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启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恶

为什么说启蒙者不是在造福，而是在施恶

本来打算对刘军宁最新抛出的书评——“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说几句，但吃完晚饭回到住处，却被“启蒙者是在造福大众，还是在施恶？答涕泪横流的李勉映”一文中的一个下岗工人的跟帖打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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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我是企业破产的所谓买断工龄的职工，2000年患乳腺癌，2006年又转移到子宫，二次大手术花掉仅有的6万元，还负债累累，然而不到50岁，仅靠低保564元生活的我，即没有医保也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却还要交养老金5700元，我还有女儿上初中二年级，还好考到重点中学因为成绩优秀没有花钱，可是每月的费用确实难以承受，爱人和我是一个单位的，50多岁为了生存，出卖体力出卖尊严，为了没有希望的明天又要交养老金5700多元，悲惨至极，二个下岗职工，又身患绝症，我想问党在那里?谁能帮助我？因为经常看你的博客，没有赖你帮助的意思。只是想求你多多关注我们下岗员工。如果年轻还好，一旦年老而多病，太难了。零收入却要交12000元的养老金，孩子上学的费用及日常生活费，还有我每月的药费，为什么不给我一点希望和出路。为我们这样的弱势群体说说话好吗? 一个绝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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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让人沉重的回帖。而且，多年来一直在社会一线观察、采访、研究这个社会的我，知道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今天，并不是个案。对这个回帖还在感慨中，一朋友又从MSN上给我传来一封几个香港学生转到他手上的、由125个疑已患尘肺病的建筑工人写给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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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深圳市人民政府一封信
尊敬的深圳市人民政府：

　　我们是来自湖南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农民工，人数共有125人。自1996年开始在深圳从事房地产基础及桥梁基础桩孔爆破作业，主要是在井下从事打炮眼的工作……2006年开始，我们当中有工友出现易感冒、胸闷、气喘等症。2008年4月28日，我们的工友陈功云从深圳职防病医院转至长沙湘雅医院后死亡。接着，工友谷高云于2008年5月3 日离世。近日，2009年11月18日，工友彭辉平亦在家里病逝。工友都感到恐惧，知道不久的将来都是一样悲惨的结局。今年我们很多人都到深圳或家乡医院做了肺部检查，诊断结果都是“疑似尘肺”、肺炎等结论。
　　自2009年10月26日起，我们不断到劳动局、市政府、信访部等不同的地方四处奔走，其间，我们的工人代表却被禁止离开住所。我们一再耐心地等待政府的回复，一个月过去了，劳动局、信访办的官员只愿意为33名有社会保险纪录的工人进行身体检查，要求其余的工友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由于没有劳动合同，要我们走法律，对于我们这群命不久矣的受害工人来说绝非易事。原因是没有劳动关系。十多年来，没有用人单位和我们签定过书面合同，有的只是口头协议。我们当中，只有极少数有爆破证，而用人单位及包工头也很少为我们买社保，因此要我们自己去确立劳动关系，实在是障碍重重。尽管我们在深圳打工数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是我们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却无法在政府安排下诊断职业病。

　　出现这种没有劳动关系的现象，劳动局、卫生部等部门应承担很大的责任。我们不知道粉尘对人体的危害这么大，正因劳动局及卫生部等单位的监管不足，导致我们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如果劳动局及卫生部落实执行《劳动法》、《尘肺病防治条例》及《劳动合同法》等，我们不可能没有与用人单位不签合同，我们也不致在粉尘超标及没有足够劳护措施的条件下工作，也不会患上尘肺病了。
　　故此，我们强烈要求政府：
1. 从道义上为我们做职业病的鉴定；
2. 从法律上追究相关部门、用人单位及包工头，要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3. 给患有职业病的工人治疗；及——
4. 根据工人的职业病等级作出相应的赔偿。

