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佛教在唐初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南北朝以降至唐，佛教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包括李世民在内的帝王们都在为争取佛僧煞费苦心。争取佛僧的关键是掌握佛经的解释权。
唐初讲筵纷呈，玄奘“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义”，却发现诸家之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令人“莫不适从”。遂产生“誓游西方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的决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结侣陈表以印度求弥勒论师之要典《瑜伽师地论》为依据，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于贞观三年“冒越宪章，私往天竺”，长途跋涉五万余里，历时十九年，“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新译经、论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佛教史上另外三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或义净）译经总数的一倍多。”
研究玄奘西行对于中国政治进步的意义，需要研究玄奘西行期间国内政治的变化。
唐初，与秦、汉王朝初年同样经历过关于推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封建割据还是国家统一的斗争。唐高祖“举宗正籍，弟侄、再从、三从孩童已上封王者数十人”。唐太宗登基后也认识到“自两汉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远者，非有大功，如汉之贾、泽，并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给力役，乃至劳苦万姓，以养己之亲属。”为了避免增加百姓负担，唐太宗把“宗室先封郡王其间无功者，皆降为县公”。但太宗还是下不了最终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决心。贞观二年（628年）十二月十六日，唐太宗还在问大臣萧瑀：“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劝太宗搞分封制，认为：“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不以封建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世而亡；汉有天下，众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的议论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但遭到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人的反对，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以史为鉴，论述分封制造成“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认为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这与太宗心思相合，“太宗并嘉纳其言。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使”。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北朝至隋，佛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李世民不能忽视佛教对其政权的影响，他需要利用佛教为国家统一服务。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颁布《佛遗教经施行敕》，俨然以佛教护法王自居。李世民既然选择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国体，那接着需要的就是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但当时对佛教管控的还不表现为对权力的分配，而是表现为对佛教教义解释权的掌握，而这又是仅靠皇权的权威解决不了的，它需要的是对佛教经文的原始文献的占有及由此形成的对其解释权的专有。而从印度归来的玄奘恰逢这样的历史时刻，他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为唐太宗化解了这一历史性的难题。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西行回长安，受到太宗的隆重欢迎。李世民敏锐地抓住了玄奘取经的政治意义，在接纳玄奘取回经文的同时，太宗也分别于公元645年、648年邀请玄奘入仕从政，但被玄奘谢绝。太宗感动。玄奘向太宗表示自己的译经是“实资朝化”。最值得肯定的是，玄奘反复请求太宗为他的译经写序并求太宗在他工作期间“望得守门，以防诸过”，也就是说，请太宗派人将译经之地守护起来，这意味着玄奘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将所带回的梵文典籍及其译文完整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这意味着唐王朝在历史上首次有了对佛经的解释权，书载“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朝廷在慈恩寺西院建大雁塔。
玄奘的事迹是感人的，但它的政治意义更是巨大而深远的。大雁塔——大雁塔可以说就是唐朝佛学的“中央编译局”——建立使唐王朝抓住了对当时意识形态有巨大影响的佛经解释权，这对唐朝意识形态的统一，从而国家政治安全和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诗颂之曰：
秦城高又长，汉月影冰冷。始皇扫六合，高祖吟大风。莽后天下乱，南北缘佛争。大唐朝甫立，拨乱需反正。玄奘志高远，天竺求正宗。西去艰难路，白马落日红。天竺佛心慈，赠经长安僧。僧回雁塔起，皇都新学风。天下僧仰望，心系雁塔灯。众僧译经忙，万念归一统。贞观盛世开，玄奘第一功。
因此，今天我们纪念玄奘，不是因为玄奘学问大，也不是因为他梵文功底好，更不是因为他取经路上吃了不少苦，而是因为他的事迹在唐王朝甫立之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政治自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统一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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