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一般劳动群众所遭受的压迫在世界上也属于最残酷的之一。这些，是许多初步觉悟的左翼进步青年和工人积极分子都了解的。但是，在控诉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同时，许多左翼进步青年和工人积极分子往往会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资本主义发展不仅造成了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条件，而且也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乃至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条件;或者，对于后一个方面，仅仅有抽象的、模糊的理解，而没有具体的、确实的理解。
熟悉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典著作的同志都知道，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无产阶级终将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这段经典论述里，马克思首先指明了，资产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也就是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条件又是“雇佣劳动”，也就是说，大批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如何保证工人的劳动力价格不会上升到严重威胁资本家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水平呢?这取决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这就是说，只有在工人之间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的、手足相残的竞争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地削弱工人的斗争能力，进而保证资本家的利润率和资本积累。要造成这种恶性的“工人的自相竞争”，一方面要破坏工人的组织，另一方面要保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就是说，用数量巨大的失业半失业工人队伍来威胁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队伍，迫使后者接受低廉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中，“产业后备军”经常采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形式。
但是，“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批农民、手工业者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和服务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无产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
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导致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且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造成了一系列有利的条件。首先，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劳动者在居住和劳动场所的集中。“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矛盾又不可避免地“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随着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的阶段，无产阶级必然要“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预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以及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组织，而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又必然造成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力量的下降。这一进程不断地进行下去，最终必然导致“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才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从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过程是曲折和复杂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同地理区域，无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斗争进程大约可以分为下面的几种情况：
(1)北美、西欧等核心国家
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尖锐。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工会运动得到发展，西欧许多国家建立了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出现过革命形势，英、法、美等国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位于北美和西欧的核心国家普遍采取了一些对工人阶级让步的政策，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工会运动大幅度发展，在大公司和工会之间建立了所谓“集体谈判”的制度，一度造成了资本积累高速发展、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双赢”局面。
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工会、福利国家等制度客观上为工人阶级力量增强造成了有利条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涨的局面。高涨的工人运动，导致了资本家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导致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积累危机。
为了克服积累危机，西方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实施了反扑，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打着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旗号来达到打击工会、破坏福利国家的目的，进而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以恢复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
在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反动的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将大量的制造业生产过程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利润。另一方面，核心国家将资本从传统制造业逐步转移到金融、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业，继续占有全球产业链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通过这种新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核心国家的利润率恢复并且高涨，资本积累重新活跃起来。
(2)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等半外围国家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期间，主要核心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资本严重过剩。苏联和一些拉丁美洲大国成为当时全球资本转移的主要受益者，分别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进程。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苏联、东欧、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新一代城市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开始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东欧、拉丁美洲开始出现政治动荡。
当时，半外围国家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从全球资本转移中所获得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高度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体系下，半外围国家(包括苏联)不可能挑战核心国家对世界大部分剩余价值的垄断。另一方面，半外围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已经变化，新兴的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更多的权利，而这些都意味着积累成本的大幅度上升。
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上述矛盾只有通过对半外围国家的原有积累结构(包括“社会契约”)进行重大调整，严重挫败半外围国家的工人阶级，从而大幅度降低积累成本，才可能得到“解决”。
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半外围国家克服七十年代的积累危机又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智利模式”，也就是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的模式，通过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和各进步党派，为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所指导的新自由主义实验扫清道路。二是“民主化”模式，这是前苏联、东欧等国采取的主流模式。
