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
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话说1971年9月10日中午，毛泽东在杭州准备出发了，他突然对汪东兴说：
“走啊！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汪东兴说：
“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
毛泽东问：
“为什么呀？”
“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上保卫。”
“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
“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
“你的意见是……”
“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说：
“还有一个，就是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
汪东兴说：
“马上就通知他。”
汪东兴通知了南萍、熊应堂、白宗善、陈励耘，就去布置专列的事儿。
下午1点40分，专列由绍兴开回杭州。
下午2时半，南萍、陈励耘等来到毛泽东住处向他道别。毛泽东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还有毛泽东很熟悉的空5军军长白宗善。汪东兴也参加了。毛泽东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
“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
陈励耘慌忙接口说：
“他那天在值班。”
握过手，毛泽东针对南萍和许世友的矛盾，说出了寓意深长的一番话，他说：
“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他接着说：
“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
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0000，只剩8000。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4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1次、2次、3次、4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4方面军的人，1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4方面军就灰溜溜了，1方面军就翘尾巴了。”
毛泽东还带着警示的口气说：
“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
毛泽东有针对性的对在座的人说：
“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嘛！”
汪东兴插话说：
“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
毛泽东问：
“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指1946年7至8月间，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七战七捷——笔者注）呀？”
陈励耘说他参加过。毛泽东不信，说：
“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呀？”
陈励耘回答说：
“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
毛泽东说：
“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
毛泽东又谈到陈毅，他说：
“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粟裕的，北边听许世友的。”
谈到北京军区时，毛泽东说：
“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
在座的几个人都说：
“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
毛泽东说：
“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针对许世友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又说：
“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两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
他问南萍：
“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两次，这次还要谈。”
南萍说：
“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泽东说：
“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你们空军受不受许的指挥啊？”
南萍等人说：
“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说：
“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它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或一个师。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4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
最后，毛泽东说：
“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要培养年轻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那样的，光是老将不行。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
此时，工作人员报告说，专列已经在2点50分到了杭州车站。毛泽东便打住话头，在汪东兴陪同下乘车去杭州站，上了专列。陈励耘来到车站后，自觉心中有亏，神情很不自然，未敢接近毛泽东，只是握着汪东兴的手问：
“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
汪东兴说：
“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车。”
陈励耘就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杭州，驶向上海。
傍晚6点10分，专列进入上海市，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旁边。毛泽东没有下车。汪东兴把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部撤至外围，在毛泽东乘坐的本务车周围，全部换上了中央警卫团战士。在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建有机场的一个油库，假若油库着了火，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他安排好后回到车上，毛泽东说：
“要南京部队司令员许世友来上海谈话。”
汪东兴要张耀祠去打电话，通知许世友马上来上海。不一会儿，张耀祠向毛泽东报告，南京方面说许世友下乡去了，正在派人找。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马天水、王洪文和王维国。谈话结束后，王洪文就住在专列旁的房子里，他还邀请汪东兴也到车下去住，汪东兴谢绝了。
