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崇祯十七年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之事，多数的论史者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后，在追赃助饷过程中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拷打逼财，并追索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把陈圆圆夺去，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在其《论圆圆曲》一文（《文学遗产》1980年1期）中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认为：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陈圆圆就已经死在宁远了，所以关于刘宗敏拷打吴襄追索陈圆圆等等说法全属虚构。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姚雪垠也没有认可刘宗敏刑讯吴襄索饷的说法。
陈生玺在《陈圆圆事迹考——与姚雪垠先生商榷》一文（《南开史学》1981年2期）中，根据当时一些人的事后笔记，认为当时陈圆圆在北京，她被刘宗敏夺去，以及吴襄被刘宗敏拷掠，都是事实。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说：“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显然认同大顺政权的确损害了吴三桂家庭。
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完全采信刘宗敏拷打吴襄索饷并索要陈圆圆的说法。
有关吴三桂的家庭被“触犯”的材料，主要见于明末清初一些人的事后追记，比如张怡的《謏闻续笔》、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外编》、文秉的《烈皇小识》、陈济生的《再生纪略》、徐应芬的《遇变纪略》、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吴伟业的《鹿樵纪闻》（又名《绥寇纪略》）、计六奇的《明季北略》、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赵士锦的《甲申纪事》、李清的《三垣笔记》等等。这些材料的说法，主要分为“系襄索饷”和“系襄索圆”两种。
关于“系襄索饷”的说法：
《謏闻续笔》：“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
《烈皇小识》：“先是，三桂闻京师失守，先帝殉难，统众入关投降。而三桂父襄，故辽东总兵也，逆闯李自成执襄诛求金宝，索诈甚酷。三桂知之，即时返师出关。”
这两种书，意指李自成决定抓吴襄追索钱财。
关于“系襄索圆”的说法：
《鹿樵纪闻》：“贼据京师，刘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誉二姬色之都技之绝者，宗敏于是系襄索圆。”
《甲申传信录》：“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弘遇第，闻沅，（顾）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明季北略》：“先是十六年春，田皇亲游南京，挈名妓陈沅、顾寿而北。田还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买沅去。自成入京，刘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
《三垣笔记》：“至是权将军系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
这几种书，则说是刘宗敏抓捕拷打吴襄讨要陈圆圆。
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主要根据吴梅村的《圆圆曲》诗，认为崇祯十六年五月吴三桂奉命驰援京师抵御入寇清兵，被崇祯召进城陛见，期间在皇亲田弘遇府邸做客时，以两千金赎买了田弘遇从苏州掠买来的歌妓陈圆圆，因当时“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而“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云云。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
《遇变纪略》：“（三月）二十九日，贼闻平西伯吴三桂请大兵十万，入关复仇，因令父吴襄作书招降，不从，遂系襄及家口于狱。”认为吴三桂不听招降，吴襄才被抓。
《甲申核真略》：“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终知不免，阴遣人贻书于子。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适闻外报至，三桂权两敌之间，不如东合，遂往迎降。”认为吴三桂听到误传吴襄被拷掠的消息，才叛变。
《鲒埼亭集外编》：“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絷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则国难时沅尚未归吴也。”认为当时陈圆圆与吴三桂还没有关系，则“系襄索圆”自然不存在。
上述材料，关于吴襄，有的说大顺政权逮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是要“诛求金宝”，有的却说是因为“令父吴襄作书招降，不从”而抓的吴襄，有的则说是刘宗敏为了“索圆”而关押吴襄；大多数说法是吴襄被抓后遭“拷掠酷甚”，有的却说“将夹，复宥而宴之”。关于陈圆圆，有的说是吴三桂从田弘遇府中“买去”，有的却说“为吴襄市去”；有的说她当时正在刘宗敏占居的田弘遇府邸中，“尚未归吴也”，有的说是吴三桂买下后“暂居在田弘遇家”，有的则似乎暗示她在吴三桂之父吴襄家里。这种种说法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混乱不堪。
有的说法很不合情理，比如说吴三桂买了陈圆圆后又把她留寄在田弘遇府，这极为奇怪，在当时买侍妾不存在非要正式“迎娶”，也不存在不能带到关外去，至于把自己的侍妾留居在别人家里，而且一留就是大半年，更是荒唐无理。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刘宗敏的确贪求陈圆圆的美色，则既然陈圆圆被留居在田弘遇府中，而刘宗敏占居了田府，陈圆圆自然就落到他的手中了，何须“系襄索圆”？而如果陈圆圆已被接到吴襄府中，自然也是手到擒来，哪里需要“拷掠索圆”？
一般的史学家都承认大顺政权对吴三桂很重视，占领北京后不久就展开招降他的工作，对他赏赐重金，许诺封侯，但同时，史学家们又认可那些关于大顺政权损害吴三桂利益的材料，这里存在很明显的悖论。
比如《吴三桂大传》评论说：“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但在前面又说：李自成一进入北京就“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三月二十一日，农民军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就召见曾与吴三桂在辽东共事过的原明朝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此外，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三月底，就派唐通“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紧接着“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还令吴襄给三桂写信，劝其来降。这种种作为极其有条理章法，极其讲究策略，与所谓“盲目蛮干”、“愚蠢”、“稍有点政治头脑”都不具备的情况大相径庭。《吴三桂大传》前后的评述自相矛盾。
顾诚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一文中，认可大顺政权“损害了吴三桂的个人利益”，认为“就吴三桂的问题来说，一面派人去招降，答应给他父子封侯，一面却出现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属的问题，表明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对史料呈现的矛盾进行了简单的推测弥合。
冷静思之，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大顺领导人既重视吴三桂，急切地要招降他，却又“拷掠”他的父亲、“劫掠”他的爱妾，这种行为真是匪夷所思。作为征战十几年、深具阅历的起义英豪，李自成、刘宗敏们难道连这种最起码的“政治头脑”都没有、最起码的策略都不懂？至于顾诚所说“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似乎意指刘宗敏没有遵守李自成的决策，虽然有这种可能，但并无史料佐证，只是一种臆测。
所谓“拷掠”吴襄“索饷”、“索圆”之类的材料，恐怕是明末清初士大夫们根据虚假传闻（不排除是清人制造）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既以讥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来谴责他的降清背叛，又以此证明李自成、刘宗敏等的确是毫无政治头脑的“流贼草寇”。
如果要推测，比较合理的是：大顺政权既没有拷打吴襄逼索巨额钱财，也没有追索抢夺陈圆圆，这些说法都是东虏满清间谍散布的谣言，吴三桂纯粹是为个人眼前私利而罔顾父亲一家的死活，叛国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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