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议我在议论范仲俺变法之后，是否能讨论一下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已有很多人作过专门论述，邓广铭先生便有专门的著作，我不想重复了。其实困扰北宋前后二次变法的一个共同问题，便是朋党问题，而党争又是中国历史上的老问题。文革时期的全面内战，实际上是派仗，后来讲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名称不同，其实质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争夺权力之争。搞近现代史的朋友，往往忽视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思想和文化的传统，我想不懂得中国古代史，很难深入地理解和剖析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问题，其结果往往是挟洋自重，很难有切合实际的见地。本文想以欧阳修之《朋党论》作为切入点，欧阳修《朋党论》由庆历新政之争执而起，上及汉、唐之党争，下又延及宋代这二次党争中君子与小人之争，是全部党争议论的焦点，也是北宋两次改革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那我们就从欧阳修的《朋党论》开始讨论吧，全文较长，故分为上、中、下三篇。
(上)
欧阳修在庆历三年(1043)撰《朋党论》一文，朋党历来是一个贬义词，欧阳修却想着要把它翻过身来，使其从贬义词转为褒义词。他在《朋党论》开头有这么二段话，其云：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欧阳修这篇文章写给谁看的，是写给当时为君者宋仁宗看的，宋仁宗看到没有，则无以考证，宋仁宗有没有可能接受欧阳修这段议论，也很难直接回答。这里且把问题留下，待以后再说。欧阳修还有一篇文章《唐六臣传论》，我们知道《新唐书》与《新五代史》都是欧阳修所撰，他对唐梁之际感触颇深。他在《唐六臣传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他对朋党问题的认识，在文中痛心疾首地表述自己对朋党问题的观念。其云：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固尝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
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近，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
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与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
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欤。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欧阳修《唐六臣传论》是借唐末白马之祸所展示的这一番议论，比《朋党论》更进了一步，这也有它当时的现实背景。这个问题，同样暂且搁下，留待下文具体说明。
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之开首便讲“朋党之说，古已有之”，那么他的根据在哪里呢?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朋党一说的来源。
朋党一说，较早可以追溯到荀子的《强国篇》，荀子在秦昭公时曾入秦，应侯即范雎问于荀子，“入秦何所见?”荀子回答说：“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子·强国篇》)我们知道荀子是主张人性恶的，他在《性恶篇》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个“伪”是“为”的意思，弗兰西斯•福山把他归入法家了。这里“不比周”与“不朋党”皆出于《论语》，是孔子之言。《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朱熹注：“周，普遍也。比，偏党也。其意为君子普遍厚待人们，不偏袒阿私。小人偏袒阿私，而不普遍厚待。”《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意谓君子严正而不争，合群而不偏袒。那么为臣者“不比周，不朋党”，一心事君便成为君臣关系中为臣所必备的品德，唯有如此，才能君臣一体，上下一心，才能使整个国家机器顺利运转。如果群臣之间出现朋党比周，互相争斗，那么国家机构会出现解体或瘫痪的状态，国家治理便无以言之。然而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想成为一体又谈何容易，这个矛盾在君与臣之间和臣与臣之间始终是一个难以处理好的难题。故在韩非子心目中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关系，他在《扬权》篇说：“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不弑其君，党与不具也。”故一旦臣具党与，那么君位便难保了。其下复云：“有国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贵其家。有道之君，不贵其臣。贵之富之，備将代之。”不大其都的“都”，是指封君之都。《左传》隐公元年：“姜氏为公叔段请京，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備”为“彼”之讹，意即下属的势力地位过高，必然危及君主之安全。韩非子在《孤愤》中称：“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愚污之人，指大臣之党与，相互之间“朋党比周”，便能操纵朝政，以利其党与，那么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便乱套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始皇喜欢韩非的《孤愤》，也许是因为在反对朝廷出现诸臣之间朋党比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因为秦始皇有过与“朋党比周”作斗争的经历，具体讲就是与嫪毐这个集团的斗争。