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天”——11月14日，对河东红军主力来说，也是有着转折意义的一天。
本来，按日前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电的内容，河东红军主力已准备实施“作战新计划”的第三项——要南下作战了。当日10时，毛泽东、周恩来在致河东三军首长的电报中作出的部署也是南下：“二方面军到环县集结，粮房缺少，不能久留，应作南进第二纵队”，“一方面军应迅速转移正面，向正宁、宁县前进，争取先机”，“四方面军一个军在豫旺地区箝制胡敌及王以哲，一个军向卫州、惠安出动，表示欲北进解决粮食”，“尔后使一、二方面军南下，胡、王两军转向固原时，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由）三岔、固原镇之线出动，从侧翼制敌，并策应前方”[1]。而在14时前，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和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也都分别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建议，拟在“打击胡敌”无机可觅的情况下，开始“南下作战”。
但两者的设计有所不同。
“朱张”的设计是：“各军自行乘机消灭敌先头部队，不要放过一个灭敌的机会”，但“如这一地区不便灭敌又因粮困不能持久时，一方面军即转移至曲子镇、三岔、庆阳中间地区，肖、周所部经河连湾、环县、曲子镇、庆阳、太白中间地区。上述两个军均准备南出。二方面军尽量在争取较长时间休整。必要时即电三个方面军先后南出”[2]。
虽然也在说“不要放过一个灭敌的机会”，但重心已在“准备南出”上了！
而彭德怀的设想则更具“大局观”，所以得不囿篇幅，多引一些内容：
毛、周、朱、张、贺、任、关：
甲、党中央及军委根据政治上的需要和自己的力量的可能，正确的定出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完成上述任务，对抗日的发动无疑的具有极大推动作用，而这一具体任务未得完成，是在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之下丧失了宁夏计划。
⑴是避战，对胡敌力量过分估计。
⑵是对目前抗日的怒潮过高的估计，以为不一定要打仗，新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这两种倾向以第一种倾向来得更危险，影响军事上的分兵西渡，动摇坚决打击胡宗南的决心。
乙、目前战略方针，原则上同意洛、毛、周、博、林上次组织南北两路军第一、二步的意见，不过南路军是决定的方面，应以绝对优势兵力组成之。建议以一方面军两军团、八十一师、二方面军全部、三十一军组成之。第四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二十八军、陕甘宁独立师为北路军。
丙、南路军第一步行动以夺取镇原、西峰镇、合水、庆阳、泾川、长武、淳化广大地区，主要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调动胡、王、毛及由河南、陕南方面可能来陕、甘之蒋家部队作战。在这样任务下，不放松扩红、赤化等工作。如任务的中心不是作战，可能不易完成扩红、赤化和第二步到同官、中部、宜君的计划。如第一步取得较大的战斗胜利，亦有可能造成继续北取宁夏条件。
丁、北路军第一步应在现区域钳敌，巩固新苏区，待南路军到达目的地，敌情变化时，向靖远、中卫、中宁、会宁、静宁活动调毛敌，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
……[3]
彭德怀该电中的甲项是批评张国焘的（半个月后毛泽东批评他这一项写得“过于刺目”——“今天还是不相宜的[4]”），以后各项的内容是建议将河东主力仍分为南、北两路军，以及各自的任务区分和行动部署。
此处需要留心的是，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文电“过于刺目”一事表明：中央致红四方面军将领的电文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隐忍，有照顾，有迁就，有妥协。这不仅增加了西路军史学研究工作的难度，也是习惯于“非此即彼”、“不是就非”简单化思维方式的某些西路军史学工作者误入迷途的客观原因之一。
彭德怀该电中的“南路军行动”即“作战新计划”之第三项，在此无须赘述。
重要的是彭德怀该建议中对“北路军”的行动设计以及对其意义的解读：“北路军第一步应在现区域钳敌，巩固新苏区，待南路军到达目的地，敌情变化时，向靖远、中卫、中宁、会宁、静宁活动调毛敌，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
在翻捡和细阅此电后，笔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彭德怀真是慧眼独具且有大局于胸！
他看到了毛炳文部有可能西渡黄河填补西路军西进后留下的“空白”且尾击西路军，所以准备以“北路军”的行动“调毛敌，声援西路军”！而这是“徐陈”在前几天力主“西进”时根本没有去想也根本没有在意的。就是与“徐陈”的“西进”主张关系最为密切的“朱张”，虽然在当天致“徐陈”电中也提及到了“毛炳文准备渡河”，却仍然认定西路军完全可以“独立”应对之——“相机消灭尾追之敌，更能完成根据地任务”……
而按“徐陈”此间所告河西情况，河东比他们要困难得多——连吃饭喝水都成问题！
除了此间一直对“徐陈”的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彭德怀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最早提出以河东部队的行动“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的人！这个时候，甚至就连“朱张”和“徐陈”自己，都还陶醉在一派乐观之中！而彭德怀在河东主力自身都已经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在考虑对河西友军的声援，这是什么风范？
