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轼词中涉及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那么舒亶所言“苏轼作为歌诗议讪时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熙宁十年(1077)苏轼与王诜相会于开封郊外之四照亭，所作《殢人娇》首句“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那个刘郎便是刘禹锡，而刘禹锡是二王八司马之一。刘诗涉及玄都观看花的有二首绝句，一首是《元和十一年自朗州承召至京师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另一首是《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诗前有序：“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其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两首绝句，给刘禹锡带来了许多麻烦。要理解这两首诗的影响，需要先把刘禹锡生平及其与二王八司马之案的关系弄清楚。
唐德宗前后在位时间长达二十四年，终年六十四岁。唐顺宗李诵在代宗大历十四年即立为太子，做了二十四、五年的太子，这么长的时间，日子不好熬，他在德宗去世时，便已经中风，失去言语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继承了皇位。唐顺宗做太子时，王叔文以棋待诏，这个人棋艺甚佳，德宗让他值东宫。当时宫市之弊引起诸多不满，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卖炭翁》便是讲宫市之害，太子准备在见到德宗时为此时进谏。《旧唐书·王叔文传》载其事，“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王叔文利用这个特殊地位，便向太子推荐未来的人事安排，“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王伾是以擅长书法待诏，入太子宫为侍书。唐顺宗即位时已经中风，不能言语，《旧唐书·宦官·俱文珍传》讲到当时宫内情形，其云：“顺宗即位，风疾不能视朝政，而宦官李忠言与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晔等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故王之权振天下。”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他们还做了几件好事，如“罢宫市”，这是德宗时期的弊政，又放后宫三百人，放后宫及教坊女妓六百人。史称他们执政的短暂时期为永贞革新，永贞是唐顺宗的年号。唐顺宗病情严重，宫廷内部宦官之间矛盾很深，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结构很难持久。于是王叔文想夺取宦官的兵权，这反而激起了宫廷政变，俱文珍与内官刘光琦、薛盈珍、尚衍、解玉、吕如全等谋，建议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然后让顺宗内禅，这样权力便转到宦官集团手上，这事实上是俱文珍等与朝廷权臣勾结，发动的一场政变。王伾、王叔文在政治上失势，刘禹锡等人自然也受到牵连。《旧唐书·刘禹锡传》讲到顺宗即位时，“禁中文诰，皆出于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转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旧唐书·柳宗元传》：“顺宗即位，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会居位不久，叔文败，与同辈七人俱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之来历。二王即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指同时被贬之八人，皆遭贬外出任司马闲职。叔文败，刘禹锡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到了元和十年(818)，“自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由于刘禹锡母亲年迈，当时裴度为之求情，“改授连州刺史。去京师又十余年。连刺数郡。太和二年(828)，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已，复作《游玄都观诗》。”这二首绝句，最刺眼的是前篇之“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后篇“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这就刺激了当时在位者。他不仅不检讨，还要嘲笑当局在位者，而且这二首绝句当时流传甚广，舆论哗然。尽管如此，裴度还是启用了他，后来裴度罢参知政事，刘禹锡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朝廷将他放在东都挂起来，任闲职了，刘禹锡对自己的经历始终愤愤不平。宝历二年(826)，刘禹锡在扬州与白居易相遇，以酒相会，白居易有《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 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乃作《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当年毛泽东用二王八司马之典故，其来龙去脉大略如上所述，它的政治背景是宫廷政变断送了二王八司马的前途，故结果只能是“命压人头不奈何”。但历史最终让人们记得的不是那时得势诸公，反而是八司马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所留下之愤愤不平的作品。毛泽东讲这个典故时，是把满腔同情倾注于二王八司马的。宫廷中的宦者德性如何呢，最直白的还是《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的记载，当仇士良年老退休时，
