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我也会经历恋爱、婚姻、家庭……可没想到的是这些竟会让我感到压力。
作为父母的女儿，从小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我的生活还算没那么坎坷，三观也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逐渐成形，可现在我们的观念似乎又不同了，尤其是对待结婚这件事，每每回到家都会和母亲争论一番。
作为一个“城市”青年，我接受了现代化的熏陶，不认为早早结婚是件多么好的事情，还想多一些自己的时间去做事，而有些小城青年们却是因为现实的窘境不得不晚结婚、晚生育，从前计划生育提倡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可如今又开始提倡二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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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因为一篇《小城青年婚育观向大城市靠拢：给钱都不生 谁爱生谁生》的采访报道，“小城青年婚育观”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数位小城青年，在他们之中，尚未结婚的大有人在。有人是因为思想的转变不想早早被婚姻束缚，以追求自由，也有人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推迟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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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城市和乡镇，“婚姻挤压”已经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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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婚姻挤压”，即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男性多于女性，从而产生“光棍”问题。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17年25-29岁性别比为104.47(女=100，下同)，20-24岁为110.98，15-19岁为117.70。而联合国认定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人口学专家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于正常水平，会产生“婚姻挤压”，尤其乡村、偏远地区，会存在大量的“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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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的剩男尚未结婚，甚至没有女朋友，原因无外乎以下几个：
一是个人本身就不急于结婚。二是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性数量少。且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下，许多女性前往城市打工，较少再考虑回老家找对象。三是高昂的彩礼，为了结婚，男方需要筹备县城里的房子和汽车，如果女性家里还有个弟弟，需要的彩礼可能会更高。
即便结婚了，小城青年们也会选择数年后再生育。二孩生育放开了，但他们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高。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同比大幅减少200万，且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均创下近几十年来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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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小城市的生存压力并不高，可人们的生育热情也并不高
夫妻二人的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过四五千元。如果买房，新房的价格约在4000元/平米，二手房价格约在2500元/平。加上基本生活开销、各种人情消费，生活费也就刚刚好，生活品质上不去不说，可能连孩子的好奶粉都负担不起。
“家里条件好的，生二孩的比较多。”
由此可见，不论是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五六线城市，人们处在其中感受到的生存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一样的困境，一样的束缚。只有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小城青年们才能心安理得的生育，才能不畏惧高房价、高奶粉钱。可是在人口老龄化的现代社会，缺乏青壮年劳动力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当一个城市只剩下老人，那么它的发展也就逐渐停滞了，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城市都在大量吸纳人才的原因吧，相信随着落户政策的放宽会有一大批青年在新兴城市中落脚，去寻找自己的梦，只是不知道这个城市是否能一直容纳他们，随着城市高铁、地铁、建筑物等基础建设的完善，城市是建设起来了，外出漂泊的他们又该去向何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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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物质主义”和革命时期的相望相守
当你听到母亲又在耳边絮叨，你要找一个有房有车的对象，可不要什么要求都没有，别人家父母最低要求都是有房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是乖乖顺从父母的安排，去和一个完全不熟悉但有房有车的陌生人相亲?
还是妥协一下，认为结婚还是要买套房子的，不然都没有家了?
又或者不认同父母这样的婚姻观，而是要寻找一个相互倾慕的灵魂伴侣?哪怕没有房子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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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这样要求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物质主义”的影子。当人们一味追求物质条件，完全忽视精神需求，奉行金钱至上的观念时，究竟是谁影响了他们?人的某种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社会浪潮中，受到周围人事物的极大影响。在资本的浪潮下，物质主义不是削弱，而是越来越增强了；不是有所节制，而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不是边缘化了，而是越来越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
在广告大肆宣传“爱她，就给她一个家。”“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等等鼓励人们买房、买婚戒的标语下，人们也就自然而然的觉得婚姻就是应该要有这些物质，男士不买就代表不爱女士，彩礼也是如此，出价越高越代表你对她的爱，可究竟事实如何呢?难道两人的感情是一枚金刚石就能代表的吗?就算因为金钱而结合，难道未来就能因为这些东西而幸福吗?婚姻的破裂往往是因为婚前的不了解，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就算物质条件多么的好，最终也不能幸福生活。
革命年代的婚姻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可革命伴侣依然能相望相守，为理想付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那一时期的革命伴侣。
周恩来在留法期间，曾有过女友张若名，后因志向不同最终分手，此后双方仍以朋友相处。1923年，周恩来寄给邓颖超一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背面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此事后两人确定恋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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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8日，跨洋通信3年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们那时候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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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依看来，由于目前人们对物质的极度追求，导致婚嫁成本极度抬高，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悲哀的事，在物质主义盛行下，我们的婚姻观也变了样，不知道小城青年们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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