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加强，南斯拉夫经济的那些后果在我国同样存在，只是程度轻一些。例如薛暮桥同志在《怎样看当前的形势》中说：“地方和企业有了钱就盲目建设”，“计划外投资大大增加，而且搞了许多以小挤大，以新挤旧的重复浪费的建设”。　　

赵紫阳总理在1983年6月6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谈到国家经济建设中许多背离计划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现象：“这几年国家财力不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资金过于分散……在国家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预算外资金却大幅度增加，由1978年的371亿元增加到1982年的650亿元，四年间增长75.2％。资金的严重分散，使基建的总规模控制不住，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有所增加，消费基金的增长也难以控制，特别是滥发奖金、滥发实物和补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都明确提出了集中资金加强重点建设和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的方针……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地方、部门和企业用自筹资金和用各种贷款进行的基本建设控制不住，一般加工工业和非生产性建设超过计划过大”。　　

由于没有很好的国家协调，没有有计划的布置生产能力，企业各干各的，从而南斯拉夫经济中那种“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和企业之间的协作受到限制”的现象也在我国继续存在。使我国企业大而全、小而全长期不能解决，生产效率不能提高。既然要求企业在风云变幻的自发市场上竞争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等“优点”，那么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就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追求的这种“优点”。因为市场变化时，原材料、半成品等供应不稳时，相对高度专业化的厂家，大而全、小而全的厂家所受影响小。　　

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使各企业和行业之间生产联系密切和相互依赖加强，任一企业或行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都以别的相关企业或行业为前提，所以市场波动，货物供应与消费的不稳定，对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破坏很大。因此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加强，即生产社会性加强，要求消除市场自发势力对它的破坏，要求对经济有计划的调节和管理。　　

对于我国经济界一些同志强调市场机制，而同时对计划经济多加斥责的作法，连西方的、对社会主义无偏见或偏见较少的专家们也有不同看法。1981年4月21日的《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刊登了西方的世界银行经济代表团访华时的一些看法。“他们说，在考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对过去的一套东西要做全面分析，不要把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看成权力过分集中而造成的”。与我们一些同志说我们经济中问题，很多是由于计划统得太死、太细，计划包罗一切造成的观点相反，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认为应该加强计划，“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不能搞无政府主义。过去你们经济中发生的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本身造成的，而是计划太粗，太不周密，过分强调年度计划，缺乏长期计划。建议中国加强计划工作。”“中国经济结构中一些不协调问题，大都是缺乏长远规划造成的。”　　

实际上，早在10余年前，我们的经济就存在无政府状态问题。余秋里同志在197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上讲：“前几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动未纳入国家统一计划；某些虽纳入计划但未严格按计划执行。为使我们国民经济纳入正轨，我们必须强调计划性，主要经济活动必须纳入国家计划”。　　

1978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也认为：“加强国家的统一计划，克服当前存在的相当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是整顿工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我国经济中的问题，主要是背离计划经济要求、企业自发活动所造成。但是，一些同志却违背事实，反而认为企业被计划管死了，应该削弱计划，应大大缩减指令计划范围，用指导性、参考性计划代替。指导性计划意味着不能保证计划的执行，党和政府所说的“计划经济为主”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例如，南斯拉夫的指导性的关于比例的计划就不能真正实行，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说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用价值规律、市场自发调节来取代统一计划。实际情况是，在苏联经济转入新经济政策时，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有关社会主义计划原理的思潮。斯特鲁米林在《在计划战线上》一书中写道：“我们为争取反对资产阶级的种种影响而斗争的计划，而资产阶级则要使市场自发势力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抬头，这场斗争好比一条红线贯穿于计划工作最初几年所有我们‘方法论’上的争论和实际经验中”。对于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的关系，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改变统一的国家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 《列宁全集》35卷第534页）。　　

如果象一些同志要求的那样削弱国家计划，更多的市场机制，更多的企业自发活动，将会象资本主义市场竞争那样造成市场行情不稳定，从而大大增加流通时间。市场不稳定使生产任务不稳定，并可能经常生产转向，不利于挖掘技术潜力和革新。市场波动使供应不稳定，引起象现在有些企业那样的停工待料或减负荷生产，破坏了生产的连续性；或大量抢购物资来囤积，影响资金周转。　　

另外，因为竞争、投机、广告、行贿、拉关系等在计划经济下几乎不会出现的企业行为，造成非生产开支巨大，使流通费用比计划经济下大许多倍。以上情况造成赵紫阳总理在1983年6日6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这几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效益不好，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的成本和商业的流通费用降不下来。”　　