“中人举送还第，谢曰：‘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众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簿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毬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众再拜。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
仇士良掌宫廷时，在位者是唐文宗，那么唐文宗是什么感想呢?《新唐书·仇士良传》记载：
“开成四年，苦风痺，少间，召宰相见延英，退坐思政殿，顾左右曰：‘所直学士谓谁?’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尔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尧舜主也。’帝曰：‘所以问，谓与周赧、汉献孰愈?’墀惶骇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献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后不复朝，至大渐云。”
这个时候的帝王，就在宦官也就是家奴的控制之下，不得动弹，因为君王废立的权力都在仇士良辈手上。传末讲了仇士良如何训斥唐文宗的故事，
“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
从这一段记述，可知文宗与周墀的对话绝非偶然，《旧唐书》没有这段记载，此为《新唐书》胜于《旧唐书》之处。由此亦可知永贞之变，是王叔文想夺取宦官兵权而引起的宫廷政变，韩愈所修《顺宗实录》所以遭到当时在位者诟病，是因为它多少泄露了那场宫廷政变的秘密而已。毛泽东所以把同情倾注于二王八司马，那也就很自然了。
(四)乌台鞫诗案后苏轼与王安石的交往
苏轼之所以得罪，也是由于“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这句词，后来写《满庭花》那次聚会也是犯忌的。受乌台诗案影响，不仅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驸马爷王诜及与会者均受到影响，“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他人矣。”苏轼是元丰三年(1080)赴黄州(今湖北黄冈)的，当年二月即作《南歌子·感旧》于黄州，其词云：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
所言此恨“绵绵岂易裁”，指的是元丰二年七月因乌台诗案被捕，至年底获释，此事无法忘却。半年眉绿，指的是后续的妻子王闰之这半年也是愁眉未开，为的是挂念狱中的苏轼。明月好风，指诗案之事总算过去了。是人猜，这个案子究竟为了什么?让人猜不透。“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指案子过去以后，受到家人的关怀，自己的心情得以复苏。待君来，指往后能舒心的日子，若“尊前一曲”、“留取曲终一拍”都是为了等待爱妻闰之的到来，一切从头开始。那一年的五月间，苏轼的弟弟苏辙带了其家小到黄州相聚，一个人遭受灾难以后，希望在家中有一个温情的港湾，使自己得以安身立命，这也是人之常情。我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情况，当年我身在监狱，家人对我还是温情一片。
苏轼在黄州对乌台诗案还是念念不忘，他于元丰四年春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仍然在念叨引起诗案的那次西园聚会及王诜的歌妓啭春莺。今录其词于下：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此词是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成为一时传诵之名作，苏轼借杨花飘坠叙说自己对引起乌台诗案的西园聚会之思念。要读懂这首词，关键是下阕首句：“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据邹同庆、王宗堂之《苏轼词编年校注》关于《满庭芳·佳人》一词之笺注，对该词有一段说明：
此词作“佳人”，据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五：“案《西园雅集图跋》：此阕当在王都尉晋卿席上，为啭春莺作也。”王都尉晋卿名诜，尚英宗女蜀国公主，好文喜士，是苏轼的好友，西园是他延东坡诸名士雅集之所。熙宁十年丁巳春，雅集者有苏轼、孙洙(巨源)等人，在此次雅席上，苏轼赋此《满庭芳》给晋卿歌妓啭春莺，此次雅集所绘之《西园雅集图》刘克庄为之作跋：“本朝戚畹，惟李瑞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此图布置园林水石，人物姬女，小者仅如针芥，然比之龙眠墨本，居然有富贵态度，画固不可以不设色哉!二驸马既贤，而坐客皆天下士，世传孙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钗坠’之词，想见一时风流酝籍，为世道太平极盛之候。未几而乌台鞫诗案矣，宾主俱谪，而啭春莺辈亦流落于他人矣。”
那个《西园雅集图》中涉及的人物，有姓名者十六人，故西园雅集在当时文化知识界负有盛名。在乌台鞫诗案中，受牵连的主要是宴席的主人王诜，而啭春莺辈也因此而流落他人。故苏轼《水龙吟》中“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一句，从文字上讲的是杨柳花之飘坠无人怜惜，苏轼内心讲的是西园聚会相关人员之坠落。那句“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郎是指王诜，莺应当是指啭春莺辈，这是借物以喻情。“无情有思”是指世态虽无情，他还在不断地思量西园雅集之事，“恨西园，落红难缀”就为全词直接点题了，“是离人泪”说明作者是含泪思量往日之友人。“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说明有的人已去世了，如孙巨源，有的人则随水飘流，不知流落何方，这是指啭春莺她们。此次从文字上看，都是讲杨柳花之飘坠，是叙景，物景的背后是对离人的思念之情，用“泪”字结尾，可见苏轼对此案之伤痛。