故中国古代的政治秩序，就绝不允许群臣之间出现朋党比周的现象，这几乎成为二千年来政治秩序的基本规则。荀子在《强国篇》讲的入秦所见，便是说明秦国的士大夫之间没有任何朋党比周的现象。关于朋党问题的认识，在《论语》中，孔子说得比较含蓄，偏重于个人品德修养，在韩非子那儿就说得比较尖锐，偏重于政治秩序，把利害关系说得非常明白，显得有些赤裸裸，所以他的论述会得到秦始皇的首肯。儒法在这个问题的观念上有一致的地方，表达的方式略有不同罢了。毛泽东在建国初会见无党派人士时，便从《论语》中引用了“君子群而不党”，是赞扬无党派人士立志于公，在七十年代毛泽东则更加推重法家了。这个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久矣，早在《尚书·洪范》中便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偏袒与朋党是王道之反侧，是政治秩序上的旁门邪道。从观念形态上，无论儒家还是法家，对党派组织都是持排斥的态度。无论哪个王朝的朝堂之上，一旦出现党争的征兆，便是亡国的征兆。故从中央集权这个视角，在思想文化传统上，中国的主流意识自近代以来对西方的多党制与议会道路始终是抱着排斥和对立的态度。
中国有一句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从逻辑推理上讲，君子与小人各以群分而相聚，也就很自然了。《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君子便势必以义而相聚，而小人则势必以利而相聚，那么孔子所言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谓君子聚而不结朋党，小人聚而必然结党营私。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指君子之间相处，各自的政治主张可以有差异，同时对这些差异在处理各种问题的不同侧面或不同结构的过程中，能够使之各得其所。和，即在和谐的条件下，谋求事物的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的争夺。至于“小人同而不和”，是指小人以利相聚，所争者是利非义，因利而起之纷争，扩而大之，往往是利益相关集团之间的纷争，逐渐演化为朋党和派系之争，其所争表面为是非之争，实质是利益分配和归属之争。
孔子还说：“放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那么不仅君子与小人之间难以和平相处，即使小人之间，亦往往因利益纷争而闹得不可开交，这也就是“小人同而不和”的原因。孔子这几点论述成立的话，那么朝堂之上，官僚队伍内部不仅有君子与君子以及君子与小人之间的纷争，而且小人之间亦纷争不断，这样的话为君者要想平息这些纷繁不休的争执就很困难了，其争执之是非一时也难以分辨得清楚。当然，在这样的纷争面前，君子又何以自处呢，那就很困难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以义相聚的君子毕竟是少数，以利相聚的小人毕竟是大多数，所以在政治生活中，团团伙伙，往往是很难根绝的现象。这要看整个社会生活风尚的情况，小人之见比而不周的状况，有时表现得张扬一些，有时则表现得隐蔽一些，在有些人身上更表现为双重人格，在公开的场合表现为“君子”风度，在熟人和小圈子之间则表现为另一副面孔，一旦掀开他的遮羞布，那他们的二重人格便表现得非常鲜明了。这种状况越到偏远地区，越到底层，就会表现得更加赤裸裸一些。越到比较上层的机关，则要更隐蔽一些，但一旦揭开其伪装，往往更加触目惊心。
欧阳修在《唐六臣传论》中还讲到：“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讲了汉末、唐末的党争导致汉、唐的灭亡，为什么是如此?在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朋党比周的现象往往成为官僚集团架空君王权力惯有的社会现象，同时它又成为小人们诬陷和攻击君子的一个口实。东汉末、唐末两次党争的特点相似，朝堂之上是宦官执政，士绅在野议论朝政，结果引起党锢之祸，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结果，导致国家治理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整个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土崩瓦解，为新王朝的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汉书·党锢传序》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换一句话说，朝堂之上是宦官专权，失政于上，而舆论上则是地方上士大夫占了上风，品评朝政，裁量执政，权柄之势倒阿，那么二者之间的争执势必尖锐对立。当时社会舆论上的领军人物是范滂与张俭，海内互相标榜的名士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所谓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八俊之俊者，言人之英也。八顾之顾者，指能以德行引人者。八及之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八厨之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更为犯忌的是这些影响社会舆论的人物，影响太学之学生三万余人。为什么这些人物能有如此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是他们自己行为上的示范效应，二是他们在人物品评上执当时舆论的牛耳，再加上他们之间的互相标榜，在察举的时代，人才的推荐还是要根据社会舆论作为根据，对人物的品评便是察举制度必然的产物。