有人爱谈企业在市场变化时的“灵活性”、“灵活调头”，但市场行情变化造成“灵活调头”、转产不但要添换设备，使开支增大造成浪费，并且转产会使生产的连续性中断，增加了生产基金周转中的生产中断时间的比例，这又增加了生产基金的周转时间。并且市场不稳定，商品基金滞留在流通领域而未能转化为货币基金，那么再生产过程可能中断。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各行各业都生产下降时，唯有军火工业能一枝独放，重要原因是稳定的国家市场为军火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与号称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实际常使生产中断、流通费用增加和基金周转时间增加的市场机制相反，计划经济是经济能连续的不间断前进的保证。计划经济保证了生产和市场的稳定性，缩短了生产基金周转中的产品销售时间和采购时间。这就降低了流通时间的比重，提高了生产时间的比重。　　

另外计划经济因为使市场稳定，保证了供货稳定性，能在最少的原材料、半成品库存情况下保证生产连续进行。并且几乎没有市场行情变化，从而没有使设备利用率降低或转产引起的生产中断时间这种对生产能力的浪费。所以计划经济能节约费用，并能加快生产基金的周转，从而对一系列效率指标，如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等产生良好影响，从而比无政府状态下自由竞争更能提高生产效率。　　

计划领导可使各企业和部门、地区实行有计划的分工，易于实行专业化和协作化生产，纠正大而全和小而全现象，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辟在企业内部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经济、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的可能性。　　

在独立企业间相互自由竞争下，保持技术秘密能使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结果，近几年我国很多企业之间相互技术保密，阻碍了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推广，不利于消除企业间技术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在计划经济下，因为企业间不是对立面，所以没有相互技术保密的必要。加上各部门在下属各企业（无政府状态下竞争时，同行业企业间是相互作为敌手存在的）积极推广所属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可使各企业间技术水平趋于平均。　　

计划经济在考虑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在各部门间合理分配资金、劳动力和物资，使各部门间保持最优的比例关系。而如取消计划领导，就如我国《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一书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投资必然转向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部门中去，而对投资大，施工期长，利润低的基础工业部门，就不感兴趣。南斯拉夫长期存在的基础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状况，没有得到纠正。”“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家无力调整”。我国地方和企业的投资方向也与南斯拉夫一样，主要是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的加工工业，从而使电力、冶金等吃紧，造成很多企业无原料，供电不足甚至无电供应而使设备闲置。而这又造成生产能力的浪费。　　

企业自发活动为行贿、乱涨价、倒卖等不正之风的盛行创造了条件。例如，现在钢材紧缺，市场上价格上涨到国家价格的两、三倍。紧缺物资的国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巨大差价使投机、倒卖大量出现。企业为了搞到紧缺物资搞行贿，企业想卖出滞销产品也搞行贿。有时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维持下去，才能有利润，才能被赞为经营有方。否则就可能使生产不能继续进行，工资也发不起，被人称为经营不当。这样，行贿有时成为经营好一个企业的必要环节。我们在整党，但自发倾向却为不正之风创造了条件，自发倾向却在腐蚀党，腐蚀社会。　　

取消社会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直接调节，实行劳动报酬直接取决于经济上独立的企业的收入，实际上就否认了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因为导致无政府状态的、脱离计划领导的企业独立，必然要导致市场自发倾向的加剧，使企业的生产和收入，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市场行情变化和行贿与否等因素，使不同企业的职工虽付出同等的劳动，或具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但所得劳动报酬十分悬殊。例如现在，有的企业工资外各种名目奖金一个月有好几十元，而有的企业只能有50％的基本工资。劳动报酬不再由社会给予保障，使经营不好的企业中许多职工及家庭生活很困难。这一切，都将造成社会内部团结的瓦解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崩溃。　　

由于企业自发活动的种种危害，所以列宁严厉驳斥了把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转化为各个工人集团所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列宁写道：“……无论采用什么方法，直接地或间接地，使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享有对本部门生产的所有权为合法，或者削弱和破坏全国政权的命令的行为成为合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最大歪曲，都是彻底地摈弃社会主义……”。　　

实际上，那种不要计划集中领导的独立企业即集团所有制，与杜林早就提出，并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驳得体无完肤的“经济公社的联邦”，没有什么区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建立这种关系，不论是在各公社之间，还是在从事生产的工作者和非生产领域的工作者之间，都会引起不平等现象。而现在工业企业之间，工业企业与教育、科研、文化和卫生等部门之间，都造成了报酬上的很大悬殊。　　

恩格斯指出，独立的集团所有制——“公社的联邦”最终必将重新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彼此独立，不受计划领导的集团所有制，是与生产的积聚和集中的客观过程相对立的；是同提高生产的社会性，把生产当作一个统一整体加以组织客观要求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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