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56年1月，王明以治病为由赴莫斯科，从此就滞留苏联再未回国。据《王明传(增订本)》（周国全、郭德宏著，人民出版社西元2014.7出版）中披露的一个史料称：《莫斯科秘档中的中共秘史——潘佐夫（A．Pantsov）2004年6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摘要）》说：“约1967或1968年，有一份王明与安德罗波夫（当时的苏共中央主席）的谈话记录。是王明要求安接见他的。王说现在中国的情况相当严重，请求苏联派军队到内蒙古去，内蒙古的……是他的朋友，会配合苏军的，然后再攻打北京。”(参看： 1967年至1968年王明曾与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谈话，要求苏联出兵内蒙古 ）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记，其作者不可能虚构外国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演讲记录；潘佐夫是“俄裔美籍学者”（“天津大学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学院”网站西元2018-9-30有《俄裔美籍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来访天津大学张太雷研究中心》的报道），有条件看到俄罗斯保存的苏联时期历史档案，也不存在捏造王明与安德罗波夫谈话记录内容的必要。所以，上述有关王明的史料应该是真实的。
王明身为中国人，竟然主动“请求”外国派军队攻打自己的祖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言行。他之所以堕落至此，除了利欲熏心，主要是因为具有严重的崇洋媚外思维。
近代以来的著名汉奸大多崇洋媚外，比如汪精卫、胡适等类，因为其“反共”，可称之为“右”的崇洋媚外之徒。王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共产党员”、“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的头衔，当名之曰“左”的崇洋媚外之徒，其崇媚的对象是当时的苏联。
西元1941年，毛泽东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不点名批评党内“言必称希腊”的一帮人，指出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盲目推崇外国理论（“希腊”代指苏联经验），忽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些“言必称希腊”的人之中就包括王明。西元1945年，毛主席曾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指中国革命）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指苏联）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参看《 师哲回忆录：1945年七大时的毛主席 》）“言必称希腊”、“对自己的事考虑太少，对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这正是崇洋媚外的表现。
从王明的人生来看，他之所以崇媚苏联，主要应该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思想观念，他熟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思维沉陷于苏联的革命实践经验和理论之中；另一方面是自身名利，他在中共党内领导人地位的确立和稳固，完全依靠苏联人的提拔和支持。这两方面因素交织混杂在一起，使他自西元1925年第一次去苏联开始，终生保持了对苏联的崇媚依附。这种崇媚，在他窃夺党内领导权失败并持续受到批评、内心愤懑的情况下，又遇到中苏两党两国尖锐对立的时机，就化为他干出汉奸行为的动力。
当下有不少崇媚西方的大小“右”类公知，但也存在着一些把“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挂在嘴上的“左”类公知，二者本质上都是崇洋媚外，其思想意识，用西元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处理卫生部的贺诚、王斌两人企图“取消中医”问题时所说的话来讲，就是“鄙视祖国文化遗产”（参看 建国初期两个“老革命”欲消灭中医表明了什么）。崇洋媚外不一定就会成为汉奸，但王明的事例表明，它是许多汉奸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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