此时，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的“联合舰队”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小平房里，收到了从上海发来的密语情报，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意思是说毛泽东到了上海，王维国上了专列。
林立果等人估计毛泽东会在上海住几天，下手的时机到了。有人说：
“如果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上海虹桥机场的油库，或者向油库纵火。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领教导队冲上专列，乘着混乱先把汪东兴等人杀死，然后再干掉他，或绑架他！”
有人说：
“如果炸油库不成，就在专列通过苏州硕放铁路桥时，炸掉桥梁和火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就宣布是坏人搞的。”
周宇驰说：
“如果炸硕放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烧！用40火箭筒打火车。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就会车毁人亡。我和王维国也到铁路沿线看过了地形。”
此时，在上海坐镇指挥的江腾蛟，知道无论谋杀毛泽东的行动成功与否，自己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下不了决心，在北京的林立果那一伙人，提出的几个方案都被他否定了。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从南京乘飞机赶到了上海，乘车直奔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没有让王维国上火车。他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说：
“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认识不到，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他还说：
“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在搞分裂，不搞团结。”
谈话就要结束了，许世友表态说：
“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
此时已是下午1点时分，毛泽东说：
“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同志，你们请许世友同志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酒。”
许世友说：
“汪主任，你也去。”
汪东兴说：
“不去了，谢谢。”
毛泽东当着众人的面对汪东兴说：
“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
岳素花回忆说：“两人下车时已近中午，列车上正在开饭。张耀祠从主席车上走过来，通知我们马上开车。列车工作人员赶紧放下碗筷，各就各位。”
此时，汪东兴已经陪同许世友、马天水、王洪文一块儿下了车，看到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里等待着毛泽东召见。王维国见到了众人，表情异常。王洪文把他拉上专列，在车厢门口与毛泽东握了一下手，汪东兴便把他送下了专列。毛泽东这种时而召见、时而不召见的策略，使王维国不知所措。
汪东兴送走马天水、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后，马上回到车上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
“他们走了没有？”
汪东兴回答说：
“走啦。”
“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
“不通知他们了吧？”
“不同他们打招呼。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岳素花回忆说：“过了几分钟，张耀祠又来问：‘车为什么还没开？’列车的领导说，已经和铁道部联系了，路局、分局接到行车命令后线路才能开通。张耀祠焦急地说：‘主席要求马上开车，一切听主席指挥。’”
下午1点12分，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
岳素花回忆说：“前驱车首先开动了。按照常规，出于行车安全的考虑，前驱列车要开出一个区间，主席乘坐的本务列车才能启动，两列车之间必须间隔十几分钟的距离。可这次前驱和本务列车几乎同时启动，只有采取前驱列车提速，本务列车慢慢开动的办法，在运行中拉开距离。列车开动以后，速度越来越快，车厢内晃动得厉害。主席身边的服务员反映，主席桌上的书都掉地上了。机务段段长找到列车领导说，这样开法，司机很担心，怕保证不了列车的运行安全。列车领导回答说，一切听从首长安排，我们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安全。”
毛泽东曾亲自去看望了专列司机，他问司机，火车能不能再开快点，司机面有难色。毛泽东向他解释说：
“你的火车开得越快，我就越安全。”
司机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开着火车向北京方向全速飞驰。
毛泽东此次巡视，先后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5个大军区和10个省市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据跟随毛泽东南巡的汪东兴说，他一直参加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很费精力，几乎每天要同五六个人谈话，有时谈到深夜时分。此时，毛泽东虽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计划，但凭着他政治家的直觉，必须提前结束巡视，尽快赶回北京。
毛泽东在专列上过了一夜，就离开了上海。他采取的这一行动，完全出乎林立果一伙人的预料，王维国长叹一声，一下子瘫倒在停车场休息室的沙发上。
车站的警卫人员将毛泽东发车的消息，报告了正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
“毛主席的车走了。”
许世友惊讶地问：
“哎呀！怎么走了？”
王洪文说：
“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
许世友吃了饭，便乘一架伊尔-14赶回南京，准备到车站接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经驶过了苏州车站，平安地掠过硕放铁桥。毛泽东不让停车，专列一路风驰电掣，奔向南京。
下午6点35分，已是傍晚时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南京。列车工作人员告诉毛泽东说：列车提前10分钟到达。毛泽东说：
“早10分钟也好啊。”
此时，许世友已经从上海飞回南京，在车站迎候毛泽东。毛泽东说：
“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
汪东兴、张耀祠下车来见许世友。许世友问：
“主席下不下车？”
汪东兴说：
“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
专列在南京站只停了15分钟，又继续奔向前方。
9月11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已离开上海，正在北返途中。林立果闻讯后大吃一惊，不由得连声叫道：“糟糕，糟糕！”他立即找到一个师长，要他把部队调进北京，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他又找到一名飞行员，要那个人驾驶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也被拒绝了。林立果绝望地说：
