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月来反复不断的新冠疫情，让中国人民彻底看清把疫苗、核酸检测当生意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灾难。
回溯2019年以来三年的抗疫之路，更让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看清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推行资本化医疗卫生路线所酿成的滔天罪恶。
生命和健康权，是每个人享有的最基本权利。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是保障这一权利，并在保障这一权利的过程中，减轻人民生活中的特殊困难，而不是把这种保障权变成赚取利益的特权和工具。然而，二十多年来，中国恰恰把最不应该拿来赚钱的医疗卫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变成了拉动“GDP”的工具，把最应该讲人道主义的医疗卫生，变成最不讲人道的东西。
1998年11月27日，当时主管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务院领导人的一篇讲话，是奠定今天这条医疗卫生路线的标志。这个讲话，全面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公费医疗卫生制度，给公费医疗制度扣上了两顶“帽子”：一曰“缺乏费用有效控制机制”；二曰“社会医疗资源配置无序，浪费惊人、医疗服务行为发生扭曲和偏差”。所以他们“要破除过去那种医疗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包下来、’吃大锅饭’的观念”；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并由此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杜绝医疗资源的浪费”；要“要建立单位和职工个人合理负担医疗费用的机制，建立覆盖各种所有制单位和个人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然而，二十多年来的实践，彻底证明了这个讲话纯粹是胡扯。第一，医疗费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由1998年的3776亿元，猛增到2020年的7.2万亿元，只不过1998年的费用大部分是由国家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承担的，而2020年的7.2万亿元，不仅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没有控制住，达到2万多亿元，个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同样达到两万多亿元，他所称的“费用有效控制机制”跑哪里去了？第二，社会医疗资源配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相反造成大医疗机构长期人满为患。说公费医疗制度时期“社会医疗资源配置无序”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那时候分布于广大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怎么成了“配置无序”，反倒是让私营医院疯狂扩张，成了配置“有序”？第三，从九十年代开始就出现的“大处方”、小病大治不仅没有得到遏制，相反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却愈演愈烈，甚至掏空人们一辈子的积蓄。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中国曾经甩掉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被重新“请”了回来：2011年11月，也就是这个错误路线推行整整十三年后，《南方人物周刊》就刊发过一篇题为《中国重新成为“东亚病夫”》的文章称：超过1.3亿中国人口带有乙型肝炎病毒，占到世界的1/3。与此同时，一些曾被视为是发达国家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病例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难以控制。2010年英国一份医学杂志研究发现，中国糖尿病人口达世界之最，20岁及以上的中国人当中患有糖尿病的占到近10%，几乎接近美国水平（11%），远超加拿大、德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在当前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以及癌症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全国死亡案例的85%，远超世界平均水平（60%）。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建设了那么多医学科研机构、培养了那么多医学专业人才，医院和病床搞了那么多，2003年“非典”后国家还投入巨资建立的疾病预防体系，但在这一次新冠疫情面前却被打得体无完肤，稀里哗啦。三年来，在中国这块广袤古老的大地上，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攻城略地，想什么时候发威，就什么时候发威，想什么时候让哪个地方沦陷，哪个地方就一定会沦陷？所有预防体系都成了摆设，一触即溃。尤其是最近疫情防控措施“放开”后，全国人民被迫无奈“裸露”在肆虐的疫情面前，连买药都成了问题，只能听天由命。真不知这是哪门子“治理现代化”？
在这个错误路线下，口罩可以赚一把，疫苗可以赚一把，核酸检测可以赚一把，甚至房舱也可以用来赚钱。于是乎，就有了一人阳性，野蛮封控，一车一车往房舱拉人，“十室九空”，人民群众颠沛流离，苦不堪言；也就有了阳性越检越多，核酸检测机构赚的脑肥肠满，全国许多老百姓却因为封控导致没工作、没收入，还要还放贷、车贷，甚至陷入被“法拍”的悲惨地步。
总而言之，这条路线的本质，就是从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等基本权利身上无节制地榨取财富的道路，是让资本的贪婪性、嗜血性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无限放大的道路，是把看病变成广大老百姓身上一座大山的道路，更是导致卫生医疗卫生行业职业道德整体坍塌的道路。
中国人民曾经享有公费医疗制度下的健全的保障制度。1951年2月26日，也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政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凡实现劳动保险各企业内工作的工人、职员（包括学徒）部分民族、年龄、性别和国籍，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第十三条进一步明确：其治疗费、住院费及普通药费，均由企业行政方面或资方负担；贵重药费、就医路费及住院时的膳费由本人自理。1952年6月，实行公费医疗预防制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到党政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其目的是“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而到了1998年，国务院主管医疗卫生工作的负责人竟然以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借口，武断地认为“医疗费用完全由国家和企业负担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枉顾，也是对人民的极不负责的表现，难道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的条件比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还要好、还要优越？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做到的，难道到了“初级阶段”就做不到了？
不是这些人对历史无知，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就是要利用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的资本化医疗市场，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取超额利益服务。于是乎，“公费医疗”制度下遍布全国的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医院、诊所以及赤脚医生这些不以挣钱为目的的医疗机构和人员，成为他们推行资本化医疗卫生制度的障碍，必处之而后快；于是乎，一场打着“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幌子，取缔国有企事业单位医院、门诊和赤脚医生制度的行动在全国推开，而与此同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发文，鼓励私立医院疯狂发展。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其目的难道不是为资本化的医疗机构腾退市场空间又是什么？取消了大量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医院、门诊以及赤脚医生，人们迎来的是药价越来越高，病越看越多，青霉素等便宜又管用的药品迅速在市场上消失，平民化的医疗卫生不复存在，人们看病不得不拥挤到大城市、大医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经历了两个阶段，走过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以“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为目的的公费医疗卫生制度，另一条是 “以满足医疗服务需求”和赚钱盈利为目的的资本化医疗卫生制度。这两种孰是孰非，人民最有发言权。如果可以通过投票的方式在两种方中选择一种，那么可以肯定，选择公费医疗制度的一定占绝大多数！
毛主席曾经批评卫生部是“老爷卫生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令人感慨。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制度，如果不是为了保障人民健康而是为肥了少数人服务，就必定走到邪路上去。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迫切需要汲取20多年来资本化道路的教训，清醒认识医疗卫生资本化、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危害，正本清源，回归正途。这不仅是人心所向，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如果只是修修补补，而不从根本上动大手术，是于事无补的，必须痛下决心，大刀阔斧，与资本化医疗卫生路线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行业来说，不是限制资本扩张的问题，而是禁止资本介入的问题。限制资本无序扩张，首先要拿医疗卫生领域开刀。
今天中国的医疗卫生政策，面临着要“资本”还是要“民心”的选择。既想要“资本”又想要“民心”，是自欺欺人的陶醉和梦想。任何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抱有强烈使命感的人，都不会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交给资本左右。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不是嘴上说说就成了“新时代”。如果真要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就必须彻底扭转20多年来推行的资本化医疗卫生政策，顺从民意，回归到“为保护劳动者健康，减轻其生活中的特殊困难”公费医疗预防制度的正确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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