月旦评的许劭便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曹操都要得到许劭的品评也是这个道理。八顾之首席郭林宗，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到河南洛阳交游，见河南尹李膺，二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为太学生所敬崇。他离开洛阳回乡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者，车数千辆。郭林宗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朝廷上有黄琼、赵典荐举其入仕，他不应，加上他“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俨然成为士大夫在野的领袖人物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央权力的下降，是大权旁落的一种征兆，当然是犯忌的事。
东汉党锢之祸的起因，带有偶然性，其导火索是一件小事，当时河内有卜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其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继而有诏赦宥，李膺怀愤而案杀之。而张成早年与宦官想通，帝亦信其占，张成的弟子牢脩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生徒，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于是收执李膺，连累所及当时之士人二百余人。后来虽然赦归田里，但这件事反而抬高了士人的地位。另一件事是张俭的乡人朱并上书中常侍侯览，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于是汉灵帝下令搜捕张俭，因此而牵连了六七百人。故党事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党祸的问题，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一场内斗，地方政权因此而出现裂缝，为黄巾起义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此后外戚与宦官矛盾激化，袁绍诛杀宦官，董卓带兵进京，结果是中央政权瘫痪了，东汉王朝便由此而覆没。朋党比周，反而是小人攻击君子们的一个借口，借此挑起统治集团的内斗，从而撕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故其成为王朝覆灭的征兆。
东汉末的党锢之祸是地方士大夫与朝廷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唐代中后期的党争则是牛李两党之争。牛李党争，是朝堂之上两个士大夫集团形成派系后互相争夺权力的斗争。牛党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集团。两党斗争始于宪宗元和初年，斗争最激烈的时间在唐文宗执政这个阶段。这二个士大夫集团仕进的出身不同，牛党出身于进士科，李党出身于世族的门荫制度，重视经义。李德裕主张罢进士科，反对从进士科选拔官员的办法。他认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目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新唐书·选举志》)所谓公卿子弟，无非是当今之官二代。唐代科考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这些科目以进士与明经为主，而进士科尤为贵重，凡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会通为甲第。唐高宗时，进士加杂文，以辞章取，明经则是填帖，故明经但记帖括，实今之填充题。中进士第以后，要给主考官拜谢，自为门生，李德裕认为这是附党背主，故李党曾多次提出废进士科。唐文宗说：“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由于进士科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而时务策文往往议论朝政，许多矛盾由此而起。《旧唐书·李宗闵传：“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认为其策论合格，并给未中第之考生注讲牛、李之策文，那就变成一起议论朝政之是非了。李吉甫哭诉于宪宗，宪宗为此贬黜相关人员，牛李党争实始于此。李绛是宪宗初比较耿直敢言的大臣，他进士出身，元和初以本官充翰林学士，知制诰，史称：“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耿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他曾经对宪宗讲：“臣历观自古及今，帝王最恶是朋党。”(《全唐文》卷645《李绛对宪宗论朋党》)可见进士科出身的官僚在唐宪宗时便与以李吉甫为首出身于门荫的官僚发生矛盾对立了。李宗闵传叙述双方矛盾：“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从这个过程可知，所谓牛李之间的党争，本质上还是士大夫二派由于出身不同而互以朋党攻击对方，借此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这场牛李党争，从宪宗初开始，一直经过穆宗、敬宗、文宗，到武宗时结束，其中以唐文宗时两党争夺最为激烈。从执政理念上讲，牛僧孺偏重于稳定持重，李德裕则偏重于事功，有进取精神。文宗前期是牛党执政，太和七年时牛僧孺去职，启用李德裕，但李与郑注、李训不和，复启用李宗闵。两党之间，又互相以朋党相指责，在文宗心目中，心腹之患是宦官王守澄，但文宗在牛李两党之中都找不到支持者。
