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惹起一场影视圈风暴，不少人是支持他的。但是，在支持崔永元的人群中，有一类挺有意思。他们似乎本着“一分为二”的精神，特地强调指出：崔永元在这件事上是对的，不代表他在别的事情上也是对的。这个说法当然无懈可击，搁在谁身上都没问题。那么，他们所指的别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几年前被崔永元闹得轰轰烈烈的转基因问题。
事实上，崔永元在针对影视圈的发飙过程中，几乎只字未提转基因，只不过近日简单提了一下说：当初我说转基因问题时，为何没有那么多媒体来采访我?我认为，这可能是他看到了有人以严密防备的姿态，再次给大众打预防针，说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还是错的，所以崔永元顺便又发了句牢骚。
在崔永元风头正劲时，特意提醒大众，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幼稚、错误，生怕民众爱屋及乌，连带赞同崔永元对转基因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严密防守已经不是盯人战术，而是故意犯规的伤人战术。
之所以要提这件事，是因为崔永元关于转基因问题涉及到的一个主要对象——美国的孟山都公司——最近有重大变化：孟山都被德国的拜耳公司收购了!“孟山都”这个名字或品牌将被弃用，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江湖上再也没有孟山都了。这个结果自然会让人有很多联想。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当然是巧合，但孟山都的黯然消失很容易让人产生负面想象：如果孟山都是一个造福人类的企业，为何要让它的名字彻底埋葬呢?因此，为了防止由孟山都彻底消失而对转基因技术产生负面联想，一些吹鼓手便急吼吼地跳出来，赶紧打好隔离带、防火墙，生怕转基因被误伤或再次受伤。
我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比崔永元早得多，该说的以前都说过了，再重复没多大意思。这里借着孟山都永久退出历史舞台，说点以前没说过的看法。
媒体说拜耳之所以弃用“孟山都”的这个称呼，最重要的原因是“孟山都”的名声太差，甚至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确，如果联系孟山都的历史，从DDT到橙剂，从阿巴斯甜到多氯联苯，从牛生长激素到转基因等，孟山都历史上最赚钱的产品，要么是已经被确认有极大危害的，要么是极具争议的(关于孟山都这几个著名产品的危害或争议，大家可以自己查，我在这里不展开啰嗦)。在当今世界生态环保成为普遍关注的舆论中，孟山都几乎随时都处于生态环保话题的风口浪尖，甚至在人类道德良心的审判台上。
孟山都从诞生到消失，共117年。全世界有百年历史的企业并不罕见，但绝少有像孟山都这样始终恶评缠身。虽然米国的一些杂志媒体给了孟山都很多荣誉，但有钱能买好名声的做法，并不能抵消世界各地的民众对它持续的反感和防范。例如有非政府组织曾经授予孟山都印度公司“印度最佳雇主”的称号，但事实上，很多印度农民因为用了孟山都的产品而破产，甚至自杀。所以，在媒体靠资本养活的西方舆论界，媒体上的好名声与民众的感受不是一回事。
孟山都为何会长期差评缠身?我认为与它的研发体系有关。扩大点说，与当今世界两种不同的科研体系有关。一般认为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但西方科研体系也不完全一样。粗略说，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由专门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和发明，这在欧洲比较多。另一种是以企业为科研主体，这在米国更普遍。当然这两种科研体制并非绝对地泾渭分明，有时候也交叉。总的来说，欧洲模式研究性更强，分科性质突出，重投入，较少考虑产出。米国模式实用性更强，综合性质更突出，研究与市场结合得更紧。
中国的科研体制原先更多来自前苏联，而前苏联的科研体制基本上是欧洲模式，因此，在中国的科研领域我们经常听到科研成果要向市场转化，就是这个原因。反过来说，米国模式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在研发时就瞄准了市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企业的科研投入比例，这实际上是向米国模式学习的结果。
这两种方式的具体差异，可以举例说明。以多利羊为代表的生物克隆技术主要是英国研发的。这个技术在研发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市场化的推进。直到研发成功后，发现这个技术并不理想，甚至还有很大风险，最终放弃了。而在米国，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中，英特尔的286、386、486、奔腾等;几十年中，微软操作系统从DOS到Windows1.0，再到现在的Win10，版本不断地升级，人们已经记不清微软操作系统一共有过多少个版本。英特尔和微软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研发与市场同时推进，当研发成果进入较高阶段时，先将较低阶段的成果推向市场变现。
当我们看到欧洲的科技曾经领先，后来被米国超越，当今米国毫无疑问成为全球科技最领先的国家时，我们不得不说，米国的科研模式起了很大的作用。现代科技刚起步时，起点较低，例如珍妮纺织机，就好比古登堡最初研制活字印刷机，不需要太多投入，研制定型后再推向市场，阶段性很明显。而越到现代，科研投入越大，在研发开始阶段，甚至不知道终点有多远，在何方。如果按照欧洲科研模式，一旦遇上像多利羊这样的无效成果或不得不放弃，科研投入便打了水漂。而米国模式则可以突破科研投入不足的瓶颈，逐步开发、逐步从市场回收资金，类似众筹、集资的滚动式开发，一步步走向高潮。即便研发失败，损失也不算太大，很多投入已经由消费者承担了。如果成功，消费者的功劳(包括卖肾)可以略过不提，所有的好处都是企业的。