在“民主化”模式中，面对日益高涨的、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主化要求，原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摇身一变成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主要来源，然后通过政治“民主化”来拉拢小资产阶级、麻痹工人阶级，在政治混乱中，一举撕毁原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同时剥夺工人阶级原来享有的大部分社会福利。
到了本世纪初，东欧各国实际上成为欧盟体系中廉价劳动力的主要供应地;俄罗斯、拉丁美洲则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产地。
(3)中国
在经过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危机以后，中国的上层统治集团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达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开放”的共识。城市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迷茫并且孤立。在剥削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外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对属于社会主义残余的国营企业构成了包围。九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以传统工人阶级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本世纪初的十年，是中国资本积累空前繁荣的十年。然而，也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表4.1说明了1990年以来中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情况。从1990年至2013年，中国的农业劳动者的数量从3.8亿减少到2.4亿，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从58%减少到30%。农民工的数量，从1990年的1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2.7亿;加上城市正式部门就业人员，广义的雇佣劳动者总数从1990年的2.6亿增加到2013年的4.5亿，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从40%增加到56%。
如果去掉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再加上城镇失业人员，则广义的无产阶级数量，从1990年的2.4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4.3亿人，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从37%增加到了55%。在中国历史上，无产阶级第一次占了人口的大多数。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传统工人阶级退却和失败的时期，本世纪初是新一代无产阶级酝酿和发展的时期;那么，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则出现了工人阶级力量不断上升、资产阶级力量不断下降的势头。这种势头已经在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了反映。
图4.1说明了1990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变化的情况。1990-1997年，中国的工人阶级遭遇到历史性挫败，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47%下降到32%，资本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31%增加到45%。2000-2010年，中国进入资本高速积累时期，阶级关系相对平稳。这一时期，劳动收入份额基本上稳定在34-35%，资本收入份额基本上稳定在38-39%。2010年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萎缩，阶级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的重大变化。到了2013年，劳动收入份额跃升到了41%，资本收入份额则暴跌到3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客们、精英学者们惶恐地谈论着“中等收入陷阱”、“民粹主义”等可怕的前景。
作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中国承担着在剥削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基础上为欧美核心国家充当主要制造业生产基地的职能。但是，资本积累的客观进程导致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能力的增强，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分化。随着资本积累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斗争能力还将进一步提高，并提出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这些要求，将在不远的将来超出中国现有的积累结构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和更广泛的社会危机。
中国未来危机的出路，大约有以下几种可能的前景：
(甲)通过“产业升级”，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核心国家，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决定了，体系内的财富必然高度集中在占世界人口少数的核心国家手中。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排除了中国上升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国家的可能性。现实情况是，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和利润率都在迅速下降，说明所谓“产业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由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斗争力量增强所导致的积累成本上升的速度。
(乙)复制“智利模式”，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将工人运动残酷镇压下去，恢复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这样一种策略，包含着几个方面的问题。更加血腥的军事独裁统治是否会比现行的、较为开明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更加有效?完全不加遮掩的军事独裁统治是否会激起劳动群众乃至社会各阶级更加全面的反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要部门的经济体来说，大规模镇压是否有效、是否代价太大?
(丙)复制“民主化”模式，以民主换(取消)福利，通过政治上的形式民主来剥夺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福利、降低积累成本
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来说，这样一种策略，也存在着大量困难。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受到血汗工厂式的剥削，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和政治权利;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相当一部分也处于权利缺失、劳动力再生产成本高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了政治“民主化”或者其它形式的政治失控局面，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包括要求结社的权利以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等，从而加深原有的积累危机。
(丁)大规模资本转移，寻求新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地和制造业生产基地
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原在中国的制造业资本向东南亚、印度等地转移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转移尚未减缓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速度，也尚未产生削弱中国工人斗争力量的效果。
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要在中国以外，寻找到一块与中国的劳动力规模相当、廉价劳动力充沛并且具备其它资本积累条件(基础设施、政治制度、国家能力等)的地理区域，几乎是不可能的。
长远来说，向中国以外的大规模资本转移，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导致被转移地区无产阶级队伍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高涨。
(戊)向社会主义过渡
综上所述，如果中国在未来发生经济危机和更广泛的危机，要在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条件下重组积累结构，将是困难的。
在未来阶级斗争的实际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将在反复的斗争、暂时的挫折和许多局部的胜利中不断地得到经验教训，受到教育，并取得进步。当绝大多数劳动群众都认识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将无法在现存积累结构(也不可能在任何其它的资本主导的积累结构)下得到满足的时候，群众斗争就必然要超越现存积累结构所规定的界限，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新的社会主义将不再是剥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将全社会的经济剩余服务于资本积累;而是在剥夺资本以后，将经济剩余置于全社会的民主控制之下，并在此基础上满足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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