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成员，无论张国焘，还是徐向前，均已表现出了不愿“在西兰大道附近与敌决战”的态度，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呢，当时也的确没有在此间与敌全面决战的意图，“甘南风波”之前中共中央与西北局之间达成的共识是“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只是因为中央因共产国际指示而作出的部署调整触动了张国焘的纠结心态，这才整出了一场置疑与释疑“决战”的是是非非来！
在后来说服张国焘“北进”乃至此后几天的电报中，为了不再在这个很纠结的问题上分歧再现，中央甚至连“相机打击”、“消灭一部”都不再提起了（倒是红四方面军回头北进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和致中央电报中反而还有“相机消灭胡宗南西进先头部队”、“相机消灭胡敌一部”的句子）。
但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要想真正成功地“拒止”强势进取之敌，仅靠并非红军所长的阵地防御或确系红军所长的游击袭扰是不够的，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既或是防御也应该是攻势防御，决战防御，的的确确必须有不怕打仗、不怕打大仗硬仗恶仗的决心和意志，以争取和造就局部决战的有利条件，最后各个击破敌人！
如此，“相机消灭一部”这样的局部决战或“部分决战”，那是不能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
如此，陈昌浩“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中“慌忙应付”之批评对象，也应该包括了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如毛周彭10月2日14时电中最后这一段，确有意图欠清晣决心欠果决之嫌——明明表示了有必要“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意向，却又并列出了一个“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箝制手段”。
最起码，这太容易给人以“只要能早渡河，在河这边能不打仗就不打仗”的错觉了！
这段日子里，毛泽东等在对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表述意图时顾虑很多禁忌很多还有一个可靠概率很高的缘由：他们太不希望看到擅长变脸的张国焘对即将来到的会师即将实施的计划再次变脸再生枝节了！而这位“张主席”他现在要变脸生枝节的理由很可能也是现成的：不是你们说“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1]么？不是你们在说隆、静、会、定道上“不会有严重战斗”[2]么？怎么现在又要让我们打大仗哩？而且还是担纲挑梁唱主角？……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的造成是不是有自己应负的严重责任在内，“不宜决战”是不是就连“造成有利条件下局部决战”也在禁行之列……，这等等极不利于其“变脸”的理由，他是不可能去认真反思的，更遑论拿上桌面来说道！
还有，按毛泽东当时的掂量，这个“早渡”，它早不了！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道出了他所估计的“早渡”时间：
新战略计划开始执行时，依四方面军造船情况为断，大概至快也在十一月初，或须如你们提的十一月中，请按此准备一切。[3]
看见没有，毛泽东还算得乐观一点，彭德怀更悲观——“十一月中”。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笔账，都算得太悲观。
他们算得太悲观的原因是他们对红四方面军出色的“造船技术和能力”并不了解，虽然也有“所闻”——比如月前“甘南风波”期间张国焘执意要在永靖、循化西渡之时，毛泽东就曾对彭德怀言：“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4]”。而不客气地说，红一方面军在这方面的能力，可是“很成问题”。
毛泽东等“夺取宁夏”计划原来的启动时间之所以预定在“冰期”，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远方物资”预计运抵中蒙边境的时间是12月份[5]，红一方面军如果在此前过早渡河而又无力攻坚——接受了军火才有能力攻克银川，将徘徊于坚城与沙漠之间的黄河河套的狭窄地带，吃饭穿衣等等生存问题将难以解决。如此，他们在8月25日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所估计的“红军须乘河冰未解之际退回甘北，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6]”之被动局面，也就难以避免了。
然而红一方面军“造船能力”的局限，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事实上，红四方面军是极擅长于组织实施强渡江河行动的一支红色劲旅，在当年红军三大主力中可以毫无愧色地堪称“之最”！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中，他们组织实施的强渡江河行动次数很多规模也最大！比如年前的强渡嘉陵江战役，就堪称土地革命战争强渡江河的规模之最；比如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绥崇丹懋时的强渡大金川河、强渡绰斯甲河等战斗，就堪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强渡江河的难度之最！而正是这些强渡江河的战役战斗中，他们煅炼培养出了一支相当精悍能干的造船队，这支百余人的造船队由一批能工巧匠组成，就地就能取材，取材就能成舟，50人的大船他们可以日成一舟，日成两舟——西渡嘉陵江时他们个把月就能造出30余艘大船，后来西渡黄河时甚至日成三舟乃至四舟！……
让宁夏计划开始时间仅“依造船情况为断”，确有易生歧义的“败笔”之嫌。
站在“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宁夏计划的执行，是绝不可能仅以“造船情况”为唯一前提的。如果不能拒止南来北进之敌，让其直驱中卫、中宁一带的黄河沿岸，与马鸿逵的队伍结成一团，你那些船造得再大再多又有什么意义？而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前此后一系列往来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考虑如何“打击南敌”的问题，但却因为对“造船情况”先入为主的误判，总认为成船可渡之前还有时间来跟张国焘友好切蹉以就“打击南敌”取得共识达成一致，结果成船可渡的时间一旦超前，“三军竞渡”马上成了大热门，甚至本来还在拒敌的队伍都一门心思地奔渡口而去，“打击南敌”自然也就成了要么三心二意，要么就无暇顾及了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你就是扯起嗓子喊破喉咙，也未必能喊回已经鼓起的“竞渡”风帆！
而为了把张国焘拉回头，中央不止在一个问题上打过妥协性质的“含糊牌”。
此前，在“甘南风波”尚未止息的9月27日14时，中央为使仍然坚持在循化、永靖间西渡黄河的张国焘止步回头，曾经表明过这样一种态度：红四方面军“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7]”
这才应该是“提前攻宁”的最早雏形。
这当中“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一句，就是针对着张国焘等人孜孜于甘西的纠结心症而去的，旨在拉近双方距离，缓和对立的情绪，释放的是一种善意——也可以视作是对张国焘的一种迁就和让步：只要实现了会合，一切都可以再商量——数十年后，朱德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曾似乎不太准确地概括而言：“后来他又想过黄河去西宁，中央过黄河的意见也是他的意见，这也是中央迁就了他的意见。[8]”
中共中央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这支当时力量最大的红色武装，的确是相当“迁就”张国焘的。在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的5月28日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了争取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北上，中共中央甚至“迁就”到了对张国焘“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受我们指挥[9]”的地步——以至于彭德怀都曾为此产生出了“商量态度不便作战[10]”之抱怨。
然而这对于已经习惯于他人对自己让步妥协的张国焘来说，中共中央的这种求共识求团结且相忍为国的态度，他当然也完全有理由作出这样的解读：只要实力在手，整出一个既成事实来，中共中央甚至共产国际，恐怕也不得不认账买单。
张国焘干这种活计是熟门熟路，信手就能拈来！
注释
[1]《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集中先占领宁夏问题复朱德等电（1936年9月15日1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34～第113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中共中央领导人关于红四方面军若西进将尔后行动困难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9月26日1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毛泽东关于执行新战略计划及后勤供应等问题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5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泽东对张国焘决定西进及红二方面军如何北上等问题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26日1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7～第1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共产国际关于援助中国红军军火物资的决定（1936年9月11日）》，摘自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另：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是张国焘个人意见所致。朱德此句的意思有可能是指中央此电中的“或……，或……”之句所表现出来的“可以商量”的缓和态度，也有可能是指后来对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已经西渡并开始西进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个“既成事实”的事后追认。
[6]《中央关于红军行动方针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行动讨论结果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7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4～第11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毛泽东在1936年5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摘自《张闻天传》第36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彭德怀关于配合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作战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9月19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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