“全完了！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
林彪获悉上海党羽没有得手，立即做出了9月13日凌晨南逃广州的决定。
此前，林彪一伙在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同时，已命令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调动了8架飞机，以备在万一失败后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消息很快便接踵而至了。
9月11日晚9点45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蚌埠，停车5分钟。
9月12日零点10分，专列到达徐州，停车10分钟。
9月12日2点45分，专列到达兖州，没有停车。
9月12日5点，专列到达济南，停车10分钟。张耀祠奉命下车在车站给杨得志打电话，杨得志出去了，没找到。专列继续前进。
9月12日7点40分，毛泽东的专列到达德州，停车20分钟。
9月12日11点40分，专列到了天津西站。毛泽东叫停车，嘱咐张耀祠说：
“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火车站来见我。”
张耀祠当即下车，在车站打完电话，刚回到专列上，车子就动了
9月12日下午1点10分，专列到达丰台火车站，毛泽东下令停车，把北京市委和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4人叫上了专列。
毛泽东一路上甚是疲劳，但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幽默。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正题，问道：
“我还能不能进北京？”
毛泽东是有意给他们传递信息：林彪一伙在北京有阴谋活动。
李德生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起过，陈伯达搞的那个“天才论”语录没有发给他。毛泽东当时就说：“你向他们要呀！”现在他看见了李德生，又想起了此事，就转对李德生说：
“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1年说3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接下来，毛泽东和李德生等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重述了南巡讲话中的主要内容。他还对众人说：
“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济南的时候，就让汪东兴通知我们到丰台站等待毛主席。那时我已经得知毛主席要在国庆节之前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全会上将补选张春桥等人进常委和当副主席。这也是谢富治悄悄告诉我的。所以，我心中有数。9月12日中午1点10分，毛主席的专列进站，随后我们上了他的专列车厢，毛主席简单询问了北京的情况，对我和纪登奎、李德生、吴忠说：‘这次回来要下决心解决庐山会议上还没有处理的一些问题。你们不要以为只有一个陈伯达，这个黑手后面还有黑手。几次庐山会议，去年这次是最凶的一次。他们的气势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要分裂中央，搞掉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为什么要搞他们呢？无非他们坚持听我的话，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这就使陈伯达及其后台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彭德怀搞我还要下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都不如，可见这些人的风格之低！’当时，毛主席几次提到张春桥，称赞他和姚文元。”
吴忠也回忆说：“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李德生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刚回来，一开始汇报访问情况，我看毛主席不感兴趣，李德生同志还在那里讲，毛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是目，我今天要讲的是纲。什么是目？你们打过渔吗？见过渔网吗？目就是渔网的网眼，撒网的绳子就是纲，纲举目张嘛！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我讲了好几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谁听啊？没人听。主席还讲了夫人不要当秘书，夫人当秘书不好；也讲了北京军区的华北山头主义，主席咬着牙、打着手势说要把郑维山这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我属于华北管，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问题。主席讲了两个多钟头。我们去的时候主席等着我们，站起来一个一个握手，很尊重同志；走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主席站起来说不能留你们吃饭了，直到我们走出车厢他才坐下。”
在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从38军调1个师到南口。李德生立即部署了1个师的调动。
下午3点36分，毛泽东的专列由丰台出发，驶向北京市区。
4点5分，专列驶入北京站。毛泽东从北京站下车，上了轿车（据张耀祠回忆说：他特意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4点整），尔后安然地回到了中南海。
汪东兴打电话告诉周恩来说，毛泽东已经回到北京了。周恩来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感到很诧异，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呀？”
汪东兴说：
“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我以后当面汇报。”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政局如何变化，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以其大智大勇亲自指挥并演绎出了一个至今让笔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像乘务员岳素花所说的：“‘把专列当作流动的中南海，保卫毛主席的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当时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的誓言。所有工作人员不论冬夏，不分昼夜，只要中南海一声令下，立刻出发。从来没有人埋怨、叫苦，也从没有人讲自己的家庭困难。每一个人都以兢兢业业的工作实践着自己‘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誓言。但事实上，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是毛主席保卫了我们。”此言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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