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很多老师、前辈、同志都撰写了纪念遵义会议九十周年的文稿。作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老前辈，在今年也撰写了纪念遵义会议召开九十周年的文章。石老前辈这篇文章引用的史料，不可谓不丰富，这确实常人所难及。但是，我拜读了石老前辈的作品之后，对其中的两个观点难以赞同。马克思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虽然还是共青团员，但是也要用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表达我的真实观点、和石仲泉老前辈商榷。
石仲泉老前辈，您好！我和您商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评价湘江之战的问题。
石老前辈，评价湘江之战的时候，您在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评价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名言。主席说：“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然后，您说：：“毛泽东对整个长征的评价可以作为评价湘江战役的参考。”“就红军广大指战员方面说，尽第管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央红军才突破蒋介石处心积虑设置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粉碎了他欲将红军置于死地的罪恶企图。就此而言，浴血奋战的红军‘是胜利了’。”（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石老前辈，您引用的毛主席的这段话，是毛主席对整个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评价；但是您在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评价的对象却变为了湘江之战。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主席之所以说长征胜利，因为在长征的途中、在全党全军濒临灭亡的时候确立了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使全党全军绝地重生、转危为安，从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尽最大可能减少了我党我军的损失，这就是长征的主流，也就是“九个指头”。然而，湘江之战发生于确立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之前。当时正是因为湘江之战的指挥者——博古为首的“三人团”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导致红军损失惨重、遭到了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性惨败，从刚出中央苏区时的八万锐减到了三万，损失数量远远大于保存数量、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最大可能的增加了我党我军的损失。这无疑是一次惨重的失败，而且是红军长征中的支流。石老前辈，晚辈认为，您引用毛主席对长征整体、主流的评价来评价湘江之战这一长征的片段、支流，是比较难以理解的。就像毛主席说：“一个人受伤了，但是人还活着，人的整个身体是好的！”而石老您说：“一个人受伤了，他就应该受伤，他受的伤也是好的。”石老，您看，是不是这一道理呢？
关于湘江之战，石老前辈，您说：“就此而言，湘江战役是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实际历史起点，应辩证认识湘江战役和它的重大历史意义。”（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也是晚辈不太理解的。不可否认，湘江之战的惨败确实推动了周总理为代表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觉醒，让他们感受到了毛主席回归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是不是不能仅仅把湘江之战牺牲的数万红军烈士仅仅当作周总理为代表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觉醒的学费呢？唯物辩证法讲矛盾的主次方面。湘江之战的主要方面，是错误路线导致红军损失数量远远大于保存数量、导致红军逐渐到了濒临灭亡的地步，标志着王明路线的全面失败。在这场极其惨烈的战役中，大量红军烈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将湘江染成了红色；在这场极其惨烈的战役中，毛主席看着他亲手栽培出来的年纪轻轻的红军娃娃们大量牺牲，悲痛欲绝，从此十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石老前辈，请问我们评价湘江之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重点看湘江之战的主要方面呢？如果不关注这一点，是不是对红军烈士的不尊重呢？所以，我非常希望石老前辈尊重湘江之战牺牲的红军烈士、全面客观的评价由于错误路线和博古为首的“三人团”错误指挥最终导致大量红军烈士付出了宝贵生命的惨重的失败。石老前辈，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
石仲泉老前辈，我和您商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总理发挥的作用的评价问题。
石老前辈，您说：“从遵义会议系列会议全过程看，他（周恩来。——引者注。）的作用超过王、张，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也就是在您看来，在遵义会议之中对毛主席回归红军领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周总理。但是，晚辈认为，在遵义会议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毛主席。下面是晚辈的观点的具体表述。
石老前辈，您说：“由于他（周恩来。——引者注。）的身份、资历和影响比张闻天、王稼祥要大许多，他的这个态度对于遵义会议作出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参与军事领导的决定，无疑发挥了最重要影响。”（石仲泉：《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也就是在您看来，由于总理在当时是红军的军事总负责，在军事上拥有指挥权，所以他主动让贤对遵义会议主席回归领导岗位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晚辈认为，一个领导者的权力，来自组织集体内部多数成员的共识。只有一个领导者得到组织集体内部多数成员的衷心拥护，他名义上的权力才和他实际能发挥的权力相一致。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东汉末年，汉献帝名义上是可以号令一切的“天子”，但是他毫无实权，而东汉末年的杰出政治家曹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曹操得到了当时东汉集团的大多数成员的由衷支持、认可——共识在曹操那一边，而不在汉献帝那一边。得不到组织集体多数成员的共识，也是中国古代出现很多“傀儡皇帝”的重要原因。
下面我们回到遵义会议权力交接问题的探讨。众所周知，周总理是“三人团”之中军事上的总负责，是第五次反“围剿”和血战湘江两次惨重失败在军事上的首要负责人。两次惨败，已经使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在全党全军威信大减，红军将士们都盼望带领他们天天打胜仗的“毛委员”重新回来带他们走出黑暗。也就是说，当时周总理在军事上已经失去了共识、已经失去了他继续行使权力的最重要基础。所以，周总理检讨、让权是遵义会议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周总理在遵义会议表现远远比博古、李德要良好。但是，即便是非常不情愿交权的博古，由于大量惨败导致他已经在全党领导集体多数成员之中彻底丧失了威信，他退出红军领导岗位也成了必然。我们不排除确实为人民无私奉献了一生的周总理胸襟宽广、高风亮节，但是周总理的胸怀在遵义会议之中并没有起决定作用。遵义会议的实质，就是毛主席重新回归领导岗位成为了全党全军多数成员的共识。石老前辈，这就是我的观点，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为什么晚辈说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一句话，就是“千军易得，一帅难求”。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三万人马陷入了蒋介石集团40万匪军的全面包围之中，可谓“敌军围困万千重”。当时全党全军不缺求救者，只缺能救命者。当时情况下，唯有请多次以弱胜强、在兵力差距和武器差距都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多次打败蒋介石的军事巨人毛泽东出来挽救革命、挽救党、挽救红军，别无选择。求救者有三万多，挽救了大家生命的有一个；求救者是全党全军和整个中国革命，救命者则是毛主席。所以，晚辈认为，遵义会议发挥决定性作用者是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的毛主席。石老前辈，请问是不是呢？石老前辈是资深老党员，已有69年党龄。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尊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强调毛主席在遵义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石仲泉老前辈，以上就是晚辈希望和您商榷的内容。由衷希望您尊重湘江之战牺牲的红军烈士、尊重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老前辈，您在2023年撰写的雄文——《最伟大的“战神”：统帅抗美援朝战争的毛泽东》，客观公正的展现了毛主席作为世界军事第一人的无敌风采。
晚辈曾经多次拜读此文，受益匪浅。晚辈希望以后看到更多的您写的像《最伟大的“战神”》一样大力宣扬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文章，继续客观公正的呈现我党我军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历史。以上是晚辈希望和您商榷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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