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作为奥运会指定猪肉供应商的某食物公司集团，在秘密的地点饲养生猪，保证食物中不会有残留抗生素和类固醇，确保运动员通过兴奋剂检测。
这个做法无疑令人鼓舞，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将不会因食物安全问题而笼罩阴影。然而，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现代饲料中可能含有对人体不利的成分。国民不是奥运会运动员，他们的身体不需要经过兴奋剂检测。但是，人们的日常食品安全问题就该忽视吗？
尽管此事已经过去了16年，然而事件反应的问题直到今天似乎改观不大。某集团是在秘密的地点养猪，为的是避免市场竞争和保证商业利润。可谁来为国民生产放心有机食品呢？为了保证广大人民健康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应当鼓励在公开的地方，采取公众监督的做法，尊重动物的生物学规律，用生态的办法养殖。这样做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保障了食品安全，还节约了大量的粮食，等于粮食增产。
仅以草原养鸡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有各类草地60亿亩，是农田的3.3倍，但其产草量只有3亿吨，是农田生物产量(4.8亿吨粮食和6.3亿吨秸秆)的27%。可以看出，草原的优势是空间大，产量低；农田的优势是产量高，而空间小。养殖是利用空间而消耗粮食，种植是生产粮食而需集约化管理。在养殖方面，空间也是一种资源。在农区养殖，因为空间昂贵，农民只有加速动物们的生育周期，拿时间来换空间，粪便还会严重污染环境。
目前国民年消费鸡47亿只，但以农区养殖为主。集约化的养殖将120-150天左右的“长大成鸡”时间缩短到45天，鸡饲料里含有大量饲料添加剂和药物。而在喂养过程中，农民们怕死鸡还不停地给鸡喂药。
因为缩短了生理周期，且农区养殖缺少天然食物来源，在农区养鸡完全是用粮食换肉，每2-3斤(散养是5-6斤粮)粮换1斤肉。我国每年有2.4亿吨粮食是作为饲料消耗了。如果我们能够将鸡从农区“牢笼里”释放到草原、林下等有天然食物(昆虫、草籽、树籽、草叶等等)的地方，则我们可以实现从动物嘴里夺粮，实现现代版的“向草原要粮”。
上世纪50年以来，曾发生过几度开垦草原浪潮，进行粗放的耕作经营。“文革”期间，又在“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政策指导下，变本加厉地“向草原要粮”，仅内蒙古就开垦草原93.3万公顷。那么人们要了多少粮食呢？由于靠天吃饭，加上干旱、风沙大、养分贫瘠，产量很低，有的地方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向草原要粮的严重后果是草原退化，直接诱发了沙尘暴等生态灾难。
有一年，笔者小组曾在内蒙古正蓝旗用生态办法饲养了5万只蛋鸡；在山东省平邑县丰产林下饲养了2000只草鸡。初步结果表明，在山东散养每长1斤肉需耗粮6斤左右，而在草原上放养，由于食物充足，消耗粮食在3-4斤之间。解剖结果显示，草原鸡胃里玉米粒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是鸡在草原上采来的。
就按最保守的“生态养鸡可节约三分之一粮食”计算，如果我们实现了“禽北上”草原，或让鸡进入林下自由觅食，那么，全国仅从鸡嘴里就可夺食329亿公斤(以草鸡3.5斤计算)，相当于全国粮食产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产6.8%。很显然，这些增加的“粮食”是鸡从草原上自由觅食来的，而不是人类开荒“垦”出来的。农区就远没有这个优势。草原之所以具备这个优势，是因为那里有的是空间，有的是资源，有足够的时间供鸡生长。
从空间上看，全国1/3只鸡进入草原，那么每只鸡可享受的空间是3.85亩(2568平方米)，而“工厂化”养鸡的空间是0.1~0.12平方米，只有喂什么吃什么。近4亩的草原生态空间，加上大量的草籽和昆虫，即使一点粮食不喂，养活一只鸡是根本没有问题的，对草原根本不会造成危害。
草原生态养鸡的最大收获在于为牧民增收。目前，由于草原退化，牧业收入每亩不足10元，即使每亩散养10只鸡(需要补充少量粮食)，净收入也可以实现200元/亩，草原升值10倍。养鸡后的草原，由于粪便直接回到草原，避免因每年打草造成的养分损失。既不产生污染，又有效地控制了草原虫害，并使草原生产潜力提高。牧民打草或者利用现代技术加工成“面包草”，实现牲畜冬季吃“鲜草”，那么草原的潜力还可继续提高。上述“替代产业”的实施，可使国家免除草原退化引起的沙尘暴之患。
困惑国家禽类食品安全问题可迎刃而解。在草原养鸡，由于生态环境优良，喂养的是纯粮食，不需要任何添加剂，鸡们基本上不生病。我们的试验表明，草原养鸡除了常规的免疫，根本不需要喂养药物。这样的话，国民吃的鸡肉就和奥运运动员们所吃的一样放心，社会得以和谐平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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