朋党比周不仅表现在朝堂之上，同样反映在宦官身上，唐德宗因朱泚之乱，禁军仓猝不及征集，还京以后便把禁军交给宦官，把神策军交给内官窦文场、霍仙鸣主持，这样便把刀把子交给了宦官，结果连君王的废置也掌握在宦官手中。穆宗以后八世皇帝，为宦官所立者有七世，诸帝之生死都掌握在亲近诸宦官手上，并且皆不得寿终。唐顺宗中风以后失语，后来死得不明不白，在位时间一年不到。宪宗在位十四年，终年四十三岁，死于宦官陈弘志之手。穆宗在位不到五年，终年三十，他是吃药中毒而死。敬宗是穆宗的长子，在位二年，终年十八，他也是被宦官所杀。《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十二月甲午朔。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敬宗死不足惜，他原本就是一个荒唐的皇帝。文宗李昂是穆宗第二子，敬宗之弟，他是宦官王守澄拥立的，从这儿可以看到唐朝中后期诸君之生死大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上。李昂即位时，只有十九岁，他倒还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登临帝位，面临的是前两朝人留下来的积弊，也就是宪宗、穆宗以来的积弊，朝堂之外是藩镇割据，朝堂之上是牛李党争，他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更使他坐立不安的是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王守澄能立他为帝，也能废他杀他啊!坐在帝位的他当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他在位的十四年时间，始终处于岌岌可危的局面，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生存的危机，也是整个王朝生存的危机。他想借助于朝廷大臣以制衡宦官，宰相的位置都是牛党把持着，他只能在翰林学士中找到知心而支持他的人，他找了宋申锡，此人在太和二年拜中书舍人，后为翰林学士，“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尝因召对，与申锡从容言及(王)守澄，无可奈何，令与外廷朝臣谋去之。”(《旧唐书·宋申锡传》)不久加平章事，列相位，但事机不密，很快为宦官探悉，便诬以与漳王谋反。王守澄立即派人去抓捕宋申锡，宦官中有人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前朝讨论议决，最终把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漳王降为县公。文宗明知祸起于己，宋申锡是冤枉的，他也不敢与王守澄正面较量，只能饮泣吞恨。外朝没有可以信托之大臣，他只好从内廷找小人物密谋，这样就找到了郑注与李训。郑注是一个有医术的术士，他是为李愬治伤有效被推荐给王守澄，为王所信用，由王推荐给文宗李昂，而宋申锡的事便是郑注向王守澄告的密。太和八年，文宗有病，他进药方一卷，因而受到文宗宠信。李训名仲言，受李逢吉青睐，给巨资以赂郑注，荐于王守澄。注以药术、训以讲授《易经》，王守澄荐于文宗，此二人受到文宗的信任，这二个人都成为翰林侍讲学士，在文宗周围出谋划策。李训更迁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进入相位。他用密谋的办法，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当时仇士良亦有拥立文宗之功，为王守澄所抑，位未通显。于是以仇士良为神策左军中尉，守澄不悦，两相矛盾。于是唐文宗派人赐酒王守澄，把王守澄毒死了。然后李训想尽诛宦官，设计了甘露之变，说是金吾仗院石榴树夜有甘露，事先李训伏兵在那儿，文宗与仇士良一起前往金吾仗观甘露，先令仇士良等往观，闻幕下有兵潜伏之声，仓皇而还，言南衙有变。于是仇士良拥文宗入内，神策军与金吾卫发生冲突，宦官死伤者数十人，而仇士良率禁兵五百人，出东上阁门，见人就杀。这一场宫廷密谋失败，李训、郑注先后被杀，王涯、王璠、贾餗、舒元舆等宣政殿诸相八人一起被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从唐朝中后期的历史看，帝王虽然是名义上最高权力的象征，无论内廷还是外朝，只要朋党比周之势一旦成型，帝王便成为孤立无援的傀儡，废立由人，只是名义上的君王了。唐文宗不甘于此，在朝堂之上找宋申锡商议，宋申锡被黜，召小人物李训、郑注密谋宫廷政变，同样失败。他清除了王守澄，又来了仇士良，处境更加艰难，没有办法摆脱内外朝朋党比周的局面。《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云：
开成四年，苦风痹，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
唐文宗的状态，是唐代中后期诸君王比较典型的状态。其实仇士良也没有好结果，武宗即位以后，以李德裕为相，仇士良得不到外朝的支持，也只能以疾辞。仇士良在位二十余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恩礼不衰。他临走时，给宦官们交代自己侍奉君王的历史经验，他说：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
可见君王的生活都是在宦寺们摆布下苟且偷安。唐王朝中晚期的元气便在内外朝朋党比周的内耗中消耗殆尽，它的结局只能是同归于尽。这个中央集权王朝之消亡，先是朝臣借外力消灭宦官集团。唐昭宗时，“王室多故，南北司争权，咸树朋党，各结藩帅。”内廷是中尉韩全海挟帝幸凤翔，外朝是崔胤与朱全忠即朱温相勾结，李茂贞在凤翔，而朱全忠称霸于关东，崔胤使朱全忠率师攻凤翔之李茂贞，李茂贞兵败，与朱全忠言和，昭帝返京师，崔胤罢左右神策内诸司等使及在诸道之监军与副监，解除宦官的兵权，内官三百余人同日斩首于内侍省，在诸道监军者，随处斩首以闻。这样宦官被斩尽杀绝，整个王朝的权力转归梁王朱全忠。接下来是白马之祸，朱温以其客将张廷范为唐之太常卿，宰相裴枢认为唐太常卿以清流为之，廷范是朱温客将，不可。朱温由此大怒，于是把唐之朝臣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缙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次年三月，唐哀帝逊位于梁之朱温，故整个唐王朝结束于朋党之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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