将彭德怀的这个风范与11月4日8时“徐陈”致“朱张”电的有关内容作一对比，笔者不能不对彭德怀这种不计前嫌顾全大局的境界和胸襟表示由衷的敬佩——在“徐陈”那个电报中，可是前头刚批评完了“本位主义”，却又马上来了个“本位主义”：四、三十一军“如不决战，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两相比较后不难看出，这当间的确存在着境界胸襟方面的不小差距。
需要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彭德怀此间所言的“北路军行动”，并不是他在当月8日提出的那个“北路军行动”，也不是中共中央与他同一天提出征求意见的“作战新计划”中的那个“北路军行动”。两者的区别在于：此前的“北路军”是向东出击，准备东渡黄河，而此间的“北路军”是向西行动，拟为“西路军”牵制河东敌军！
而后者的风险，要远高于前者——后者，是一支孤军向强敌营垒群中游击！
不知“中央刻意陷西路军于不利”的“阴谋论”制造者们，对此作何感想？
与“阴谋论”制造者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抬举”的人不同，当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站得更高，胸襟视野更为宽广——当日，从彭德怀来电中得悉此前还与红军相持对峙中的胡宗南部已开始积极东追，现正向豫旺一线攻进，不消灭一部难以南进的消息后，远在陕北保安窑洞中的毛泽东、周恩来立即认定这是一个难得的战机，遂于当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据彭电，胡敌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如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为有利，但须以一部迫阻王以哲，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
……[5]
打！就是要南下，也得打了再南下！
这是典型的毛氏风格，退也要以进为退，走也要打了再走！——几天后的11月18日，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在甜水堡重创胡宗南部精锐第二旅后，他在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更加清晣明白地展现了他的这种风格：“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6]”
对比一下月前“徐陈”在“西渡”与“打击南敌”之间的取舍，作何感想？
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在南下作战蓄势待发关键时刻的这个电示，改变了河东局面。
也改变了这段历史。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作为“不断战胜意外事件”的统帅，“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茫茫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把他引向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慧眼，后者就是果断。[7]”
还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也说明，很多年后还被一些当事人耿耿于怀更被某些人刻意张扬放大作“阴谋论”所依据的那个“作战新计划”，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西路军西进之前，就已被搁置，而且最后还干脆予以放弃！
这，又是一个被人屏蔽了的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央军委关于二方面军可作南进第二纵队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电（1936年11月14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朱德、张国焘关于消灭胡宗南等部的部署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电（1936年11月14日12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7～第8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3]《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与今后作战部署致毛泽东、周恩来等电（1936年11月14日1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9～第8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一、二、四方面军团结的方针致彭德怀电（1936年12月1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先打胡宗南再南进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1936年11月14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毛泽东关于战胜胡敌才便开展局面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德]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66～第6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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