米国以企业为主的科研模式的确大大带动了科技进步，但也带来负面作用。比方说浪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近几十年来，伴随着英特尔、微软高度配合的小步频繁升级，我们先后买过几台电脑?更近一点，苹果粉们已经换过几台手机?这全是浪费和污染。还包括研发失败，例如曾经风靡一时的谷歌眼镜。
说回孟山都。孟山都的研发基本上是米国模式，即以企业为主体，研发的每个过程都与市场结合，并将阶段性成果首先推向市场，从市场获得回报再滚动开发。如果研发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各方评估都很优秀的产品，这种方式也挺令人羡慕。但是，如果是一个不成功的研发，那么，它的负作用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当我们说谷歌眼镜、锤子手机研发失败，除了损失钱以外，最多就是一堆垃圾。垃圾如何处理，一般也有现成办法，可以拆卸后回收，可以焚烧、填埋等。它的危害大致都能看清和预料。然而，孟山都最初搞化工后来搞生物，它的失败产品所造成的危害与谷歌眼镜、锤子手机不可同日而语。
DDT最初在欧洲人工合成，人们并不清楚它有什么用处，半个多世纪后才发现它几乎能杀灭所有昆虫，孟山都便很快成为DDT的制造商。当孟山都靠DDT发了二十多年财后，蕾切尔·卡森写了《寂静的春天》，使得米国和全世界开始意识到DDT的危害。而孟山都却花钱雇人攻击和抹黑卡森。虽然今天还有人不断争论DDT的利弊，但它是地球上持久的污染物，这一点没有改变。此外，多氯联苯也是在欧洲首先人工合成，几十年后，孟山都开始在米国生产。又过了几十年，发现多氯联苯会致人死亡，还有其他危害，米国在1979年禁止生产，孟山都便将多氯联苯的生产转到米国境外。如今，多氯联苯对于环境持久性的危害并没有消失，如何处理已经扩散的多氯联苯污染依然是正在研究的课题。
上述两个例子让我们再次看到欧洲和米国不同科研模式导致的不同结果。欧洲人研制了DDT和多氯联苯，几十年都没有投入市场，就好比中国说的科研成果没有及时向市场转化。孟山都一旦介入，很快实现了市场转化，赚了大钱，但也很快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严格来说，橙剂不算孟山都的发明，而是在别人发明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其中所带的二噁英污染，危害相当严重。
孟山都在生物领域的科研成果之一是牛生长激素，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成果。米国很多奶农发现使用激素的奶牛寿命缩短了，一些大的奶制品企业便宣布禁用生长激素，并在奶制品上标明“未使用”生长激素，结果被使用生长激素的企业认为是不公平竞争，甚至引发官司。这种做法与将标注“非转基因”视为不正当竞争一样，实在很荒唐。就好比一个整容的人禁止别人说没有整容。牛生长激素这一成果在大西洋两岸的差异是，欧洲禁止了多种牛生长激素的使用，因为欧洲的科研模式原则上不需要滚动开发，而米国则在孟山都这样的大公司主导下，争来吵去，因为孟山都需要用旧产品的利润来开发新产品。如果说牛生长激素有争议的受害者主要还是牛，是动物，那么转基因就不一样了。
孟山都在转基因上的滚动开发表现为不同的作物，例如它先后研发了小麦、西红柿、水稻、棉花、油菜、大豆、玉米、鲑鱼等多种产品。但有些没有被法律允许，例如小麦;有些先允许后禁止，例如西红柿;有些获得了法律许可，例如大豆、玉米。每个品种的研发都需要经费投入，先开发成功或先投入市场的产品所获得的收入就能为后续产品的开发提供研发经费，而所有的转基因农产品只要进入市场，最终都离不开孟山都的草甘膦农药，因此，开发的产品越多，它就越赚钱，从而可以有更多的钱开发其他转基因产品，例如与草甘膦关系不大的转基因鲑鱼等。
如今，孟山都被出售给拜耳，并从此弃用孟山都的名称，在我看来，大致意味着孟山都在农产品领域转基因技术的失败。这个失败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孟山都所有的转基因农产品都没有实现高产;其次，连防杂草的绝活都因为超级杂草的出现而摇摇欲坠;再次，孟山都在转基因农产品上的滚动开发并没有实现技术升级，只是扩大到不同作物。而每一次扩大都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技术突破;第四，即便在米国，也有不少品种被禁，或者市场前景不佳。如果不是中国有大量的订购，孟山都试来试去的游戏可能早就结束了;第五，至少在转基因农作物领域，孟山都没什么尖端技术，否则，它不会被出售给德国拜耳。因为德国对转基因农作物的热情非常有限。
这也导致我在以前的文章里讲到的一个观点——中兴事件表明，米国绝不会把尖端技术卖给中国，所以孟山都能传授给中国的转基因技术，一定只是没什么用的普通技术，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技术(从米国对华技术封锁看转基因技术)。因为按欧洲的科研模式，一个技术出现，如果发现它有害，没等它进入市场就会被放弃，多利羊的克隆技术被放弃是一个典型。而孟山都按照米国模式的滚动开发，如果没有危害，则谢天谢地，如果有危害，则早已被释放到自然界中，后果难以预料。
至于孟山都是否有转基因农产品之外的其他尖端技术，我难以判断，这涉及到商业机密。德国拜耳收购孟山都后，是否也会走米国企业滚动开发的路子，这不好说。面对巨大的、前景难测的科研投入，纯粹的事先净投入能否有结果?滚动式研发是否可以有效地缓解科研投入的不足、降低巨大投入的风险?说不定德国人也会动心。再说，历史上米国和德国至少在优生学等不少领域都走的挺近。孟山都转基因农产品的失败，不等于他们在其他领域不会合作。
最后我想指出，生物技术的滚动开发，风险和危害很可能更加难以预测，难以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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