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改革宜缓不宜急——对“杜建国抗议”的个人解读

改革宜缓不宜急——对“杜建国抗议”的个人解读

★郭松民  

听到独立学者杜建国闯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进行抗议（2月29日《京华时报》）的消息后，我没有感到奇怪。近几个月来，我和杜建国接触颇多，他是我担任编辑的《国企》杂志“研究”栏目的作者，我们经常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他维护国有企业、希望中国民族经济强大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也是一以贯之的。

有媒体说，杜建国是一个既得利益者，这完全是恶意抹黑。据我所知，杜的确是一个独立学者，独立到靠极不稳定的稿费为生，蜗居在北京北五环外的一处出租房中，生存状况和“北漂”差不多。他也曾辗转于几个非主流的网站，但这些网站在经济也都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并无多少利益可以“既得”。杜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完全是出于一个学者良知。

如何看待杜建国的行为？我认为，这可以被称为公民表达，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杜虽然一度打断了佐利克记者会的预定程序，但他一直在温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任何过激或暴力行为，即便在受到那位白人保安的拉扯、推撞的时候，他依然保持平静。国有企业改革涉及的全民的利益，每个公民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关键是如何才能合法、有效地行使这种权利？在这方面，杜建国为公民做出了表率。

杜建国在他现场散发的材料中说，“世行的报告对中国是一剂毒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不会带来任何益处。”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世行报告给中国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要求国有银行进行私有化，理由是这样才能建立起更强大、更独立、更灵活的私有银行体系，才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这样的教条，事实上早已经被美国金融业自己的实践所证伪，因为美国的银行主要都是私有银行，包括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美联储都是私有的，但是美国的银行业却并没有去促进企业创新，反而沿着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路径，进行金融创新，设计生产了大量有毒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经济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实体经济，蜕变最大规模的“投机赌博新经济”，最后不但将美国玩残，而且将全世界也都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泥潭。

杜建国的行动以及其在网上所引起的高度认同还表明，1990年代以来以所谓明晰产权为目的的国企改革，确实存在严重问题。首先，国企改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他们的生存状况因此急剧恶化；其次，国企改制造就了一批急剧暴富的富豪——这两个后果共同构成了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基本原因——最后，国企改制还催生了腐败。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认真反思，并对公众作出一个另他们感到满意的交代之前，就匆忙对仅存大型央企下手，鼓吹所谓“闪电式改革”，自然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安全感，乃至强烈不满，杜建国的抗议行为就是这种不满的一种正常反应。

最后，杜建国的抗议还表明，中国需要重新校正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前的经济改革，虽然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大家都知道是以美国模式为模仿对象的，“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2008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美国模式存在着内在的、自身无法克服的严重缺陷。那么如此一来，今后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朝什么方向演进？是继续搞“完美的市场经济”，还是搞一种真正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能够惠及大多数人利益的经济模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形成新的全民共识。而在这种共识形成之前，改革宜缓不宜急，如果在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强行推进改革，估计类似“杜建国抗议”这样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20120229/04431147698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