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非常道：我的中国2030研究报告

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曰：公元2012年之春，曾任美国副国务卿、美国海军学院教授、高盛集团国际副总裁、高盛投资银行副董事长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北京举行《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活力的高收入社会》研究报告新闻发布会，敦促中国的改革要“重新界定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料，却招来了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的当面大声抗议：“银行不能私有化，国企不能私有化，华尔街都是骗子，世行报告是毒药！”随后，该抗议者还在现场散发了一份传单——《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此事，在中国立刻激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并引发了有关国企改革与私有化的持续争议。

但当我们把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垄断国企”的改革与私有化问题时，就难免会忽略对这份研究报告本身的学术性研究。而这一点，恐怕才恰恰是改革争议的课题要旨所在。

据媒体报道，在当天的发布会现场，佐利克介绍说，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才得以成文。由此可见，这份世行报告，是一个极其耗费人力财力及时间的重大研究工程，也堪称是一项划时代的世界顶级水平的研究成果。以局外人来看，既然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经费保障应该是高枕无忧的。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的专业职称资质，也自然是毋庸置疑的。而反观“独立学者”杜建国，从研究财力后盾和经济基础，到社会权威性，乃至于到专业职称资质，都是与对方有着天壤之别。所谓“独立学者”之称，就是非主流的“民间学者”。若可归入世界主流，亦可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即便如此，若没有官方认证的研究员和教授之类的专业职称，其“学者”之谓也是大可质疑的。故此，仅就学术科研成果论证与争议评判而言，杜建国的“世行投毒”之说，本身就是门外汉无知无畏涉足学术殿堂的可笑梦呓。

可见，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国际惯例”的专业权威，这种世界文明风尚对中国有多么重要。只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问题都变得很简单了。包括国企改革乃至2030年中国的发展路径，又有什么可争论争议的呢？然而，既然“民间学者”孤胆挑战“世行专家”的事件已经发生，由此波及到社会的广泛争议，也已经是回避不掉的客观现实。那么，我们又该怎样以科学的态度，来直面这个专业学术课题呢？

在这里，如果我们再从科学知识与专业学术的概念定义开始梳理，那肯定是更加劳民伤财费时费力的科普工程了。但若不能界定清楚这些基础概念，我们又该怎样解释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呢？这个问题，恐怕才是中国改革发展当前所遭遇的世界级难题！

可以想见，要破解这个世界级的科学难题，只能跳出科学之外看科学，只能求助于哲学智慧来突破思维困境。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人崇尚西方科技，但“西方文明病”最终还得用“文化中药”来救。物质与意识辩证思维的困局，只能靠有无相生的阴阳之道来突围。

换个角度来看，科学研究所探求的真理，并不在科学技术及专业工具本身，而恰恰就在科学研究的对象身上。就拿这份世行报告研究成果来讲，既然研究的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就必须弄明白到底是“为了谁的发展”。显然，是为了中国人的发展，最起码是为了99%的中国人的发展。或者说，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是为了中国社会百姓大众的发展。可既然如此，必须怎样发展，不能怎样发展，谁最有发言权呢？这究竟是一个高深的科学性专业性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性大众性的问题？这个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的公共性问题，难道必须由中国或美国1%的专家学者垄断裁决权吗？

当然，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是人类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便捷手段和工具，这是毫无疑问的普世共识。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却绝不意味着必须尊重掌握这些手段工具的每一个人。试问，对于研发和制造“次贷危机”之类“金融毒品”的市场经济学家们，对于运用高新科技研发和制造“毒食品”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设计制造“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及“养老难”的改革智囊专家们，99%的中国人都必须对他们尊重且膜拜吗？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就像1%与99%的贫富等级分化一样，自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开始，就一直存在着“先富起来”和“先文化起来”的一部分人。或者说，就一直存在着1%的贵族特权精英阶层。也正因为此，人类文化知识经典自形成之日起，就带有贵族气息的尊卑等级烙印。所谓的知识精英，也一直保持着文化特权的世代传承。以知识压迫大众，以知识奴役大众，以知识剥削大众，以知识愚弄和欺骗大众，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英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劣根性的潜意识。而没有文化的粗人，之所以羡慕知识精英，之所以勤奋学习科学知识，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享受知识精英的文化特权。

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工农群众，一旦真正有了人人平等的思想，一旦真正有了大公无私甘于奉献的精神，一旦真正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就已经是先知先觉的社会先进分子。这样的先进分子所具备的文化精神，才代表着自觉自愿的先进文化，这才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所以，追求先进而不是追求先富，追求高觉悟而不是追求高收入，这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反，若以个人的物质追求为导向，以个人的先富和高收人为目标，1%与99%贫富等级分化的格局能改变吗？改革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能避免吗？如此标的的社会课题研究报告，能带来一个《中国2030：建立一个现代、和谐和活力的高收入社会》吗？

更何况，这个“高收入”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是以人民币计算还是以美元计算？这里面是否有“高物价”高歌跟进的陷阱呢？会否有人民币先升值再贬值“汇率市场化”的“金融设计”呢？中国人“争先富”已经奔了30多年了，已经有了“被时代”的实践经验了，难道还会再相信这又一个30年的“改革设计”吗？这些问题，对于99%的中国人来讲，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了。之所以会如此，当然也是诸如佐利克之流的“洋师爷”及其中国爱徒们，30多年诲人不倦的市场经济“科普”成果。

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中华民族的最特别之处，大概就是最具丰富的历史智慧。13亿人民的集体记忆都会提醒自己，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一个30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血汗家底，就是公有制经济财产。在创业初期的贫穷年代，没有“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的压力，更没有“谈食色变”的惶恐，正是因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的强大保障。所谓发展进步和小康社会，绝不只是GDP数字和收人货币数字的翻番，而是人人幸福感指数的提升。若改革发展的智慧与魄力，就表现在对公有制经济“老家底”的分光、吃光和卖光上，那么当初为何要闹革命推翻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呢？为何非要万众一心拼打出这些公有制经济家底呢？

可见，被高深专业知识迷雾掩盖了的事实真相，随时间推移都会浮出水面。我们的目光一旦回到历史的原点，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道路方向，其实就已经很清晰了。这一点，对99%的中国人来讲，也同样已经是一个很简单很常识的问题。今天，有感于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耗时一年半的联合科研攻关辛劳，鄙人特以非主流的“大道国学者”身份，权以此文作为《我的中国2030研究报告》。同时，也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广大网友读者们都一道来联合攻关，以共襄时代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