　　我们呼吁政府从尊重生命，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给我们一个公正及合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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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全体在深圳的风钻工
200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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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不得不让我改变主意，把评“警惕权力哲学的知识保镖”一事往后放一天，我要为他们，以及那些正饱受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恶果的同胞说上几句。我想通过对事实的罗列与分析，让启蒙者们明白，他们以为在造福大众的启蒙，所起到的最大结果，的确类如对这个社会施了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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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连大部分右派也不否认，中国社会正饱受房改、医疗、教育市场化改革之苦。
一直以来，人们把中国老百姓正承受的这新“三座大山”，归为是“新自由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惹的祸，2007年，为了撇清与已臭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启蒙者徐友渔还专门写了篇文章批判经济自由主义，强调“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不相同，也不搭界。
在这篇被人怀疑他“左转”了的文章中，他甚至开始批判起一些昔日的右翼朋友来，“近年来，我常常痛感我的一些朋友在知识结构和思想方法方面的欠缺，他们思想的基调只有自由、民主—专制、极权的对立，他们不知道国家除了这种分类并导致对立外，还有考虑问题的其他维度……他们不了解历史的复杂性”。
看完这篇文章，我在一次研讨会上对徐友渔的朋友陈永苗说，徐友渔的姿态表明，他的确比以前只知道无原则支持美国有进步，但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就是在自欺欺人了。它们是学理完全相同的“自由”在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罢了。
启蒙者无法从现在绝大部分人都在抱怨的社会现状中脱身而去。

“新自由主义”主要有如下几个特征：
1、依从、学习西方标准，越西方越进步。
2、引进西方产业，进行国际接轨，越接轨越开放。
3、削弱政府职能，尽量开放市场，越削弱越自由，越开放越自由。
这几个特征，完全与启蒙知识分子所宣扬的价值重叠。事实也如此，中国不是先有了新自由主义，才催生出启蒙知识分子，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长期的价值灌输，才导致了与这些启蒙价值完全吻合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

启蒙者徐友渔的辩解，其实也道出了一个秘密：他不懂经济，不知道自己启蒙的那套价值，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下，应用到经济领域后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且这不只是徐友渔的个体特征，而是启蒙者一直延续下来的通病——几乎所有的启蒙者，都不懂经济，从胡适、傅斯年、刘师培、陈寅恪，到苏晓康、王鲁湘、刘宾雁、方厉之、刘晓波、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乃至后辈小生余杰，都是文人，或搞历史，或搞哲学，甚至文学，没有一个懂经济。换句话说，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推销的那套价值，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下被应用后，究竟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胎儿来。但同时，他们推销的价值关照的范围可就宽了，可谓包含了人的全部生活。

从这个角度，一直为人不解的张维迎的固执，就找到了可以在逻辑上说得通的答案——脑袋不大灵光的张维迎，或许正是在了解到了启蒙者的说教在中国思想界的位置和影响，甚至是在信奉了启蒙者的那套说教后，才选择和接受了完全可以与启蒙价值重叠的新自由主义。
也正是由于他这套学问有更“深远”的价值来源和依傍，且这一价值在新自由主义恶名四起后，依然屹立不倒随者如云，所以他才有底气在大众如潮的指责声中，硬着脖子说自己问心无愧。
从时间上看，也完全有这可能，84年-87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从西安来到北京工作，这段时间，启蒙者刘宾雁、方厉之、刘晓波、李泽厚等正活跃。
启蒙者推销的价值，不但催生出了给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甚至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损害，我在《中国媒体的道德困境及出路》中曾提到，乐意扮演启蒙平台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如果按照其本来的集体性质管理、核算和进行利益分配，1998年后，《南方周末》的记者也许每年可以多分数万花红，2004年后，《南方都市报》每年可以多截留一个亿利润来给所有员工发奖金，但是，因为启蒙者对国有企业及其延伸出的集体企业持否定态度，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也由此失去了集体经济应有的待遇。其从业者不但收益受损，劳动地位也下降了一大截。

因为启蒙者对社会主义持排斥态度，主张西方价值而反传统，倡议“人权高于主权”，“先民主，后爱国”，坚持“美国是完美典范”，这产生了一个问题：
在没民主之前，众人该如何生活？
既然没民主前，爱国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是爱国贼，那么，不爱国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比如，对国有跨国贸易者而言。
在“神圣”没降临前，不认同政府权威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比如，对官员而言。
在没得到自由前，认为道德和责任是虚伪的生活，是一种什么生活？比如，对商人、医生和教师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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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一种走向溃烂的生活，我们也正处身其中。而大批下岗工人，、被市场“自由”地挤向恶劣的工作场所的工人，及被市场抛弃的农民，正在受苦。
这可能正是后来徐友渔痛定思痛后，悟到的“历史的复杂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他随即狡黠地声称，“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同，但启蒙者，并不能以这么一句经不起推敲的声明，从改革精英制造出来的系列悲剧中轻易脱身而去。
他们，会在夜深人静的书房，在读懂了市场化改革的价值依赖后，失声痛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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