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1年，陕北延安县的农家妇女伍兰花，因骂过毛泽东而远近闻名。当年的一个夏日，县长遭雷击身亡。伍兰花就借题大骂：咋不叫劈死毛泽东呢！接着又骂共产党。村干部和民兵立即将伍兰花绑赴延安审判，初审判处枪毙。毛泽东在战事缠身之余听到了这件事，就叫人把伍兰花带到他的窑洞里。半开玩笑的问她：“你这个婆娘好厉害哟！你为什么要让天雷劈死我？”伍兰花声泪俱下，陈述了缘由。原来是因公粮太重，又逢三年旱灾，百姓交不起。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毛泽东听得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他亲自下令放人，并派人把伍兰花送回家。还让通信员把自己的口粮和自养的一头奶羊送给这位农妇，以解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接着毛泽东开始标本兼治了。党中央决定，精兵简政，减征公粮。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著名的南泥湾精神由此传遍祖国大地。再说那个伍兰花回到村里后，带领妇女白天种地，晚上纺纱织布。1943年春节伍兰花把自己生产的粮食送给边区政府，并被评为一等劳动模范。毛泽东得知后，高兴地请伍兰花一块看秧歌表演。1951年，伍兰花作为劳动模范，从陕北小山村来到北京，参加建国两周年进京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伍兰花握着毛主席的大手，幸福的泪花落在胸前的奖章上。
再看看如今的一些县委书记，别看仅仅是个芝麻官，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视自己为土皇帝。稍有逆耳之言，批评之语，就暴跳如雷，大发官疯。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打击报复当事人。如大家熟知的彭水诗案、五河短信案、儋州歌案、西丰诽谤案等等。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太离谱的山西稷山文案。说起来，大家应该不会健忘。在2006年4月间，稷山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等三干部，根据县委书记李润山的腐败行为，整理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材料，匿名邮寄给运城市委书记、市长和当地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计37份。在李润山的亲自指挥下，县公安局调用重案大队查找举报人；县检察院越俎代庖提起公诉；县法院在2500多字的材料中，找出46个字的“不实”之词，果断的将三干部以“诽谤罪”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县纪委召开500多人参加的警示大会，让三干部戴铐亮相，负罪检查。同时宣布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由于三干部坚持上访、申诉、告状，于是2008年11月11日，薛志敬停在门外的一辆桑塔纳轿车，深更半夜被人纵火焚烧；另一举报人南回荣家的大门也被纵火焚烧，并泼上茅粪。稷山人都知道是谁做的案，但公安局至今破获不了。稷山文案的是是非非，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由于李润山的坚强领导和精心“运作”，已经5年多时间了，此案未见一点平反的动向。省、市领导装聋作哑、不理不睬。难怪群众议论说：从稷山文案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权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已经烂透了。
骂毛泽东与骂一些县委书记，所受的待遇为什么是天壤之别呢？
毛泽东听到骂声后，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党的利益。“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时说的几句名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全党上了一堂如何正确对待人民批评的课。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兼听则明”、“闻过则喜”、“言者无罪”。从而更加深得民心，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而一些县委书记，为什么听不得一点骂声呢？其一：源于做贼心虚的心理。他们屁股不干净，手段不地道，因此神经特别衰弱，特别敏感。其二：源于对舆论压力的恐惧。担心上级可能追查问责，从而影响在上级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其三：源于讳疾忌医的心理。只喜欢听歌功颂德，听不得半点批评。明知道哪里没做好，明知道哪里有缺陷，就是不愿意别人提出来。由于这些原因，催生了近年来一系列因批评领导遭打击报复，因举报贪官遭入狱获刑的案件。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加剧了群众的怨恨，离间了干群关系，贻误了我们的事业。
毛泽东挨骂的故事，犹如一面明镜，更似一面旗帜，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反复对照，终生高举。面对群众的批评，甚至错误的批评；面对群众的骂声，甚至诽谤，应该首先反思一下自身的工作，反思一下自身的行为，并作出积极的应对，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不管群众骂你出于何种目的，都应该宽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是一个好官，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戴，没必要在乎一些人的无聊之举；如果你不是一个好官，你处分了个别人，会有更多的人在心里诅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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