苏轼情绪的转化，那要到元丰六、七年间，苏轼一篇《无愁可解》，上阕有这么二句话，“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著心里。”他已经把往事当作耳旁风了，也不再去为乌台诗案烦恼了，有许多事只能让时间去消磨，事过境迁，不必再为往事挂怀。苏轼命运的变化，也就在这个时候。元丰七年初，宋神宗又想起苏轼之文才，“手札移轼汝州。”苏轼于元丰七年四月一日，在黄州作《满庭芳》词，其序称：“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自黄移汝。”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宋史》本传称：“轼未至汝，上书自言饥寒，有田在常，愿得居之。朝奏入，夕报可。”他还是想回到常州。苏轼此次道经金陵，见王安石，据《王荆公年谱考略》记载，那年七月，苏轼过金陵，“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还，日与公游。”一日王安石、苏轼与王胜之同游蒋山，苏轼有诗《同王胜之游蒋山》，其诗云：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无十里，遗恨恐他年。
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门收画戟，绀宇出青莲(自注：荆公宅已为寺)。
夹路苍髯古，迎人翠麓偏。龙腰蟠故国，鸟爪寄层巅。
竹杪飞华屋，松根泫细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
略彴横秋水，浮图插暮烟。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
《王荆公年谱考略》称：“王胜之，名益寿，河南人，用荫得官，后历知制诰直学士院，连守大郡，至江宁才一日，移南郡，故云‘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这次游玩一直到晚上才返回，故末句称“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全诗写景为主，寓情于景。苏轼另有词《渔家傲·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其词云：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苏轼是在这一年的七月初抵达金陵的，至八月中旬才离去，与在金陵的王安石过往甚密，故王安石亦有《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
金陵限南北，形势岂其然。楚役六千里，陈亡三百年。
江山空幕府，风月自觥船。主送悲凉岸，妃埋想故莲。
台倾凤久去，城踞虎争偏。司马壖庙域，独龙塔层巅。
森疏五愿木，蹇浅一人泉。梲杖穷诸岭，篮舆罢半天。
朱门园绿水，碧瓦第青烟。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
苏东坡有《次荆公韵四绝》，其中称：“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苏东坡离开金陵次日，有书与王安石：“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另一封书信，是苏轼到仪真以后写给王安石的，其中讲到：“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从这些文字，可知苏东坡在金陵与王安石往还甚为欢悦。《宋史》本传中讲苏东坡与王安石在金陵的谈话，皆据《邵氏见闻录》，并不可靠，苏轼与王安石之间还是君子之交，并未计较往日之口舌，为人还是要宽以待人。
神宗崩，哲宗继位，召轼为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当年苏轼与司马光善，时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时议“三年无改于父道”，实际上是不能全盘否定新政，司马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于是罢保甲、废市易，而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西戎之议未决司马光声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苏轼对此表示异议，《宋史》本传称：
轼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苏轼这一番言论还是对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强调循序渐进是有道理的，古代是如此，现代同样如此，中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如今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大家已经习惯，要倒回去也难，只能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必要的弥补，想办法缩小两极分化，在改善人民生活上下一点功夫。最近证券市场的异常波动，也许与过猛推行做空机制、强化杠杆效应有关，IPO的注册制只能慢慢来。由此亦可知市场机制的变革，不能求之过激，西方行之有效的东西，对东方不一定有效。这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案例，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不能轻举妄动，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动摇，还是要以稳定为主，逐渐推进，凡事欲速则不达。苏轼优于王安石及司马光的地方，就是他始终能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批评那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他不跟风，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在朝廷中与政见相左的正直大臣相处，公私分明，能保持君子风度，私下则宽以待人。乌台鞫诗案这件事，他当然是极为伤痛，但也不是放不下，过了几年便不再提及。对于李定、舒亶、何正臣这类小人，还是要保持几分警惕，这些小人每个时代都有，我也见过不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不识大局，只谋私利，一有机会便阿谀奉承，中伤善良，骑在别人头上向上爬，一旦得势，他们干不成一件像模像样的实事，更甚者还要作威作福、中饱私囊，如舒亶便是一个贪污厨钱的家伙。(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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