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狗十三》并不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电影，和一般的商业片不同，并没有充足的戏剧性在内。它讲述的是少女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成长和转变，当电影开始发力，观者越来越能从女主身上看到自身的影子，那就是我们都曾经历或熟悉的青春成长记忆。
故事围绕着一个叫李玩的十三岁女孩和她的两条名为“爱因斯坦”的狗展开。李玩父母离异，父亲再婚，自己长期居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父亲为了弥补自己对女儿的愧疚而给李玩送来了一条狗。第一条狗因为爷爷的疏忽遗失，李玩无法接受，李玩的继母为了平息矛盾而找了另一条相似的狗带回家里，整个家庭都强行让李玩接受“狗”其实已经被找回。第二条“爱因斯坦”后来因为咬伤李玩的弟弟而被强行送走，李玩也在两条狗的前来、接受与遗失的过程中完成了她的“成长”。
是“伪善”还是关心？
电影的核心情节仍然是养狗、丢狗、买狗、扔狗，但是李玩所在意的早就不是狗本身了。第一条狗丢了发泄一下倒就好了，而让一切改变的则是为了弥补上一个过错而送来的第二条爱因斯坦。整个家庭都觉得李玩到此应该满意了，不应该再去“无理取闹”了，直到李玩的姐姐也开始尝试说服李玩时，李玩就已经和整个家庭决裂了。这决裂的过程不是彻底背离，而是顺从大人的旨意：李玩开始喝下不愿喝的牛奶，跟着父亲去参加饭局，在面对父亲朋友特意的关心时，毫不犹豫地咽下那块狗肉。她逐渐走向孤立、自省、完全的妥协，她的每一次变化都让观者如鲠在喉。
第二只爱因斯坦被送走后，李玩已经脱离了以哭闹而挣扎的过去。她在家人意料之外的平静中接受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在失落时移开了堂姐安抚自己的手。年少时的哭泣大多来自于不能被理解的委屈，当李玩收起眼泪，就表示她开始接受自己的处境，“这样的事情之后还多着呢。”懂得妥协的她再也无法将自己心底的失落展示给家人。
与李玩的妥协对应的是大人们借助于权力的施压。出现在饭桌上的孩子是大人们炫耀的资本，孩子的选择无足轻重，大人的选择是为了孩子好;瞒着孩子她已经有了弟弟，是为了担心她的情绪;当不得不向她说明的时候，则轻描淡写地、仿佛在说“你要懂事，不要闹。”《狗十三》里，成人的言辞总是充满着理由。
电影中有一幕是李玩反复地念着“伪善”这个词汇，反复出现的“伪善”正是年少李玩心中的大人形象。片尾《再回首》响起时，父亲的眼泪巧妙地点出李玩的生母恰是其脆弱之处，也让他说出“我不是一个好父亲”;爷爷奶奶收到信后的激动也说明他们关心自己的孙女;对于那位继母而言，我们也不能说她做了任何过激的事情。李玩的父亲、爷爷奶奶、姐姐始终是关心李玩的，李玩的家庭，甚至比中国的很多家庭都要完整。但这种大人们的关心和少女心中的“伪善”之间始终存在隔阂，电影在低沉中走向了结尾。
名为“成长”与“懂事”的规训
不同于《蓝色大门》《恋恋风尘》式围绕恋情的成长，《少女哪吒》《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式的残酷成长，《八月》《少年巴比伦》式的切入历史变化中的成长，《狗十三》切入的是“成长”的发生地家庭，是每一位观者都能从中找到共鸣的切身所在处。
“成长”这个词语一直是一个褒义词汇，在中国的语境下，“成长”代表着远离幼稚，知晓道理，走入被规范的社会之内。通常意义上被归类为成长和青春的电影大多都会落在一个积极的结尾。《狗十三》也是一部讲成长的电影，但是这电影切实地表达了“成长”两个层面的贬义性：行为的规训和情感的封闭。以“狗”来引入成长，在笔者看来是电影创作者将“狗”这个被驯化的动物，投射到李玩身上。家庭是权力关系发生最为微观的场域，让李玩去接受父辈们的“关心”，去懂事，其实是借助于身为长辈的权力而让李玩去接纳成人世界的规范。李玩妥协于家庭的规范，和父亲妥协与“生意场”上的人情规范，一样是规训下的身不由己。
李玩在爱因斯坦们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类似于爱因斯坦在被打后的嚎叫，李玩行为上向家庭妥协，但在情感上也已经将自己排除到家庭之外。当父亲以骄傲和懂事对外展示李玩的时候，也正是这个家庭失去李玩的时候。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狗一样，这或多或少也是李玩不再愿意重新找回爱因斯坦的原因——那终将会变成再一次的遗弃和伤害。
子辈与父辈的隔阂
《狗十三》出现多少代表着国内的“青春电影”叙事开始从浪漫的爱恋(多半是空洞的)，转向现实主义的家庭关系，对于成长问题的探索也渐由外部转向家庭内部。
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的开展，家庭不再作为生产单位，功能更多放在生育和社会化上。帕森斯认为的家庭功能包含有初级社会化和人格稳定化，即让孩童学习社会规范并对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上的支持。[1]传统家庭仰仗严格的代际权力秩序以进行儿童的初级社会化，成长于传统家庭的上一代在面对现代家庭关系的要求时，对于赋予下一代情感支持是不知所措的。在中国语境下这样的代际差异多少还有60、70年代红色背景的影响，一如电影中李玩父亲唱的那首红色歌曲的隐喻，电影中“指鹿为马”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混乱时期的各种众叛亲离。《狗十三》所描述的正是复杂变迁下，子辈所需要的情感支持与父辈的成长经验相背离的情景。
除此之外，电影所描述的故事很容易与前段时间引起舆论风波的、北大博士生王猛公开发表的针对父母的万言书联系在一起，王猛所言的父母的“罪过”和《狗十三》所表现的内容不无相似。与“王猛万言书”事件相伴随的是，从心理学出发的“原生家庭”理论正在随着网络媒介的扩张而逐渐被大众接受，每当青少年犯罪的新闻爆出时，舆论的视角都会投向青少年所在的家庭环境。家庭也不再是私密的场所而隐藏在社会的幕后，家庭对于一个人的人格塑造的重要性正逐渐被大众所明晰、关注，以至于新一代的父母不再重蹈《狗十三》的成长覆辙。
但要警醒的是，对于家庭教育的关注可能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如上文所言，《狗十三》并没有将成人完全纳入对立面。当下大众多少有点将“原生家庭”视作一切问题的源头，“原生家庭”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家庭并不是所有问题的“原罪”。王猛将自己的所有问题归咎于父母是偏颇的，自然，将青少年犯罪全部归于父母的教育问题，不断强调“成为父母需要考试”这种相当然的结论，同样会掩盖掉学校、社区、媒体等其它社会要素的作用。
《狗十三》背离了戏剧性，李玩在最普通的生活琐事中走向一个让人心痛的结尾，共情到最后达到了极致而把观者推入了一个难以爬出的深井。笔者在观影时，所在的整个影厅出了故障，直到所有的字幕滚动结束，影厅的灯也没有亮起，也没有工作人员催我们离场。现实的场景恰巧迎合了这样一个压抑的结局。《狗十三》所代表的那批人早已经带着这些妥协成长，抱着伤痕而始终与过去对立是无益的，能做到的只是在意识到伤痕的来源后，听着一曲弗里茨·克莱斯勒的《爱的忧伤(Liebesleid)》而努力去理解与原谅而已。
[1]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五版)》P196，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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